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讓人痛恨的3位奸臣，蔡京、高俅和童貫，正史上結局如何

1126年臘月初三，寒風灌進汴京御街。一個年邁的街卒小聲嘀咕：“若非朝中幾個佞臣折騰，咱老百姓至于連碗熱粥都喝不上？”一句抱怨，在瓦雪間飄散，卻把目光拉向同一批權臣——蔡京、高俅與童貫。小說《水滸》里，他們是逼梁山好漢走投無路的罪魁；史書里，他們更直接推動了北宋覆亡的車輪。古今兩幅畫像重疊時，結局卻并非一筆帶過的“惡有惡報”，其中曲折，值得細看。

翻檢官方檔案，三人里年紀最長的是蔡京。1047年生于安州，1070年殿試高中，早年文名不算突出，卻能察言觀色。王安石變法后，他既附議新法，又暗留后路，官海浮沉十余年，每一次轉折，都踩準了皇帝心思。1102年二度入相時，宋徽宗剛沉迷書畫，蔡京獻上一卷《瘞鶴銘》摹本，附言“臣無以報陛下，惟勤翰墨”。徽宗龍顏大悅，太師銜就此落袋。

身居百官之首后，蔡京所推“和買法”“花石綱”花樣翻新。前者將大宗民間物資低價收歸官府，后者專為御苑搜羅奇石木材。數年間，運河兩岸百姓怨聲四起，北方金軍卻趁虛南下。有人說蔡京一味斂財，其實他更在乎權。每一次奏章，必先列“朕圣斷”，把責任推給皇帝；這招卸責術，后世奸臣多有模仿。1125年靖康兵臨城下，宋欽宗先除“六賊”，蔡京被貶雷州，再貶儋州。年逾八旬，走到南雄道死于瘧疾，棺木不得回鄉，身后只余一紙“葬路旁”詔令。

童貫與蔡京不同，他本是宮苑閹人，歌舞班領班，以一出《功臣醉歸》逗得太上皇高興，被徽宗點名“可用”。1081年前后，他隨內侍監出使西夏，才見兵馬，看圖紙自學排兵。1107年受命整軍“西征”，拿下昊州、利州，朝廷視為大功。有人評價：“童貫會演戲，戲里有真刀。”他也確實懂得借戰功筑地位，所以才與蔡京形成利益同盟。

然而邊地勝仗不能掩蓋遼夏交界的軟肋。1118年，童貫奉旨北伐遼國，一路高調張揚，未至薊州便遭伏擊。九邊守將報：“軍中亂箭如雨，樞密使先行遁。”此役之后，童貫威望陡降，但蔡京尚在，烏紗照舊。蔡京倒臺的第二日，宋欽宗下旨追究舊賬：“欺君罔上，斬于市曹。”童貫押赴通衢口，傳說臨刑前仍喊“臣有密奏”，刀光落下，密奏也隨血水消失。

至于高俅，出身貧寒，比蔡、童都晚進政壇。他擅踢毬，善逢迎，原是王府伴當。徽宗即位前常在汴京東華門練蹴鞠，高俅一次傳球落點精準，贏得稱贊，“此人可管教頭”。就這么一句話，高俅從此步入軍旅通道。1102年任殿前副指揮使，1117年升樞密副使，1120年加太尉，掌全國禁軍。

《水滸》把林沖、王進的不幸推給高俅，史實中他對軍紀松弛難辭其咎。太尉本應統籌邊防，可他忙于經營私宅、搜羅古玩。史料記載，建炎初年，禁軍點檢時“器械皆銹，號令多廢”。高俅也追隨徽宗南逃過半程，傳到江州時忽然折返，自稱“護留京師”。結果欽宗繼位，急需熟悉兵馬之人，權衡利弊，沒有深究，反封他安國公。1126年三月，金軍二次圍汴，高俅病逝府第，年僅六十出頭。未議罪，卻也無碑無祭，算不上真正善終。

三人既是同僚，又互為籌碼。蔡京用童貫的兵權撐住自己；童貫靠蔡京的相位討封賞；高俅想擠進核心，只能借兩人庇蔭。權力鏈條緊密，卻漏洞百出。遼夏金三面威脅，朝廷卻把資源投入花石綱、宣和畫院與球場。這并非三人一己之過，但三人把危機推向高潮，難逃共業。

《水滸》寫梁山時特意安排“童貫征方臘、高俅征梁山”，把朝廷的軟弱投射給個人。真實歷史里，官軍與江湖并未正面纏斗，梁山泊雖于北宋末年確有水匪聚眾，卻早被各地提刑司剿滅。可小說選擇影射，也正因為蔡、童、高三人的行事方式讓民間痛恨：搜刮的是錢糧，拆毀的是信心。

書法家蔡京留下墨跡《飛白千字文》，價格高到后人咋舌；宦官童貫獻上的戰利品《出師頌碑》碎片，如今散落多地；而高俅最喜歡的蹴鞠，好端端變成“高俅球”。遺憾的是，這些文化符號再精彩，也抵不過兵甲失修、倉廩空虛帶來的國祚崩潰。

有人議論：若三人功罪兩相抵，是否仍應稱“奸臣”？史家沒給絕對答案，卻留下精確年表——蔡京死于1126年1月，《靖康稗史》錄“病骨如柴，儉車草席而終”；童貫死于1127年正月，《宋史·列傳第二百七十》寫“臨刑仰天失聲”；高俅死于1126年3月，《續資治通鑒長編》記“私第門閉三日，有司乃得訊”。三個不同的殯儀場景，折射了北宋末年的殘敗氣息。

至此，小說里被“毒酒鴆殺梁山好漢”的陰狠形象，與史實中被貶、被斬、被棄的尷尬處境并排擺出。無論讀者站在哪條敘事線，看見的都不是黑白分明，而是權力錯綜、政局搖擺。汴梁城頭的寒風吹過九百年，再想那句街卒的抱怨，仍覺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