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鵝”之父：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Now

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

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

2025 年 Ron Paul 研究所年會演講

導讀：本文是《黑天鵝》、《反脆弱》等系列作品的作者納西姆·塔勒布在2025 年羅恩·保羅研究所（Ron Paul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年會上的演講。演講時間為9月初。

羅恩·保羅研究所由美國前國會議員羅恩·保羅創立，以倡導“有限政府、反對海外軍事干預、強調個人自由與市場經濟”為宗旨。它的年會匯聚學者、評論員和政界人士，討論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趨勢，常常與華盛頓的主流政策立場針鋒相對。

塔勒布以研究“不確定性”和“黑天鵝事件”聞名，在這次演講中，他從隨機過程和復雜系統的視角，提出了對當下世界的七點觀察。以下為塔勒布演講全文編譯。

朋友們，我今天要談七個要點。為什么是七個？因為我最近看了太多巴比倫歷史。

一、從“連接”到“技術封建主義”

第一個要點是關于“集中化”。這是現代世界的一個顯著特征，往往和我所謂的“黑天鵝”問題聯系在一起。如今，由于高度互聯，“贏者通吃”的效應無處不在。

想象一個小島，上面有許多物種，但每平方米密度很高。再對比一個大陸：一旦有足夠的空間，一些物種最終會占主導，導致單位面積的多樣性下降。這正好映射了當今的文化與經濟生活。

以書籍為例。大家都讀同樣的書——比如《哈利·波特》；音樂上也一樣——比如披頭士樂隊。在出版行業，最終是少數作家勝出。你要么能賣出兩千萬冊，要么就得去星巴克打工（除非像我一樣抵制那家公司）。

歌劇演員也如此。過去，他們還能靠本地演出維持生計，因為當時沒有音像記錄。但現在，少數明星攫取了大部分收入。

這種集中化本身并不是壞事——它只是市場機制的一部分，是事物運作的方式。問題在于，當頂端的地位變得“固化”（sticky）時，就會出現病態。比如，從大學宿舍走向主導市場的谷歌之路，曾經很短。

以前像 AltaVista 這樣的搜索引擎可以在幾分鐘內被取代，由新崛起的谷歌取而代之。但如今要取代谷歌卻幾乎不可能，因為其統治地位已經根深蒂固。這就是不健康的集中，導致了瓦魯法基斯（Varoufakis）所稱的“技術封建主義（technofeudalism）”。

集中化也同樣適用于病毒。新冠在大約一周內就傳遍全球，迅速占據了整個星球。相比之下，腺鼠疫（則花了數年時間才從君士坦丁堡傳到英格蘭北部，并且因為缺乏交通聯系，根本沒有傳到美洲。

今天的超級互聯加劇了集中化，但這只有在我們還抱著 20 世紀初那種陳舊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物學教科書理解時，才顯得病態。

再看財富。比如在美國，二十年后能維持下來的億萬富豪家族只有 20%。而在歐洲情況相反——集中化越來越頑固。我們正在朝著歐洲式的僵化方向走，而且是全球性趨勢。

評論 1 資本主義之所以能運轉，不僅在于它允許向上的流動，更在于它加速了向下的流動。

二、歷史進程的動態性與誤讀

第二個要點，是我們在理解“動態過程”上的困難，尤其是在地緣政治方面。因為歷史學家和統計學家看待歷史的方式完全不同。我的專長是隨機過程（stochastic processes，隨機演化的數學模型），所以我把歷史看作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而不是靜態的教科書描述。

評論 2 GDP 及其增長率在預測未來狀態時都可能誤導人；但如果忽視增長差異，其復利效應帶來的錯誤可能極為巨大。當拿不準時，應把“增長率”而不是“GDP 現值”當作基準。

2007 年，我出版了《黑天鵝（The Black Swan）》。那一年，美國占世界經濟的比例大約是 20%（以購買力平價 PPP 計，這個指標更合理），歐洲也差不多，中國則只有 6%。

如今，美國大約 15%，并且還在下降；歐洲約 14%，下滑更快；而中國已超過 20%。這些變化，發生在一本書的壽命之內。

復利增長中的小差異，會隨著時間推移造成巨大的結果差別——沃倫·巴菲特對此反復強調。即便你用“實際美元”來衡量GDP，故事也差不多，只是基數不同而已。

再看看軍事開支：美國每年花費大約一萬億美元，中國則大約是三分之一。但比較兩者的“性價比”就不一樣了。在中國制造一把椅子可能只要 1 美元，而在美國則要貴得多。

把這種差異套用在軍事生產上，你就能明白誰才是正在崛起的真正超級大國。如果中國現在還不是，那也只是幾周或幾個月的問題——因為變化太快了。這既不是“親中”，也不是“反中”，而只是現實。

• 中國制造業總體更便宜，在軍事領域的相對優勢則更明顯。美國則存在“5.3 萬美元一個垃圾桶”（譯注：2020 年，彭博社報道空軍以5.3 萬美元采購一個垃圾桶）的問題。

