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創新研究》連載2：邁向創新型國家的多種道路探索

在人類漫長的創新發展史中，在引進創新、模仿創新、改進創新和自主創新的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多種國家創新道路的選擇，包括發達國家以精英為中心的創新范式，以科學為中心的創新范式，以軍工驅動的創新范式，以產業控制為目的的創新范式，以環境為代價的創新范式等傳統創新范式。

以精英為中心的創新范式

每個人都是創新的主體，已經成為現代化國家的普遍認知，但這種理念獲得認可的時間還并不長。直到工業革命之后，美國的詹姆斯·韋伯·楊在他的《創意》一書中指出“創意并不是要創造新事物，而是對舊要素進行新組合”，創新經濟學的奠基人熊彼特將創新定義為要素的創新組合，工藝創新、非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等逐漸被納入到創新理論的范疇中，每個人都成為可以創新的主體。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金斯認為每個人都具有創意的天賦。

精英的創新范式在企業結構中還體現在對大型企業創新的重視，而對中小企業創新的忽視。中小企業一度被認為是19世紀工業化的受害者。這在熊彼特的早期創新理論中也比較明顯，他特別強調了大企業創新的作用，直到后期將創新主體的范疇進一步擴大之后，他的研究中才開始關注中小企業創新的重要性。安德魯·戈德利和馬克·卡森在回顧1900—2000年英國企業家精神發展史時發現，大量富有創新精神的英國企業家，在1930年之后對不利于創新的制度極其敏感，創新型企業家陸續遷往美國、歐洲，以及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英聯邦國家，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英國創新型企業家群體萎縮到了極點。

以科學為中心的創新范式

對科學研究的廣泛重視，并將之提升到創新競爭的至高位置，起始于二戰之后。盡管科學研究一直在創新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沒有科學研究就沒有英國的工業革命，但是全球性的科學競爭起始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歐洲推動建立了歐洲跨國技術創新系統，制定了歐盟創新戰略及創新政策，提出了啟動歐共體科研項目的計劃。在海牙峰會的共識下，歐共體推出了《1977—1980年歐洲共同體科技政策指南》標志著歐洲科技研發合作戰略的形成。1983年歐共體又發起了第一個“研究與技術開發框架”，1985年發起“尤里卡計劃”，1995年歐盟開啟《歐洲創新第一個行動計劃》。至此，歐洲開始反思高科學研究投入產生相對美日較低的高科技產業競爭力的原因，試圖解決基礎研究與市場脫節的難題。

科學為中心的范式是基于創新發展的線性過程理論，即只要反映關鍵性作用的科學與技術成果研發，同時促進知識在創新鏈中由上而下流動，就可以推動企業創新。政府只注重對知識生產過程進行大量投入，知識擴散和應用被看作是企業的主要職責。因此，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紛紛將大量的經費用于資助大學、實驗室及其他研究機構的研發活動。近代國家創新體系實踐發現，線性的“科學為中心”的創新范式，脫離了市場需求，忽略了創新體系、創新網絡的各主體交互作用，大大降低了創新效率。

以軍工驅動的創新范式

軍工驅動的創新范式以美國硅谷的形成為典型代表。硅谷在成為硅谷之前，因聚集了大量國防承包商，被稱為國防谷（Defense Valley）。二戰時期，硅谷之父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離開斯坦福大學，去管理國防部下屬的電子戰實驗室，到1947年，國防部提供了斯坦福工程學院一半的預算。斯坦福大學科技園被認為是硅谷的源起，但其首個租戶是一家叫作Varian Associates的公司，主要業務是制造軍用雷達的零部件。仙童半導體的第一個合同是為軍隊和NASA制造芯片，早期80％以上的收入來自政府和軍隊。互聯網的最早起源是美國國防部為抵御核打擊而研發的通訊網絡：阿帕網。IBM、谷歌、英特爾、微軟、EMC等科技巨頭都有軍工合同。硅谷成立之初，其1/4訂單來自政府，這一時期政府用于國防的研究開發投資占50%—60%，用于空間技術的占10%—15%，用于核能開發的占5%—10%，其他15%—20%在多個領域分配。可以說，如果沒有早期硅谷舉國之力形成的軍工體制的強力轉型，以及大眾消費的牽引和資本市場的推動，就沒有硅谷的神話及延續。

以產業控制為目的的創新范式

將產業創新上升至國家安全，是以產業控制為目的創新范式的典型特征。以產業和經濟安全為借口，通過對創新網絡的控制和創新擴散的控制，進一步控制產業鏈中的創新鏈和價值鏈，從而實現長期占有壟斷利潤的目的。

對產業鏈和創新鏈的控制進行的創新，還有兩種情況，一是體現在早期的殖民地創新模式，即發達國家將創新總部放在本國，并控制技術向殖民地的溢出；二是體現在對追趕型國家創新打壓的模式，即領先國家構建市場壁壘、技術壁壘、人才壁壘等，通過對產業鏈、創新鏈的要素流向控制，從而控制后發追趕型國家的產業和技術階段。

以環境為代價的創新范式

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一度追求創新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和財富創造，忽略了創新的社會影響，造成了環境的惡化。中國的部分工業化城市也一度出現嚴重的霧霾現象。歐洲受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影響最早，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最早進行工業化的地區，多個國家在創新發展過程中伴隨的環境污染問題更為突出。歐洲國家尤其是比較發達的英國、德國等西歐國家在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早期都或多或少經歷過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和退化。這些慘痛的教訓，使歐洲各國對創新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具有深刻體會，從而有著更為敏感的環境保護意識。

氣候變化影響和生物多樣性喪失正在成為人類社會面臨的兩個最重要的風險和挑戰。以環境為代價的創新范式正在被綠色轉型理念取代，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生態現代化理念成為核心。通過為清潔技術和產品創造市場，歐洲產業發展迎來重大機遇，也成為歐洲引領第三次產業革命的重大驅動力。中國的陳勁等學者提出“有意義的創新”，強調產品作為創新活動的產出，是創新主體對創新意義（內部意義和外部意義）的綜合表達，強調科技思維、人文思維和哲學思維的統一在創新全流程中的體現，核心關切是人的自我發展、積極社會文化以及長期社會福利。新理念提出體現了對傳統創新范式的反思。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藝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