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abubu成了潮人貴婦的新玩物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渣渣郡

本文首發于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

21世紀的時尚就是這樣殘酷，當某件單品被潮流選擇的時候，也意味著它衰落倒計時的開始。

當擁有一個Labubu泯然眾人矣，要強的潮人就要尋找新的高地。

如果你關注tiktok上的時尚趨勢，會發現一個長得像盜版labubu的玩意兒正在成為潮人包掛。

一些人管他叫蘇維埃米奇，蘇聯Labubu，還有人管它叫大耳朵布查。

但他真實的名字叫作Чебурашка - Cheburashka本意是笨拙地摔倒。60年前，它從橘子箱摔進了這個世界，而60年后，它又帶著一身蘇維埃的塵土闖進了潮流的風暴眼。

當時尚博主將大耳朵布查列為新包掛明星之后，從tiktok到reddit迅速展開了一場新的時尚鄙視鏈大游戲：

“大耳朵布查才是OG。”

“Labubu這種潮流玩具，就是跟風的游戲，每個人都被溜得像條狗...你不能拿切布拉什卡跟那些資本騙局做比較。”

“切布拉什卡至少還有靈魂，有一張和善的面孔和一雙眼睛，它還沒有被資本將萬物商品化所玷污。”

“切布拉什卡有故事，他是先有故事才有玩具的，這跟商業概念完全不一樣，它不是冷冰冰的。”

無論人們對這樣的鄙視鏈爭吵持怎樣的看法，但爭吵和議論本身推高了這個小家伙的聲量，以至于它在Google趨勢上一路狂飆突進。

大耳朵布查不只存在于趨勢曲線與短視頻之中，它正對現實生活施加影響。

根據俄羅斯電商平臺Yandex Market披露的數據，大耳朵布查已重新進入最受歡迎的動畫角色之列：它在榜單中排名第4，在訂單量上排名第3。

這意味著，它成功擠掉了《雪之女王》、《霧中的刺猬》和《等著瞧》等一系列蘇聯時期動畫大作，成為當代俄羅斯本土動畫商品中唯一的蘇聯遺珠。

而在日本，大耳朵布查更是被玩出花樣了。

自千禧年代起，小家伙兒便通過改編動畫進入日本市場（這里有樁法律糾紛，按下不表）并形成豐富的周邊，雖然大眾影響力比不上本土主流動畫角色，但在東京、大阪等地的中古店與二手市集中，你總能發現它的蹤跡，這意味著它對于當地擁有一定數量的收藏者。

甚至對于一些不太了解動畫的人來說，日本的高頻出現甚至會讓人誤以為它本就是一種日本產物。而隨著這一輪由短視頻平臺帶動的微小趨勢，大耳朵布查的周邊又開始重新被日本消費者追逐。

大耳朵布查與它的競爭者相比，的確擁有很多優勢。

比如作為蘇聯時期重要的文化符號，其影響力巨大，至少在過去蘇聯前加盟的領域，它是一個極具感召力的符號。

更重要的是，跟前一陣子流行的潮流玩具的空心化敘事比起來，大耳朵布查的故事顯得極為厚重，甚至與當下社會情緒暗合。

1966年2月，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蘇聯，一場被后世反復書寫的審判，在莫斯科法院中舉行。

被告席上站著兩個人，一位叫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另一位叫尤利·丹尼爾，他們都是因為以筆名在西方發表文學作品，而淪落至此的。

前面那位，以Abram Tertz為筆名寫了一本名為《審判開始》的小說，講的是斯大林時代檢察官道德崩塌的故事。后面那位寫的是本大逃殺文學，叫《這里是莫斯科在說話》背景設定是當政府允許一天合法殺人后的故事。

