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連接子越穩定越好？臨床數據說：不！！

在抗體藥物偶聯物（ADC）的研發領域，長期以來存在一個近乎被奉為圭臬的信念 ：連接子越穩定，ADC的療效就越好、毒性就越低、臨床成功的機會就越大 。然而，一篇發表于2026年、來自Zymeworks公司研究團隊的綜述文章《Re-Evaluating Antibody–Drug Conjugate Linker Stability: Assessment, Interpretation,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系統性地挑戰了這一傳統觀點，通過對已上市和臨床階段ADC的深入分析指出，連接子穩定性與臨床結局之間的關系遠比人們想象中復雜， 單純追求連接子穩定性的增加并不能保證更好的臨床效果 。

連接子不穩定的兩種類型：抗體-連接子失穩與連接子-藥物失穩

要理解連接子穩定性問題，首先需要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失穩機制：

抗體-連接子失穩 是指連接子與抗體之間的化學鍵發生斷裂，釋放出完整的藥物-連接子復合物，后者通常需要進一步的代謝才能發揮毒性或抗腫瘤作用；

連接子-藥物失穩 則是連接子與細胞毒性藥物之間的化學鍵在血液循環中提前斷裂，直接釋放游離的活性藥物分子進入血液。

這兩種失穩機制都會導致ADC的藥物抗體比（DAR）隨時間下降，但產生的分子物種不同，對藥理學和毒理學的意義也有顯著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獲批的19款ADC中有11款采用了基于馬來酰亞胺的連接子，這類連接子在血漿中一周內會脫落約50%的藥物-連接子，而sacituzumab govitecan則同時存在兩種失穩機制。

評估連接子穩定性的方法陷阱：相似的血藥濃度不等于連接子穩定

評估ADC連接子穩定性的方法多種多樣，但每種方法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錯誤解讀 這些數據是導致行業對連接子穩定性產生誤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過 比較總抗體和ADC的血藥濃度來推斷連接子穩定性 是一個常見但危險的做法——對于 高DAR值（如DAR8）的ADC 而言， 即使連接子明顯不穩定，從DAR8完全轉化為無藥物連接的抗體需要多次解離事件 ，因此在較短的檢測窗口內總抗體和ADC的濃度曲線可能高度相似，給人以連接子穩定的假象。

例如，trastuzumab deruxtecan（T-DXd）最初的研究曾錯誤地報告其連接子在循環中穩定，然而后續深入分析表明該ADC通過馬來酰亞胺解離在一周內喪失50%的偶聯藥物、三周內喪失75%。更直接的評估方法是使用 質譜技術直接測量血漿或血清中DAR隨時間的變化 ，但這種方法在臨床樣本中因存在內源性免疫球蛋白而面臨技術挑戰。

體外游離藥物釋放測定的局限性：遺漏了最重要的失穩途徑

僅依賴體外血漿中游離藥物釋放的百分比來評判連接子穩定性 ，是另一個容易被誤導的做法。這種檢測方法只能捕捉 連接子-藥物失穩（即直接釋放完整游離藥物的過程） ，而完全無法檢測抗體-連接子失穩或不涉及完整游離藥物釋放的其他生物轉化途徑。

正因為這個原因，多項研究錯誤地得出了T-DXd在血漿中穩定的結論，原因是其在21天內體外釋放的DXd百分比很低，然而這些研究完全忽視了馬來酰亞胺解離這一主要的降解途徑。

對于基于MC連接子的ADC而言，體外實驗只反映了封閉體系中的內在解離速率，而在體內開放體系中，平均DAR的下降不僅受內在解離速率影響，還受到高DAR物種因疏水性增加而被更快清除的影響——這解釋了為何更疏水的MMAE ADC在臨床樣本中顯示出比MMAF ADC更快的DAR損失。

臨床前物種系統性低估人體游離藥物暴露：一個被廣泛忽視的轉化鴻溝

連接子穩定性評估中最令人警醒的發現之一，是臨床前物種對游離藥物暴露的系統性低估。 無論載荷類別如何、ADC設計穩定與否，小鼠、大鼠和非人靈長類動物體內的游離藥物暴露水平都顯著低于人類 。

盡管非人靈長類常被認為是藥理學上最相關的物種，但即使是NHP也無法準確預測人體內的游離藥物濃度。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游離藥物作為小分子，其清除速率通常與體重 相關 ，小型動物的代謝和排泄過程更快；而ADC作為大分 子，其清除速率在不同物種間 相對差不多 。

其結果是， 與臨床前動物模型不同，人體內游離藥物的濃度相對于ADC水平更高，且能在更長時間內維持藥理學相關水平。 這一發現具有深遠的轉化醫學意義：大量研究錯誤地將臨床前物種中低水平的游離藥物視為ADC穩定性的證據，并以此預測改善的臨床安全性。

