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一、
2018年3月13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司法部與國務院法制辦的職責進行整合，并重新組建了司法部，作為國務院的組成部門。至此，司法部再次實現部門“擴權”，其中就包括了行政執法監督。
2024年12月，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及要求，關于《行政執法監督條例（草案）》，司法部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若該部門規章制定出臺，意味著司法行政系統的執法監督，又邁出了關鍵且堅實的一步。
二、
基于依法行政、依法治國的前提，公民的權利及利益受法律的保護，而政府及其組成部門的行政權受法律約束。社會秩序的本質是由法律及其規范性文件所構建的模型，社會治理的本質則是政府行政執法對公民違法行為的矯正。
在此過程中，行政執法應當受到監督及保障，公民的權益應當獲得救濟，而這就是行政執法監督的價值及意義。
三、
目前，除司法行政系統的執法監督之外，政府辦的政府督查、紀委監察委的政務監督、檢察院的行政檢察，對行政執法都具有不同層面的監督職責，但各部門、各機構的著力點又各有側重。
《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2020年）是紀委監察委政務監督的工作依據，其中，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涉及行政執法監督的政務處分。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2021年）重塑了檢察系統四大檢察的工作格局，即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和公益訴訟檢察。目前，行政檢察主要是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對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中發現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的依照法律規定制發檢察建議等督促其糾正。
《政府督查工作條例》（2020年）是政府辦督查室的工作依據，該《條例》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政府督查應當加強與行政執法監督、備案審查監督等的協調銜接”。
四、
對行政權的法治約束是一個緩慢發展的過程。2010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加強依法行政工作考核，這時所能檢索到“法治政府”最早的出處了。法治政府建設首先是由國務院提出，這體現了政府對行政權力自我約束的擔當。
然而，行政權的自我監督、自我約束，實則使法治政府構建陷入了某種內在困境，具體表現為法治政府建設驅動乏力。
就憲政法治的視角觀察，政府是由同級人大選舉產生，而同級人大對政府具有監督權。就我個人觀點而言，以人大監督為驅動的法治政府建設，這是打破以政府自身構建法治政府乏力的路徑之一。
2006年，十屆全國人大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各級人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2022年11月，云南省人大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就云南省招投標領域隱性壁壘等問題，對云南省發改委領導班子進行質詢。在此后三年時間，云南省各級人大系統相繼開展了對同級政府的質詢工作，而各級人大對政府的質詢及詢問即是人大監督的表現。
法治政府建設不僅需要行政權的自我約束；同時，還需要同級人大對政府外在的監督驅動。
五、
行政執法監督是法治政府建設的重要內容，其法律價值是保障、監督及救濟。一方面，它聯系著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這體現了行政執法監督對公民權益的救濟性，唯有高效、公開、透明的社會秩序，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可。另一方面，它又必然要接受同級人大的監督質詢，唯有通過人大常委會、人大代表對行政執法監督工作的監督驅動，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回歸受人民群眾的工作監督，最終才能形成法理邏輯及理論構建的自洽及閉合。
陳浩 記于知止堂上
2025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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