雖然兩人都堅持這只是文學，但國家并不接受這種解釋。最終，兩位作家被判犯有反蘇宣傳鼓動罪，進了勞改營。

這場審判雖然聽上去并不起眼，給人感覺就像是蘇聯時代的日常，但它卻在這個政權短暫的存在歷史中格外耀眼：在庭審前人們要求政府公開審理此案引發的游行，被認為是蘇聯人權運動的起點，而在此之后庭審文件的流傳，為幾十年后的結局埋下暗線。

這場審判在歷史書中被high-light的Sinyavsky–Daniel trial，它意味著勃列日涅夫強硬統治的開始。

在這陣凜冽的寒風中，一個不知道是什么的小生物，從作家艾杜瓦德·烏斯賓斯基筆下誕生，在其1966年出版《鱷魚吉納和他的朋友們》中，大耳朵布查第一次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它被塞進一箱橙子里，摔進了北境之地，爬起來，開始尋找朋友和自己的未來。

1966年版《鱷魚吉納和他的朋友們》

這個小怪物來自一個充滿熱帶雨林的國度，在偷吃橘子的時候被裝進了箱子，進口到了蘇聯，當蘇聯百貨店員打開箱子檢查貨品的時候，這個小東西摔了出來。

看著這個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兒的玩意兒，百貨店員詞窮了，就給他起了個Чебурашка（讀做切不拉什卡）的名字，是從那種特滑稽搖晃摔倒的俄語動詞化變而來。

據說，之所以這個角色有這么一個好養活的名字，是因為烏斯賓斯基有次去朋友家玩，在路上看見一個小女孩，因為穿著一件不合身的大貂不停地摔倒，每次摔倒旁邊的大人就會戲謔地大喊чебурахнулась，他覺得挺有意思，就給這詞變了變改成名字了。

百貨店員看見這個小玩意兒，一時間也不知道該咋整，思來想去給送動物園去了。在動物園，大耳朵布查遇見了在這打工的鱷魚吉納。

鱷魚吉納性格溫和，愛拉手風琴，卻始終有些孤獨，甚至還貼過尋友廣告。在這樣的機緣巧合下，一個被運來的異類和一個體制內的孤獨打工人，算是湊到了一起。

整個故事里沒有宏大敘事，它由一連串溫和的小事構成：幫人解決困難、一起修東西、建點小設施。若說有什么主線，大概就是他們慢慢建立起一個朋友俱樂部，認識越來越多的人，把原本冷清的生活，一點點變得有人氣。

1969年，當這部作品被改編成登上蘇聯熒幕之后，在那個電視節目稀缺的年代迅速成為影響力最強的節目之一，雖然缺乏相關的收視統計數據，但現實是它已經成了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共同文化記憶。

1969年《鱷魚吉納和他的朋友們》被改編成動畫，大耳朵布查的形象被確定

任何能夠成為共同文化記憶的作品，一定是回應了人們的現實心理需求。

《鱷魚吉納和他的朋友們》也是如此，動畫中反復出現的找朋友母題，以及那些溫和而瑣碎的小事，某種程度上，正是蘇聯城市化進程中普通人孤獨經驗的回響。

蘇聯建立后，伴隨著工業化的野望，城市化迅速展開，這在戰后更是明顯提速。大量人口被吸納進城市參與工業化建設，也被扔進標準化的赫魯曉夫筒子樓里，開始學習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在當時很多從鄉村進入城市的人，他們既脫離了原有的鄉土關系，又尚未融入新的城市秩序，在很多地方，逐漸形成了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過渡狀態，既不是農民，也談不上真正的市民，這就像是大耳朵布查的隱喻，不知從何而來，也不知道未來何處去。

在城市化被看成是工業化的副產品的時刻，所有人都是進步的燃料，而代價就是孤獨感不僅僅屬于大人，也屬于孩子們。

俄劇《男孩的誓言》里的安德烈，作為轉校生遭遇霸凌的遭遇，大概是當時很多俄羅斯移民家庭子女的情況，很像是身處其中，卻難以融入的鱷魚吉納。

在一個冷峻、以效率與秩序為先的社會結構之中，《鱷魚吉納和他的朋友們》成了一種溫情安慰劑般的存在，也正因此，它能活過1991年紅色帝國的崩塌，沒被米老鼠和唐老鴨的文化浪潮沖丟。