• 美國的武器工業（麥格雷戈上校 Col. McGregor 已經提到過）缺乏競爭力。這是美國三大“極度昂貴”的領域之一，另外兩個是醫療和教育——在這些方面，美國的成本比別國高出一到兩個數量級。

• 中國的軍費開支名義上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你很容易看出發生了什么，因為他們沒有“5.3 萬美元垃圾桶”的問題。

• 由于一種認知偏差，人們往往把“現狀”理解為 GDP 總量。但真正的“現狀”是 GDP 增長率。中國在 15 年里從 6% 上升到全球 GDP（PPP）占比超過 20%。試想 2035 年地緣政治格局會是什么樣子。

我們的預測往往失敗，因為我們依賴對過去的“原始分析”，忽視了二階效應。在未來，關于戰爭的討論可能需要發生在北京，而不是華盛頓。問題是，華盛頓那些高薪官員或許根本意識不到這些變化。

三、S 曲線與經濟飽和

第三個要點是S 曲線，我在《反脆弱》里討論過。在生物學和經濟學中，增長往往先是凸性的高速擴張，然后逐漸放緩進入飽和階段——增長雖然可能沒有上限，但仍然低于對數型的無限增長。

舉個例子：當你已經有一個兩車位的車庫時，你真的還需要一個五車位車庫嗎？有些人可能會，但大多數人不會——因為激勵已經減弱。

中國的增長之所以迅速，是因為很多人仍然缺乏基本的生活設施，比如汽車；而歐洲和美國已經接近飽和，增長動力有限。與此同時，許多人也逐漸發現，某些生活方式的改善（如修建自行車道、打造步行和騎行友好型城市）雖然提高了生活質量，卻未必帶來經濟增長。

問題在于，負債最重的，偏偏是這些已經飽和的經濟體——美國和歐洲。有一句法語諺語：On ne prête qu’aux riches（“只借錢給富人”）。然而，當一個國家已經很富有卻仍然大量舉債時，它需要依賴增長來償還債務，而在 S 曲線的頂部，增長恰恰最難實現。

更糟的是，某些政策（比如本屆政府推行的關稅）會進一步抑制增長，因為它們迫使資源流向低利潤率的活動。就像讓一名腦外科醫生每周花兩天去當園丁，以避免被專業園丁“剝削”。這種從高附加值轉向低附加值的轉變會壓低 GDP——這是正統經濟學家普遍認同的觀點。而偏偏我們現在是最需要增長的時候。

GDP 增長必然在“窮人不夠用”的時候放慢。增長遵循一條 S 曲線，盡管右側延伸較長。生物學中的事物往往會飽和，或至少放緩。把人從貧困中拉出來時，經濟增長得很快；但當你不得不“進口窮人”才能維持增長時，就難多了。問題在于，國家就像個人一樣，往往在不需要借錢時借得最少，而在富裕時卻借得越來越多，最終陷入債務螺旋。

美國的龐大政府體系和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正在加劇這種困境。不久之后，美國的大部分開支都會被用來償還債務，而我們缺乏糾正這一局面的政治機制。更糟的是，我們現在依賴外國人或本國退休老人來購買國債。

拜登前總統的政策，比如凍結美元資產，已經讓投資者對美元資產望而卻步。如果你的資產可能因為“某人曾和某個與普京沾親帶故的銀行家吃過午飯”而被凍結，那誰還愿意持有美元？

于是，各國央行紛紛轉向黃金。隨著金價大幅上漲，金磚國家也在逐漸減少對美元儲備的依賴。

四、移民

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會單純出于“喜歡移民”而歡迎他們，真正的理由總是經濟上的實用性。西方國家先是富裕了，然后發現沒人愿意去打掃廁所、修屋頂、帶那些吵鬧的被寵壞的孩子，或者割草坪。

如果要讓牙醫每周抽兩天時間去當園丁，那成本會高得無法承受。而且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也不會夢想著長大以后去做清潔工。所以，這些工作只能靠“輸入窮人”來完成——哪怕是勉強接受。

評論 3 少量移民在社會上是無害的；但大量移民則會讓本地人覺得這與歷史的延續出現了“斷裂”，甚至像一次入侵，即便實際上并非如此。

美國和歐洲在結構上已經對廉價移民勞動力產生了依賴——房子越建越大，草坪越來越廣，維護也越來越費工。一旦這些勞動力驟減，就會引發“超級通脹”，因為此類供給收縮的效應是非線性的。還記得 2022 年的情況嗎？

事實上，每一個靠“反移民”綱領上臺的西方政黨，最后執政結束時的移民數量都比之前更多。意大利的總理喬治婭·梅洛尼（Giorgia Meloni）就是最新的例子。

在這種背景下，近期的驅逐移民舉措看上去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動作——為了贏得選票而做的姿態。有些甚至純粹是出于羞辱移民的惡意。

那么，西方能不能擺脫移民？答案是否定的。除非愿意把自己的全球 GDP 攔腰砍掉——而對于已經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經濟體來說，這是絕對付不起的代價。理論上這可能是理性的選擇，但在現實中幾乎沒人愿意承受。

