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前首相布朗：即便在戰時，我們也無法接受學校變墳場

英國前首相布朗

作者：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引言：戰爭是有規則的，世界領導人必須堅持這些規則在實踐和精神層面都得到尊重。在伊朗發生這起暴行之后，建立一個更有效的兒童犯罪法庭已刻不容緩。

據報道，伊朗米納布（Minab）的沙賈雷·塔耶貝（Shajareh Tayyebeh）學校遭到轟炸，導致168人死亡，其中主要是女學生。這一事件徹底震動了世界的良知。

這起襲擊發生在大約兩周前，當時學生們正在上課，襲擊將教學樓化為瓦礫。那些把女兒送到學校的父母，在幾分鐘后發現教室已變成了集體墳墓。

一位母親在哭泣中說道：“我的夢想隨她而去了。”她的女兒澤納布（Zeinab）不僅能背誦《古蘭經》，還準備參加全國朗誦比賽。聯合國人權小組已經要求必須對這起殺戮進行“緊急、獨立且有效的調查，并對任何違規行為追究責任”。

究竟是哪個國家對這場屠殺負責仍存在爭議。上周末，唐納德·特朗普在“空軍一號”上否認了美方負有任何責任。他表示：“我們認為這是伊朗干的，因為他們的彈藥非常不精準。”

但周一，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項調查提供了證據，顯示多枚美國“戰斧”巡航導彈發射并落在了學校附近。他們認為，導彈擊中了學校本身，以及據報道屬于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一家醫療診所。BBC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有伊朗發射的導彈落在該地點。盡管如此，特朗普依然堅持己見，稱：“許多其他國家也有‘戰斧’，他們是從我們這里買的。”但根據周三披露的初步且尚未正式發布的報告，美國中央司令部可能是根據過時的信息創建了此次襲擊的目標坐標。

無論最終罪責歸于誰，這場校園屠殺并非孤立事件。據報道，就在同一天，德黑蘭納馬克區（Narmak）的另一所學校——赫達亞特（Hedayat）高中也遭到轟炸，導致兩名學生喪生。

任何孩子都不應成為沖突中的“附帶損害”。然而我們知道，在近期伊朗安全部隊的鎮壓中，已有200多名兒童喪生。根據劍橋大學的一項研究，不僅有74萬名巴勒斯坦學生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加沙90%的學校已被夷為平地或遭到破壞，至少有18,069名學生和780名老師失去了生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報告稱，自3月2日以來，黎巴嫩至少又有83名兒童被殺。

學校轟炸事件暴露了國際法保護框架在面對大國競爭和恐怖主義行為挑戰時是多么脆弱。學校本應是避風港，現在卻越來越多地被卷入戰爭，學生和教師成了無法反擊的易受攻擊目標。根據“保護教育免受襲擊全球聯盟”的數據，據報在2022年和2023年，有超過1萬名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在針對教育機構的襲擊中喪生或受傷。在建筑密集區發動戰爭的趨勢日益增強，這意味著一名兒童在街道或學校里的危險程度，幾乎與一名在前線的士兵相當。

《日內瓦公約》、國際人道法以及1989年的《兒童權利公約》，均明確禁止襲擊兒童和學校。對教育建筑的襲擊屬于《羅馬規約》第8條所列的戰爭罪，該規約設立了國際刑事法院（ICC）。那些下令、授權或故意允許此類襲擊的領導人，理應面臨逮捕和起訴。對此已有先例：國際刑事法院曾對“圣靈抵抗軍”領導人約瑟夫·科尼發出逮捕令，理由就是他襲擊了烏干達的學校。

雖然學校與醫院一樣（直到最近的違規行為發生前），被公認為受保護場所，但在實踐中，它們更多被視為民用基礎設施的一部分。這破壞了一個本應簡單的原則：學校是為了學習而存在的，絕不能成為戰爭劇場或軍事行動的集結地。沒有任何孩子應該因為尋求知識而喪命。那些襲擊無辜男孩女孩的人，應當受到與犯下其他危害人類罪行者同等程度的司法追責。同樣，當軍隊占用教室、在體育館存放彈藥或從操場發射火箭彈時，他們抹殺了人道法核心中戰斗員與平民的區別，理應受到起訴。

我們不能坐視又一項既定的規范戰爭行為的國際法被打破，且行兇者似乎可以逍遙法外。現在是時候向每一名戰斗員發出明確警告：學校理應擁有與醫院同等的道德地位——即作為受保護場所——并在國際法下享有同等保護。

同時，揭露那些利用兩個“免責條款”來逃避懲罰的國家也是正確的：第一，否認襲擊是“蓄意的”或“故意的”；第二，聲稱他們襲擊的學校被用于軍事目的。正是這些棄權聲明，讓如此多針對兒童的襲擊者能夠提出一種在國際法中仍被認可的辯解。但根據對人道法的任何合理解釋，那些襲擊學校的人顯然沒有履行其法律責任，即規避所有已知的兒童風險，并像對待無辜平民那樣庇護和保護他們。

加強對兒童的保護，應從各國執行2005年聯合國安理會第1612號決議開始，該決議建立了針對武裝沖突中兒童的監測和報告機制。這延續了格拉薩·馬謝爾（Gra?a Machel）的里程碑式工作，她協助確定了侵犯兒童權利的六項“嚴重違規行為”，其中不僅包括強征童兵和綁架女孩，還包括襲擊學校。

在這些原則基礎上制定的《盧森原則》和《安全學校宣言》警告稱，各國應使軍事力量遠離教育設施。但世界現在需要更強大的機制來確保問責。一個能強調此類罪行嚴重性的方案是：創建一個專門針對兒童犯罪的國際刑事法庭。這樣一個機構將補充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重點關注轟炸學校、綁架學生以及奴役男孩女孩的民兵組織。另一條平行的路徑可以通過歐洲人權法院和其他司法系統運行，它們可以采納起訴襲擊教育設施的特別議定書；現在闡明一項特別議定書，整合保護兒童的各項刑事法和人道法條款，將具有重要意義。

在戰爭中保持學校開放和安全，其意義遠超兒童在教室內度過的時光；它是一種超越瓦礫的承諾。對孩子來說，教室意味著穩定；對父母來說，教室標志著生活無論多么脆弱，都將繼續下去。即使在沖突最黑暗的時刻，堅持孩子們的教育就是在毀滅中維系希望。當一所學校在襲擊后設法重新開放時，它就成了對那些聽任飽受戰爭蹂躪的社區陷入無盡絕望的人的一種無聲反抗。

但無論我們還做了什么，必須發出一個明確無誤的信息：無論他們在哪里活動，或者在誰的命令下行動，那些準許襲擊兒童的領導人將無處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