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錢”還是“送命符”？絕世孤品隱藏辛亥革命之金融秘檔

文│肖舟

武昌起義后成立的鄂軍都督府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驚雷劃破封建帝制的長夜，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嶺南大地。11月9日廣東各界通過和平協商宣告獨立，正式成立以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為副都督的廣東軍政府終結了清王朝在廣東的統治。然而，新生政權甫一建立便遭遇致命困境：前清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等官員在出逃前，已將兩廣布政使司庫存的巨額庫銀席卷一空，導致軍政府財政徹底空虛，日常運轉經費告罄，地方金融市場陷入銀根枯竭的恐慌。

為維系政權存續、穩定社會秩序，廣東軍政府緊急推出一系列財政應急舉措：一方面派員赴香港聯絡愛國港商籌措借款，號召海外華僑踴躍捐款支持革命，同時發行短期公債吸納民間資本；另一方面，果斷決定發行紙幣，明確規定紙幣與銀元等值流通，并嚴令禁止銀元出境以此遏制金融亂象、保障市場流通。在這一系列舉措中，紙幣發行成為維系財政運轉與金融穩定的核心支柱。軍政府通過頒布專門法規保障紙幣信用，明確其法定貨幣地位，要求各級官府、商號、民眾一體通行，這使得紙幣在光復初期的廣東地區得以順利流通，有效緩解了財政壓力。

宣統三年（1911年）十月，大清銀行幫辦張允言、監理官章宗元聯署向度支部接濟廣東規銀呈札及附件

不過，彼時的廣東政局正處于劇烈的過渡動蕩期。從1911年獨立至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的兩年間，胡漢民與陳炯明因派系斗爭、政見分歧等原因兩度任職又兩度離任，政權更迭頻繁，地方局勢暗流涌動。這種持續的政治動蕩，不僅讓金融政策缺乏穩定性與連續性，更給廣東金融的長期穩定埋下了隱患。而在這一宏大歷史背景下，一枚誕生于潮汕光復之際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閩粵兩省軍事用票”，以其獨特的發行背景、鮮明的時代印記與復雜的歷史關聯，成為見證廣東辛亥革命歷程、解碼同盟會與光復會關系的珍貴實物遺存，其蘊含的歷史信息與文物價值，值得后人深入挖掘與品讀。

票證溯源：

黃帝紀元下的革命印記

庚成年（1910年）中華國國民軍憑票

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確立了“驅除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有組織、有綱領的新階段。同盟會成立后，孫中山先生積極籌劃在華南地區發動反清起義，希望以局部突破帶動全國革命形勢發展。1906年，孫中山在新加坡“晚晴園”親自接見潮汕華僑許雪秋，對其革命熱情與組織能力十分賞識，當即委任許雪秋為“中華國國民軍東軍都督”，同時任命另一位潮汕華僑陳蕓生為“中華國國民軍東軍副都督”，責成二人返回潮汕地區籌備起義事宜，負責聯絡會黨、募集經費、購置槍械等具體工作。

許雪秋、陳蕓生受命后立即返回潮汕，秘密聯絡當地三合會等反清力量，廣泛動員華僑、商紳、農民等各階層民眾參與革命，起義籌備工作緊鑼密鼓推進。1907年潮州黃岡起義前夕，許雪秋赴港“謁胡漢民、馮自由籌商再舉，并將潮汕統籌事宜，委托宏生（多數歷史資料稱為陳蕓生，下同）便宜行事。”故許雪秋并不在起義現場。1907年5月22日，因起義計劃不慎泄露，陳蕓生當機立斷，決定提前發動起義。當日夜間，數百名革命黨人在潮州饒平縣黃岡城（今潮州饒平縣）集結，手持槍械、大刀等武器向清軍駐地發起猛攻。起義軍士氣高昂，清軍猝不及防，經過數小時激戰，成功攻占黃岡城，控制全城局勢。