需要強調的是，我本人對封閉的、排外的單一民族國家（xenophobic ethnostates）并無意見，只要它們不去入侵別人，并且各過各的就好。但在現代條件下，你不可能既維持這樣的體制，又背負著需要增長來償債的龐大債務。

于是我們陷入一種奇怪的局面：那些排外的人，一方面依賴移民來滿足自身需求，另一方面卻投票反對移民——這就是一種“公地悲劇”。

評論 4 人們對移民數量的感知往往比現實高出很多。原因可能在于他們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心區域，差異又特別顯眼，產生了“顯著性偏差”。 在歐洲，穆斯林人口比例通常低于 1/20，大多數國家在 1/10 到 1/100 之間。但普通人的直覺估計往往要高一個數量級。

這種錯覺讓人以為“移民的好處只屬于移民自己”。但現實是，大多數抱有這種看法的人，最終都依賴移民來維持他們所謂的“更好生活”——除非他們對“更好生活”的定義完全不涉及物質層面。

關于高技能移民的說明

在“反向人才流失”（即高技能移民流入）方面，歐洲和美國之間有顯著差別，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兩者增長率的差異。美國憑借更豐厚（但也更不平等）的學術薪酬，以及更少的退休限制，一直在吸引歐洲最具進取心和生產力的科學家。

在紐約大學坦頓工程學院（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of NYU），我待了十五年以上。那里的教師和研究生幾乎全部是外國出生的。

評論 5 通過簽證限制來逆轉“人才流失”方向，可能實際上有助于人才來源國，讓他們的人才留在本地發展。

五、社交媒體的解放效應

接下來的要點是一個樂觀的消息：社交媒體改變了信息流動的方式。

在歷史上，人們在理發店、魚市交換消息，既是傳遞者，也是接收者。大眾傳媒打破了這種模式，把我們變成了被動的電視觀眾——由國家和經過凈化的報紙來“灌輸”。

而如今，像 TikTok 和 X（前 Twitter）這樣的平臺，讓我們重新回到既能分享、也能接收信息的自然模式。

社交媒體很難被控制，即便有審查機制。而人工智能的存在更讓操控變得困難：一旦想要系統性操縱，結果往往會前后矛盾。舉個例子，如果 1995 年發生在加沙的種族清洗，可能會被傳統媒體完全掩蓋。

但在 2025 年，社交媒體讓真相曝光。如今的媒體只對政客或與現實脫節的人有意義——任何 30 歲以下的人都不會關心 ABC 新聞。

所以，這是件好事。有人和我談起華盛頓的“媒體循環”，我直接告訴他：唯一在乎媒體的人，要么坐在輪椅上，要么混跡政壇。

我自己能走到今天，最初靠的是Facebook，后來是X/Twitter，而不是傳統媒體。我甚至拒絕了出版社為我最新幾本書安排的媒體巡演。

評論 6 傳統集中化媒體對西方公民的控制被打破，直接的效果之一就是：以色列再也無法把他們的種族清洗和種族隔離包裝成“捍衛西方價值觀、抵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敘事。

六、政府角色的擴張

第六個要點，是政府的持續膨脹，使得跨時代的比較完全失效。

在歷史書里，我們會讀到路易十四這樣的君王，或者像科爾貝爾（Colbert）這樣的中央集權者。但今天的政府，比當時大得多，也更具侵入性。

在歐洲，政府支出占 GDP 的 40%–50%（在法國更高，尤其是如果把教育算進去）。美國官方數字略低一些，但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最近的各類干預，比例其實更高。

一個世紀前，政府開支占 GDP 的比例往往不到 15%，很多時候甚至不到 5%。

評論 7 政府規模是與時代相關的概念，因此跨時代比較并不成立。今天的政府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效的滲透力”，這要歸功于技術。

即便是在依靠亞當·斯密原理驅動的經濟體中，政府的規模也在大幅增長。1500 年時，即使是獨裁政府也難以掌控太多，因為它在經濟中的占比很小。

但今天的政府擁有更廣的觸角，而且這一趨勢幾乎無法阻擋。所謂“有限政府”的保守派，在當下的訴求，其實和幾十年前中央集權者的愿望差不多。

七、規模的重要性

最后一個要點，是治理與規模息息相關。我有一句箴言，被朋友們這樣總結：

在國家層面，我是自由意志主義者；

在州層面，我是共和黨人；

在市政層面，我是民主黨人；

在家庭層面，我是共產主義者。

意思是說，治理方式必須根據規模來調整。

比如說，鄉村俱樂部都有規則和執行機制——這其實就是一種“政府”。但沒有人會抱怨這是“俱樂部獨裁”。

回顧歷史，成功的治理模式往往是小規模的城邦，比如威尼斯、迪拜、新加坡。小規模使治理更有效。

而隨著美國經濟的規模和復雜性不斷擴大，治理反而變得越來越困難。事實上，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比 50 年前或 100 年前更多的地方自治，但現有制度并沒有適應這一現實。【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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