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躺平”,對個人而言,這或許是一種比較安逸的生活方式,但對國家來說,它是非常不好的。
這個問題也確實沒轍,人不愿意上班,總不能說不上班犯法吧?但在蘇聯時期,不上班的后果極為嚴重。
蘇聯社會上曾流傳著這樣一句玩笑話:領導假裝發工資,我們就假裝上班。說的是當時蘇聯經濟發展陷入停滯,單位發不出工資,工人便出工不出力。
您可能會問,都不發工資了,為什么不干脆在家休息呢?答案很簡單:在蘇聯,不上班真的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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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維埃政權建立時,掌權者們就已經奠定了基調。
1917年12月20日,全俄肅反委員會成立。
世人只知該機構便是大名鼎鼎的“契卡”,但大部分人不知道,它真正的全稱是“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
沒錯,在蘇維埃革命的領袖們看來,消極怠工就是對政權的破壞,一個人敢上班摸魚,被抓到那便是“反革命分子”。
1951年7月23日,蘇聯高層出臺《關于打擊反社會寄生分子的措施》,給逃避勞動的人專門定制了一頂帽子——“社會寄生分子”。
那么,什么是社會寄生分子呢?根據法令,除去居家婦女、兒童等老弱病殘,以及發生特殊情況暫時失去勞動能力的人之外,所有具備工作能力卻不勞動的人,都在這個范疇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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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有很多人感覺上班太累,或是賺夠了錢,辭職回家過起閑云野鶴的日子,這在蘇聯都是不允許的。雖然該規定看起來有些不近人情,但事實上,蘇聯政府做出這樣的決定也情有可原。
眾所周知,二戰直接改變了蘇聯社會的結構,戰爭慘重的傷亡造成了國家青壯年勞動力的大量缺失。勞動生產率的持續下降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國家不但亟需重建,更要提升國力應對敵對勢力接下來的兇猛沖擊,不得不以強硬手段刺激生產發展。
在這里我們需要強調一個問題:據傳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歷史上曾出現過所謂的“失業罪”:哪怕是被單位開除,失業在家,也會被當局判定為犯罪分子。
它被一些人當做斯大林“暴政”的證據,但事實上,這其實是一則非常經典謠言:在被分配到新工作之前,失業者待在家里不會被視作“社會寄生分子”。
進入20世紀60年代,蘇聯高層遭遇大麻煩:經濟體制的日漸僵化導致增長速率連年放緩,其中工業增速從7.4%迅速滑落至4.5%。
據統計,僅1961年,就有13萬人被判為“社會寄生分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懲罰。即便如此,情況依舊沒能得到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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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蘇聯當局翻新了“反社會寄生分子法”,對“社會寄生蟲”群體做出了更具體的劃分。
18-59歲男子、18-55歲女子,具備工作能力卻故意失業超過4個月者,或是拒絕工作分配、長期依靠領取政府救濟生活者,都是社會寄生蟲。
一旦觸犯該規則,輕則受到批評與罰款,重則取消住房分配、免費醫療服務、各種補貼等社會福利,還會被禁止進入圖書館、文化館、體育設施等公共場所。
被沒收住房,哪怕露宿街頭、乞討維生也都是不被允許的,偌大的國家便再無他們的容身之所,可以說是被判了“慢性死刑”。
新的法令實施以來,當局派出大量人手上街巡視,逐一排查社會寄生分子。只要是在工作日走在街頭,隨時可能會被警察攔下來盤問。一旦拿不出足夠證明身份的證件,便會確認是“閑人”,當場就會被押上警車帶走。
當時有不少沒課的大學生和休假的工人就遭到誤會,還是由他們的領導到監獄把人領出來的。
據說當時蘇聯警方還玩起了“釣魚執法”,在電影院安插大量便衣偽裝成觀眾。當電影放到一半時突然封鎖現場,逐個質問為什么工作日不去上班,而是出現在影院。
百姓對此哭笑不得,將其稱作“抓閑人運動”。
蘇聯社會變得如此荒唐,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值得說明的是,蘇聯的打工人絕對不算“牛馬”,跟在資本家手底下打工完全不是一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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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1日,蘇俄當局頒布了《關于八小時工作制法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政府名義推行八小時工作制的國家。
除此之外,蘇聯還是第一個確立了周末雙休制和年假的國家。
其次,在安排假期方面,蘇聯政府是非常慷慨的。
根據規定:工作滿12個月的勞動者,有權享受1個月的休假。當局非常鼓勵人們在休假中外出旅游,會發放大量補貼和旅游券,公民旅游基本是免費的。
正常情況下,在蘇聯上班應當不累,可為什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拒絕勞動呢?
事實上,問題并不出在基層,而是頭部。
20世紀50年代以后,“特權階層”逐漸形成,蘇聯社會貧富差距日漸加大,階層開始固化,基層民眾向上晉升的機會不斷減少。
雖然工作分配在名義上是平等的,但有背景的人可以依靠走關系不斷換工作,直到安排到稱心如意的崗位。好的工作都被撿走了,普通人能得到的工作都是臟活累活,每天累得半死,工資也只夠勉強溫飽,人們勞動的積極性自然就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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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年輕人的主動離職,這不但意味著國民正在對政府喪失信心,是一種消極的抗爭,更是蘇聯社會方方面面癥結的具象化。
這本是對蘇聯當權者們的一次寶貴的警示,倘若他們敢于自我審視,及早糾錯,那么歷史將會走向另一種結局。
遺憾的是,他們搞錯了方向,將問題歸咎于基層百姓的懶惰,最終錯失了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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