潮州黃岡起義軍誓師出發（1907）

來源：《丁未潮州黃岡起義史料輯注與研究》

5月23日，起義軍在黃岡城舊都司衙門正式成立軍政府，以“廣東國民軍大都督孫”或“大明都督府孫”的名義發布布告，宣告廢除清朝年號，倡導“恢復中華，建立民國”，號召民眾擁護革命、各安其業。“十四日抵黃岡，眾以雪秋在香港，暫推宏生充臨時司令長”【馮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可見，既有許雪秋的委派，也有起義眾將的共同推舉，陳蕓生遂成為黃岡起義時的實際最高領導者。潮州總兵黃金福得知黃岡城被攻占后，立即調集重兵前往鎮壓，雙方在黃岡城外展開激烈戰斗。因起義軍武器裝備簡陋、兵力懸殊，且缺乏外援支持，在堅持6天后，起義軍被迫撤離黃岡城，此次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據史料記載，起義失敗后，清軍對黃岡城及周邊地區進行血腥報復，200余名革命黨人與無辜民眾慘遭殺害，革命力量遭受重創。

盡管潮州黃岡起義最終失敗，但其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是同盟會成立后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反清起義，是孫中山先生首次委派將領組織實施的軍事行動，起義軍建立的軍政府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權，軍政府在起義期間發行的臨時銀票是革命政權首次發行的貨幣，而起義軍升起的青天白日旗，更是第一次在華南地區的天空中飄揚此次起義雖規模不大、持續時間不長，但它打響了同盟會領導反清武裝斗爭的第一槍，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反清斗志，震撼了清王朝的統治根基，為后續的辛亥革命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黃崗起義形勢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后，全國革命形勢風起云涌，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相繼宣告獨立，反清浪潮席卷大江南北。遠在潮汕地區的許雪秋、陳蕓生等革命黨人深受鼓舞，立即響應武昌起義的號召，積極聯絡當地會黨、華僑、進步士紳等力量，組建“南路進行軍”，籌劃潮汕地區的光復斗爭。11月，許雪秋、陳蕓生率領南路進行軍向潮汕地區的清軍發起進攻，在各地民眾的積極響應與支持下，革命軍勢如破竹，先后攻占汕頭、潮州等重要城鎮，順利完成了潮汕地區的光復任務。

然而，光復后的潮汕地區面臨著與廣東軍政府同樣的困境：清軍潰敗前已將地方府庫洗劫一空，革命軍軍費匱乏，不僅無法支付士兵軍，就連日常的糧草供應、武器維修等都難以保障，嚴重影響了革命軍的戰斗力與政權的穩定。為解燃眉之急，許雪秋、陳蕓生主導的潮汕臨時革命政權決定效仿廣東軍政府的做法，發行軍用鈔票以籌措軍餉、穩定地方金融。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新政府國民通用票”“中華民國軍政府閩粵兩省軍事用票”伍元

此次發行的軍用鈔票定名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閩粵兩省軍事用票”，票面金額為伍元。從票證實物來看，該票設計精美、內涵豐富：正面采用豎式紅色印刷，花符四繞，正上方從上而下分四行橫印“新政府國民通用票”“中華民國軍政府”；正中三行自右而左豎印“度支部”“閩粵兩省軍事用票伍元正”“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發”。背面采用橫式深紅印刷，正中為亭臺樓閣湖景圖案，上繞印“閩粵兩省軍事用票”八個大字，右印“度支部”，左印“陳蕓生發”；兩旁分別為花符圖案面額“伍”“5”。

值得注意的是，該票是廣東地區目前已知唯一以“黃帝紀元”為年號發行的紙幣。黃帝紀元是清末革命黨人廣泛采用的紀年方式，以黃帝即位之年為元年，1911年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這種紀年方式旨在擺脫清朝年號的束縛，強化民族認同感與革命正當性，彰顯了鮮明的反清革命理念。