增加連接子穩定性不一定提高最大耐受劑量：臨床數據的冷靜審視

對已公開發表臨床數據的MMAE類ADC進行系統性分析后發現，無論連接子穩定性高低，這些ADC在臨床中達到的標準化細胞毒性內容劑量往往相似。對于exatecan類ADC，目前數據尚不成熟但已報告的趨勢與MMAE一致；而對于DXd類ADC，有趣的是，幾個表現出 抗體-連接子不穩定的ADC（包括MC-based T-DXd、HER3-DXd等）所達到的標準化劑量，反而比兩個更穩定的DXd ADC（GQ1005和JSKN003）高出約兩倍。

TROP2靶向的TOPO1i ADC中，多個產品僅達到了同類藥物-連接子技術下其他ADC臨床耐受劑量的大約50%，這與TROP2介導的毒性（如口腔炎）有關；值得注意的是，采用相對不穩定連接子的sacituzumab govitecan并不伴有口腔炎，其毒性譜主要表現為載荷相關的中性粒細胞減少和胃腸道毒性。

連接子穩定化與意外毒性：眼部毒性的警示信號

最引人關注的臨床現象是，連接子穩定性增加與某些意外毒性之間呈現明顯的相關性。

對于 auristatin類ADC 而言， 連接子穩定性提高與眼部毒性 的高發生率密切相關——包括干眼癥、視力模糊和角膜病變。在靶向匹配的配對分析中，穩定化程度較高的MMAE ADC（如iladatuzumab vedotin、DMUC4064A、CRB-701等）顯示出中到極高比例的眼部不良事件，而采用傳統 vedotin連接子 的對應ADC則 很少引起顯著的眼部毒性 （除非靶點本身在眼部表達，如tissue factor在結膜中表達的情況）。

這一關聯的可能機制是：更穩定的連接子導致更多的完整ADC分布至眼部組織，進而通過非特異性攝取和細胞內代謝在眼內釋放高濃度的auristatin載荷。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采用MCC-DM1連接子的ADC（如trastuzumab emtansine）與顯著的血小板減少癥相關，而采用更不穩定的SPP-DM1連接子的ADC卻未報告血小板減少癥，這可能是由于前者通過非特異性攝取產生非膜滲透性的Lys-MCC-DM1代謝物并在細胞內累積，而后者釋放的游離DM1具有膜滲透性，減少了活性代謝物在細胞內的蓄積。

連接子穩定性與臨床療效：更穩定不等于更有效

在療效層面，連接子穩定性的增加并未如預期那樣轉化為一致性的臨床獲益。

針對CD79b靶向的兩個ADC——polatuzumab vedotin（連接子穩定性較低）和iladatuzumab vedotin（連接子穩定性較高）——在相似患者群體中的獨立試驗比較顯示，兩者的療效和緩解率相似，但 穩定化程度更高的ADC伴隨眼部毒性 ，最終僅polatuzumab vedotin獲得監管批準。

在MUC16靶向的vedotin ADC中，穩定化程度更高的DMUC4064A雖然顯示了潛在的療效改善，但高發眼部毒性導致兩款ADC最終均被終止開發。

對于TOPO1i類ADC，盡管GQ1005與T-DXd采用相同的trastuzumab抗體、GGFG-AM可裂解肽連接子自毀系統和DXd載荷，但在不同連接子穩定性和DAR設計下，交叉試驗比較顯示GQ1005的客觀緩解率較低、緩解深度較淺。

結論：從“追求極致穩定”轉向“尋求適度平衡”

綜合上述臨床證據，ADC連接子設計的關鍵啟示在于： 一定程度的連接子不穩定性可能恰恰有利于ADC的藥理學表現 ，通過在 載荷釋放、全身暴露和清除途徑之間實現更優平衡 。

連接子不穩定性本身并不必然是負面的——sacituzumab govitecan和sacituzumab tirumotecan等具有高連接子-藥物失穩速率（血漿半衰期1-2天）的ADC已經獲得臨床批準，這表明有效的ADC設計完全可以包容循環中的細胞外載荷釋放，而非完全依賴于ADC的細胞內攝取。

對連接子穩定性的過分關注實際上忽視了ADC體內處置的基本事實： ADC幾乎完全通過細胞內溶酶體降解被清除，注射劑量中的大部分在正常組織中被分解代謝，而非到達腫瘤部位 ； 穩定化ADC雖然往往能提高抗體偶聯藥物的暴露水平，但可能只是改變了載荷釋放的位置而非阻止釋放，從而引發意想不到的毒性 。

最終，優化ADC臨床結局的關鍵可能更多地在于 優化載荷本身的性能以及設計全新的載荷分子 ，而非單純追求連接子的穩定性改進——在連接子設計中尋找到恰到好處的穩定程度，才是平衡療效與毒性的真正智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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