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肖永銀突然招了許多娃娃兵，許世友知曉后夸贊：做得好

1958年深秋，北京軍事博物館籌建辦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員向肖永銀少將請教上甘嶺的參觀線路。聽到“12軍犧牲了多少人”這個問題，他沉默片刻，只淡淡答道：“四千五百，名字都在這張紙上。”屋里瞬間安靜。那一刻，人們才意識到他對“兵”的珍視遠非口頭。九年后，他為一群十三四歲的孩子頂住壓力，正是同樣的出發點。

1935年初春，紅四方面軍在大崗山鏖戰。團部里一片忙亂，17歲的號兵肖永銀趁隙請命，把兩個連從側翼掄了下去，沖翻川軍陣地。山坡另一端，一顆子彈穿透他的左肺，團長張昌厚原打算就地安置傷員，軍長許世友路過，只丟下一句：“舍不得，抬著走。”擔架就一路隨大部翻雪山過草地。后來肖永銀常說，若沒有那句“抬著走”，他的人生早已停在雪線上。

1949年11月，二野左路大軍逼近綦江。時任12軍副軍長的肖永銀黃昏在街口遇到幾名搬運工，得知胡宗南部已部署重慶外圍。他馬上改變原定東線渡江計劃，建議部隊西移，打重慶“后脖頸”。電報飛往劉鄧前指，兩小時即獲批準。夜色中，35師、36師繞到白沙以西橫渡，大霧掩護下強攻江岸，胡宗南江防被撕開缺口。重慶城防隨之崩潰。后來提起此役，李震只抖一句：“主意出的快，擔子挑得住。”

1952年10月，上甘嶺炮火連天。志愿軍三兵團決定把已鏖戰多日的15軍換下。肖永銀領著12軍31師進陣地，卻堅持“歸15軍指揮”，理由很簡單：“陣地是人家的，槍口一致，心也要一致。”王近山原本急躁，最終還是點頭。兩軍指揮所并列坑道，作戰命令互通，31師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高地上硬頂31天，把敵人推進不了一寸。布滿硝煙的山體，后來被美軍飛行員稱作“鋼鐵疙瘩”。

時間來到1967年盛夏。南京軍區裝甲兵營門口，突然涌進一批娃娃臉的新兵。最大的17歲，最小的剛過13歲。命令來自裝甲兵司令員肖永銀：“干部子弟，家庭成分不行的，先收進來。”他把孩子們分到各連，規定白天正課、晚上文化課，甚至請來了軍區話劇團老師教朗誦。有人質疑：年齡不達標，身體也沒練出來，怎么過驗收？他擺手：“娃娃會長大，給時間，比給槍更穩。”

同年秋，總參一紙電報下到南京：“核查新兵，合格留，不合格清退。”軍區一片愁云。有意思的是，肖永銀并未忙著“清”。他抓著文件里的“夠格”二字琢磨半天，扭頭對參謀長說：“把訓練成績、文化考試、政治表現一條條寫進去，全寫‘達標’，合格率百分之百。”參謀長愣住：“真這樣報？”他咧嘴：“合規不違規，誰能說孩子幾年后不是好兵？”

報告飛北京，回電竟未再提“清退”二字。半個月后，許世友到無錫視察，肖永銀特意趕去匯報。聽完過程，許世友眼睛瞇起，抖著京片子笑道：“做得好！”一句肯定，等于給娃娃兵蓋了章。幾年后，這批孩子大多成了坦克車長、連隊骨干，不少人在1979年南疆反擊戰中立功。史料里能找到他們的名字，卻再難看見當年稚氣的臉。

外界以為肖永銀“頂風作案”，其實他一直按規矩行事，只是對“人”多放了一份耐心。紅軍時期，一個新兵能在關門口活下去已屬不易，招兵難的記憶刻進了他的骨子。上甘嶺，他用一座山證明“兵可貴”；裝甲兵時代，他用一群孩子繼續說明同樣的道理。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病逝南京。守靈室里，肖永銀沉默良久，紅著眼角對遺體低聲：“老王，我來送你。”再無旁言。八年后，劉伯承追悼會名單初稿竟漏了他，劉帥夫人當即補報。趕到八寶山，他伏在靈柩前哽住，片刻才擠出一句：“劉帥，肖永銀報道。”白發將軍失聲痛哭，場內再無人發聲。

2002年4月29日凌晨，南京軍區總醫院病房燈未熄。85歲的肖永銀招來子女，每人遞上一冊《百戰將星肖永銀》，封皮已翻舊。他說得輕：“這是爹能留下的。”第二天清晨，心電監護儀歸零。翌年夏天，裝甲兵某旅在雨花臺訓練場舉行新兵授銜儀式，最前排十二名老兵胸口別著“1967”字樣的紀念章，他們當中，有人正是當年那批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