今天，大耳朵布查在緩步成為時尚包掛之外，還成了一種亞文化研究，一些粉絲通過它來自熱帶雨林的設定和上世紀50年代蘇聯從古巴、以色列和摩洛哥三國進口橘子的史實，給它安排了一個古巴國籍。

而劇中的《鱷魚吉納之歌》也成了斯拉夫語地區的生日快樂之歌。

在國際體育賽事上，你更是能從新聞影像中，輕而易舉地洞察到大耳朵布查已經成為前蘇聯文化空間中的流行符號，從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再到后面的冬奧會，它的身影無處不在。

這種熱情直接影響到商業領域，一個最有代表的例子是，在當前俄羅斯市場好萊塢影片受限的背景下《大耳朵布查》正在成為俄羅斯影史最賣座的本土電影。

2023年上映的第一部斬獲9000萬美元票房，而今年1月上映的《切布拉什卡2》同樣延續了這一熱度，截至目前已超過8000萬美元。

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代表性，在很多跟俄羅斯有沖突的國家，這個小家伙總被視為俄羅斯的化身而慘遭凌辱。

比如在2018年亞美尼亞示威中，示威人群就利用攻擊大耳朵布查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海報上方的亞美尼亞語“????????? ???? ?”意為“勝利屬于我們”

今天，大耳朵布查在俄羅斯的形勢也出現了變化。

按理說，按對俄羅斯當下狀況的了解，這種100%國產文藝作品受到歡迎是一件大好事，很激勵人心，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大耳朵布查也被噴了，還被噴慘了，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小家伙是靡靡之音。

在眾多批評者中，立場最為強硬的，還是一個被譽為國師的大人物：亞歷山大·G·杜金。他認為，如果俄羅斯人民群眾再迷戀這個玩意，國家就完了，蘇聯正是被它摧毀的。

在名為《切布拉什卡，解體的形而上學》的一文中，他是這樣解釋的：

“這里蘊含著一種對理想的解構，我們追逐的東西從革命者和建設者退化成了科學未知的生物”。當蘇聯人民不再進行英雄般的行軍，意味著我們已經迷失了生存的方向。”

“切布拉什卡的出現，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形而上的層面上，都與蘇聯的解體、意識的液化以及向小資產階級化、幼稚化的價值觀的轉變相吻合。有人可能會說，正是切布拉什卡摧毀了蘇聯——當然，并非字面意義上的摧毀，而是作為一種原型人物，它體現了垂死社會中的集體無意識。”

“當文化界人士用翻拍一部關于“不知名的小怪獸”的舊蘇聯動畫片，來回應政府倡導的傳統價值觀時，我認為這無異于對俄羅斯歷史覺醒的冷嘲熱諷。我們需要的是嚴肅的人物、悲劇性的人物，甚至可能是困惑的人物，但必須是具有深厚俄羅斯精神的人物。”

就這樣，在故鄉輿論的審判與國際政治的傾軋中，這個小家伙再次跌回了那個裝滿橘子的木箱。它依然是那個跌跌撞撞的異鄉人，在大時代的滾滾車輪下，它是一群弱小無名的個體化身。

在斯大林時期，蘇聯動畫工業曾被要求以迪士尼為參照，試圖建立一套同樣成熟的制作體系，因為那時他們意識到，動畫片是可以被利用的意識形態武器。

政治總想讓一切都變成工具，但人總要尋求更多的共鳴，人們喜歡《鱷魚吉納和他的朋友們》是因為它的無助與孤獨，始終能讓我們想起自己的處境。

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在60年后，這位作家筆下的布爾什維克小怪物重新被紐約潮人挖掘、追捧，但那個牢不可破的聯盟已經解體35年的緣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