德國女導演沒錢也敢拍片，狂懟鄉村那點事，連電影節都服軟

如今已在柏林德國電影電視學院任教授的曼蒂涅，在這些對談中始終展現出充分準備、富有共情力的一面，也樂于分享自己的經驗與分析。即便不是專業人士，也能從中獲益。

如今，這個顯然頗為耗費心力的項目即將畫上句號。不過，在最后一屆活動中，電影節團隊在藝術總監馬克薩·措勒帶領下想出了一個極好的主意：把對談的方向反過來，讓曼蒂涅本人作為被致敬者，系統回顧她的職業道路與創作實踐。

于是，在科隆奧迪翁影院里，曼蒂涅連續四小時與四位來自她不同創作階段的昔日合作伙伴展開對談。她談到自己早年與埃里克·侯麥合作時的經歷——那時她是法國僅有的三位女性攝影師之一；也談到自己后來為何對紀錄片產生濃厚興趣，因為在她看來，紀錄片能賦予攝影工作更大的自由，也意味著更重的責任。

這種建立在團結基礎上的經驗交流與彼此認可，恰好與今年“焦點”單元的主題思路相呼應。該單元以“共同土地”為題，討論“共同體”這一概念。“共同土地”對應德語中的“公地”，指的是一個社會中超越個人產權、由集體共同使用的資源。這是一種財產形式。從歷史上看，尤其在歐洲，隨著資本主義興起，許多這類資源逐漸被轉化為私人財產。

本屆女性電影節還通過視頻連線邀請到研究者西爾維婭·費代里奇。二十年前，她曾在重要著作《卡利班與女巫》中探討原始積累與女性受壓迫、以及當時獵巫運動之間的關聯。

與她一同參與對談的，還有“焦點”單元策展人貝蒂·席爾，以及希臘導演阿西娜·拉謝爾·燦加里。后者的反烏托邦小說改編電影《收獲》曾在去年的電影節競賽單元展映。這部作品講述蘇格蘭一個村莊在新興資本主義沖擊下逐漸瓦解，也正是它啟發了今年這一主題的形成。

多部有力的紀錄片同樣把鏡頭對準殖民主義，將其視為資本主義歷史形成的基礎條件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它們也聚焦于人們如何奮起反抗。

在《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自由》中，導演齊皮·基蒙杜和米娜·南吉記錄了肯尼亞傳奇獨立斗士德丹·基馬西與穆卡米·基馬西家族的故事。片中，這對斗士的女兒一方面為父親奔走，試圖尋回這位于1957年遭英國人殺害者的遺骸；另一方面，她也組織起一場社會性的土地歸還運動，爭取讓那些曾被剝奪土地的茅茅戰士后代重新獲得土地。

費代里奇與燦加里的對談后來也談到植物學這一話題，具體落點則是集體占地和城市社區花園。兩人表示，在全球南方的一些地區，這些空間正在成為新社會運動的聚集點。

如果把視野再放寬一些，那么女性電影節本身——這個不久前還一度被宣告“過時”的形式——或許也可以被看作一種集體項目，是全球互聯的新型“公地”之一。席爾在開場介紹時最喜歡說的一句口號是：“辦成一個電影節，需要整個村莊一起出力。”

即便每天都被各種令人不安的新聞包圍，本屆劇情長片競賽單元選出的八部作品，依然以女性之間的團結與反抗作出回應。

例如《農奎》講述了厄瓜多爾亞馬孫低地一個原住民社群的故事。導演貝雷妮絲·貝尼特斯在片中呈現了這個社群如何與大地之靈并肩，對抗迫在眉睫的礦產開采。

雅克琳娜·揚森在沒有官方資助的情況下拍攝完成的下萊茵地區鄉土電影《六周祭》，本身就是一種抵抗行動。這部影片在多個電影節上表現亮眼。

而今年的獲獎影片《上帝不會幫忙》也如片名所示，講述了兩個女性在一個狹窄、父權色彩濃厚的鄉村共同體中彼此扶持的故事，導演是哈娜·尤希奇。

在埃爾福特藝術家、前東德反對派人物加布里埃勒·施特策的狂放短片《圣維特之舞／歡躍之舞》中，反抗則以身體的方式直接顯現在城市空間里。她讓朋友們在城市的廣場和圍墻之間自由、恣意地起舞，有時甚至赤裸身體。

在科隆，這一表達后來也以稍顯克制、但依然有力的形式被重新演繹：在市中心路德維希博物館與大教堂之間，一場面向公眾的露天共舞表演再次把這種抵抗精神帶入現實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