史證價值：

革命黨關系的實物注腳

許雪秋、陳蕓生

許雪秋、陳蕓生作為“閩粵兩省軍事用票”的核心發行者，其個人革命經歷與身份轉變，深刻反映了清末革命團體的分化與整合。許雪秋出身潮汕華僑富商家庭，自幼胸懷反清大志，早年曾在新加坡、泰國等地奔走聯絡，結識了眾多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1906年，許雪秋在新加坡與孫中山先生結識，被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與人格魅力深深打動，當即加入中國同盟會，并接受孫中山的委任，成為潮汕地區同盟會的主要負責人，主導籌備黃岡起義。

然而，黃岡起義的失敗讓許雪秋與同盟會核心成員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分歧。許雪秋認為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同盟會南方支部負責人胡漢民、馮自由等人組織槍械船運不周，導致起義軍武器短缺、戰力不足；而孫中山先生在委派汪精衛調查后，認為“其責任全在許雪秋一人”，指責其籌備工作不周密、指揮失當。此次分歧使得許雪秋在同盟會內部受到排擠，逐漸失去了核心領導地位。

與此同時，同盟會與光復會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劇，兩大革命團體因政見分歧、權力分配等問題漸生嫌隙，從最初的合作盟友逐漸走向對立。在這種雙重困境下，許雪秋于1908年毅然脫離同盟會，轉投陶成章在南洋組織的光復會。光復會成立于1904年10月，總部設于上海，是江浙一帶反清革命的重要力量，其核心成員包括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秋瑾徐錫麟等，主張“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與同盟會的革命綱領既有相通之處，也存在明顯差異。許雪秋加入光復會后，憑借其豐富的革命經驗、廣泛的人脈資源與強大的組織能力，迅速成為光復會的核心骨干，位列第三號重要人物。

陳蕓生作為許雪秋的親密戰友與革命伙伴，自黃岡起義籌備階段便與許雪秋并肩作戰，二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在許雪秋與同盟會產生矛盾并轉投光復會后，陳蕓生也隨之加入光復會，繼續追隨許雪秋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成為光復會的重要骨王。從同盟會骨干到光復會核心，許雪秋、陳蕓生的跨黨革命經歷，并非簡單的個人選擇，而是清末革命團體內部矛盾激化與革命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他們的身份轉變，既反映了革命黨人在追求共同目標過程中的分歧與掙扎，也體現了清末革命力量的多元性與復雜性。

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光復會部分核心成員如蔡元培、陶成章等曾加入同盟會，兩大革命團體一度形成合作共贏的局面，共同推動反清革命事業的發展。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與革命力量的壯大，兩大團體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并不斷激化：在革命綱領上，同盟會主張“平均地權”，帶有更濃厚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色彩，而光復會更強調“光復漢族”的民族主義訴求，政治主張相對保守；在組織原則上，同盟會采用中央集權式的組織架構，強調領袖權威與統一指揮，而光復會則更注重地方自主與團體獨立性
在權力分配上，同盟會以孫中山為核心，主要成員多來自華南、南洋地區而光復會核心成員多來自江浙地區，雙方在革命資源分配、起義指揮權等問題上存在諸多分歧。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

