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選戰變天，能換下古特雷斯的人出現，中方：不準有官僚主義

誰來接手這個被稱為“全球最難干的差事”？這事兒最近終于有了實質性進展。

當地時間4月21日至22日，聯合國新一任秘書長的遴選進入了實質性的“面試”階段。目前浮出水面的四位候選人，分別是智利前總統巴切萊特、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格羅西、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格林斯潘，以及塞內加爾前總統薩勒。

上一任拉美籍秘書長，是 35 年前的德奎利亞爾。按慣例，接替西歐人古特雷斯的，本該是拉美面孔，所以才有了三位拉美候選人。

但在大國博弈面前，規矩常常是用來打破的。

而且這次遴選，和往屆比，有 4 個關鍵變化，直接定了這場角逐的新規則：

第一，聯大首次在正式決議里，明確鼓勵提名女性候選人，把性別平等放進遴選核心考量。2025 年 9 月聯大通過的決議，專門寫了 “鼓勵會員國大力提名女性候選人”。聯大主席、現任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多次公開支持女性參選。

聯合國成立 80 年，從沒出過女性秘書長。這次，女性候選人拿到了前所未有的輿論和制度優先支持。

第二，首次用決議明確了候選人硬門檻，告別了過去模糊的參選要求。

評判標準，第一次變得清晰可查。

第三，遴選透明度創歷史最高。

這次強制要求，所有正式候選人必須參加聯大全程直播的互動對話，每人要完成 3 小時公開陳述、答問，接受 193 個會員國的質詢。

往屆選舉，大多是閉門磋商，公開互動只是可選環節。

第四，地區輪換慣例的博弈，比往屆激烈得多。

一邊，聯大決議重申區域平衡，拉美 “順位” 拿到多數會員國認可。另一邊，非洲國家集體發聲，要打破慣例爭資格。

美國也表態，傾向“擇優錄取”，不死守地區輪換。這個延續幾十年的老規矩，這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這四個人，履歷都足夠亮眼。巴切萊特兩度出任智利總統，當過聯合國人權高專，政治分量最重。格羅西管了國際原子能機構六年，在扎波羅熱核電站危機、伊朗核談判里，展現了極強的穿梭外交能力。格林斯潘在促成烏克蘭糧食外運協議上，出過實打實的力。

但現實很殘酷。

候選人在聯大耗時3小時宣講施政理念，實際作用有限。聯合國秘書長的最終人選，關鍵掌握在安理會五常手中，大國態度才是決定性因素。

按《聯合國憲章》，秘書長人選，必須先過安理會這一關。15 個理事國，至少要拿 9 票。更致命的是，五常擁有一票否決權。只要有一個大國看你不順眼，履歷再漂亮，也直接出局。

既然說到了五常擁有一票否決權，那必然要提一下美國。

按照《聯合國憲章》第19條，欠款超過前兩年應繳總額的會員國，將被剝奪聯大投票權。美國目前正踩在這條紅線的邊緣。

但就是這樣一個最大的“老賴”，卻在秘書長選舉中表現得最為強勢。美國不僅高喊要打破地區輪換、進行“全球擇優”，其駐聯合國代表更是頻頻放出風聲，強調下一任秘書長必須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

這種“欠著錢還想當裁判”的做派，直接體現在了對具體候選人的打壓上。

今年3月，28名美國共和黨參眾議員聯名致信國務卿魯比奧，給領跑候選人巴切萊特貼上“支持墮胎極端主義”的標簽，要求美國政府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將其封殺。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巴切萊特在擔任聯合國人權高專期間，曾公開批評美國的“結構性種族主義”，這讓華盛頓如鯁在喉。

面對美國的強硬狙擊，再加智利本土撤回提名的被動處境，拉美陣營沒有坐以待斃。巴西總統盧拉在4月中旬專門飛往歐洲，接連訪問西班牙、德國和葡萄牙，核心任務之一就是為巴切萊特拉票。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局勢看，巴切萊特是目前勝算最大的一位候選人，她完全契合拉美地區輪換慣例，也踩中了女性候選人的優先導向。既有國家元首的執政經驗，又有聯合國高層任職經歷，國際聲望和斡旋能力最突出，最有可能成為聯合國首位女性秘書長。

巴西的算盤打得很精：力推拉美人選坐上聯合國秘書長之位，既能幫整個拉美，穩住全球多邊舞臺的話語權。也能為巴西日后沖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提前鋪墊、積攢籌碼。

如今國際格局兩極分化明顯。一邊是動輒動用否決權、長期拖欠會費的少數西方大國，固守霸權思維。一邊是不斷抱團聯合、謀求公平發展的全球南方國家，訴求愈發強烈。

一場秘書長人選的競爭，表面是職位角逐。本質，是單邊霸權和多邊公平規則的正面較量。

拋開人事爭奪不談就能看清，聯合國當下的深層困境錯綜復雜。

比起誰來當新一任秘書長，組織自身的制度僵化、治理失靈等危機，才更加棘手嚴峻。

古特雷斯在今年初已經發出了近乎警告的催款信：如果資金狀況得不到改善，聯合國的常規預算可能在2026年7月前徹底枯竭。

沒錢，就意味著維和行動被迫縮水，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發不出去，甚至連聯合國總部的基本運轉都成了問題。

缺錢只是表象，行動力的匱乏才是聯合國的致命傷。

在加沙的廢墟前，在烏克蘭的炮火中，聯合國往往只能開會、表態、出決議，卻無法實質性地阻止沖突蔓延。當安理會屢屢陷入僵局，當決議停留在紙面上，成員國對聯合國的信心自然會流失，繳費的意愿也就隨之下降。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聯大通過“聯合國80周年改革倡議”決議草案時，劃出了一條清晰的紅線。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在發言中明確強調：改革應務求實效，力避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力避重蹈機構疊床架屋等積弊。

中方口中的“官僚主義”，精準刺中了聯合國的結構性病灶。

在當前的聯合國系統內，一個全球性議題往往被拆分到十幾個不同的基金、計劃署和專門機構中。大家各自開會、各自寫報告、各自申請預算，協調成本極高，真正的執行落地卻無人負責。委員會開會像流水線，預算花銷像黑洞，落實卻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

當財政緊縮迫使核心救援項目停擺時，一些冗余機構的維持費用卻仍在照常支出。

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迎合某些大國“削減預算”的政治口號，而是為了提質增效。更重要的是，聯合國三分之二的成員國是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才是他們最迫切的訴求。

改革必須把資源傾斜到發展議程上，而不是讓少數大國的安全議題擠壓全球南方的生存空間。

巴切萊特、格羅西、格林斯潘，無論這幾位候選人中誰最終突圍，或者在幾個月后又冒出新的折中人選，新一任秘書長接手的都將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

中方那句 “不準搞官僚主義”，既是點破了聯合國當下的毛病、給它敲了警鐘，也是對下一任秘書長的明確期許。

人可以換，但聯合國該走的正道不能偏。這個全球最大的多邊機構，絕不能淪為少數大國博弈的私產。它必須，也只能對全世界的廣大國際社會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