這些矛盾分歧在黃岡起義失敗后進一步加劇，許雪秋事件成為兩大團體關系破裂的重要導火索。許雪秋轉投光復會后，積極利用光復會的資源開展革命活動，與同盟會在華南地區形成了一定的競爭關系。1911年武昌起義后，同盟會與光復會雖在反清革命的大目標下再度攜手，共同推動各地光復，但隱藏在合作背后的權力斗爭并未停止。廣東地區作為同盟會的重要根據地，其政權主要由胡漢民、陳炯明等同盟會核心成員掌控，而許雪秋、陳蕓生率領的光復會力量在潮汕地區的崛起，被同盟會視為潛在的威脅。汕頭光復之后，各派革命軍互不統屬，各稱司令，爭奪地盤，時有包括許雪秋、陳蕓生在內的“潮汕十三司令稱雄”的說法。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清王朝的統治已被推翻，反清革命的共同目標不復存在，同盟會與光復會之間的權力斗爭徹底公開化。為了鞏固同盟會在廣東的統治地位，消除光復會在潮汕地區的影響，廣東軍政府正副都督胡漢民、陳炯明等廣東同盟會領導人暗中授意潮梅綏靖處督辦吳祥達，對許雪秋、陳蕓生采取強制措施。1912年5月12日，吳祥達乘其不備，突然派兵圍攻，“不動聲色將蕓牛、雪秋捕之槍斃”【吳勤生等主編：《辛亥革命潮汕革命會黨活動資料》，潮汕歷史資料叢編（第五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慘案發生后，全國各界輿論嘩然，許多革命黨人紛紛發聲“力辯其冤”并致電都督陳炯明請為申雪，陳竟置之不理【馮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以致廣東有了“革命成功，革命黨人死亡”的歌謠。這起慘案不僅是許雪秋、陳蕓生個人命運的悲劇，更是同盟會與光復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它標志著兩大革命團體的合作徹底破裂，也暴露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內部派系斗爭的殘酷性而“閩粵兩省軍事用票”作為許雪秋、陳蕓生在潮汕光復后發行的重要憑證，既見證了他們為光復目標與同盟會的短暫合作，也暗藏著其最終因派系斗爭慘遭殺害的歷史伏筆，為研究同盟會與光復會的關系變遷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實物證據。

作為辛亥革命時期的珍貴實物遺存，“中華民國軍政府閩粵兩省軍事用票”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史證價值，更集政治、文化、金融、藝術價值于一身，是名副其實的絕世孤品，堪稱近代革命金融文物中的頂級珍品。

• 從歷史價值來看

該票是廣東辛亥革命的直接實物見證，記錄了潮汕地區光復的具體歷程與臨時革命政權的運作情況，關聯著黃岡起義、潮汕光復、同盟會與光復會關系等多個重要歷史事件與議題。其蘊含的歷史信息能夠與文獻史料相互印證、補充，為研究廣東辛亥革命史、清末革命團體史近代金融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素材，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 從政治價值來看

該票是清末革命黨人反清革命理念的集中體現。票面上“新政府國民通用票”“中華民國軍政府”等字樣，明確宣告了推翻清朝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革命目標；“黃帝紀元”的使用，彰顯了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情懷與反清復漢的政治訴求；而許雪秋、陳蕓生從同盟會到光復會的身份轉變，以及最終因派系斗爭慘遭殺害的命運，通過這枚票證得以間接反映，使其成為研究清末革命政治生態與派系斗爭的重要實物載體。

• 從文化與藝術價值來看

該票的設計與印刷工藝融合了傳統與近代元素，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與地域文化特色。票面上精美的花符圖案、亭臺樓閣湖景圖案，體現了中國傳統印刷工藝的精湛水準與潮汕地區的地域文化底蘊;而豎式與橫式結合的排版方式、中英文對照的面額標識、革命口號與紀年方式的融入，則反映了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票證設計的影響，是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生動縮影。

• 從金融價值來看

該票是辛亥革命時期地方革命政權發行的貨幣代表，其發行背景、流通范圍、防偽設計等，都反映了近代中國地方金融的發展狀況與應急管理模式。作為廣東地區唯一以黃帝紀元發行的紙幣，該票在近代中國貨幣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其發行與流通歷程，為研究清末民初的貨幣制度變遷、地方金融市場運作提供了重要的實物案例。

更為重要的是，該枚“閩粵兩省軍事用票”目前已知為絕世孤品。在歷經百余年的歷史變遷后，能夠完整保存至今，實屬不易。其稀缺性與獨特性，使其成為收藏市場上的大珍品。對于革命文物收藏愛好者、歷史研究者而言，這枚票證不僅是一件珍貴的收藏品，更是承載著辛亥革命厚重歷史記憶的“活化石”，其多元價值與重要意義，值得被永久銘記與深入研究。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