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被斯大林架空？列寧逝世前做了一件事，令真相變得反常識

對斯大林而言，1923年實在太兇險了。

彼時，列寧病重，人們都在討論誰將成為他的接班人，斯大林毫無疑問地成為了熱門選項之一。怎料不知怎么搞的，斯大林突然發現自己成了眾矢之的。

列寧毫不避諱地表達了他對斯大林的不看好：“斯大林同志有點太粗暴了……從防止分裂來看，這不是小事……”

言外之意，斯大林一旦成為最高領導人，可能會造成內部分裂——這個帽子本身就不小，更何況出自列寧之口。

更糟糕的狀況接踵而至：列寧又跟斯大林鬧絕交，理由是斯大林辱罵列寧妻子，這令后者感到冒犯且不可忍受。

緊接著，列寧的另一番說辭更是把斯大林架在了火上烤：“我不懷疑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全票通過的決議。”

這似乎是在控訴，自己被斯大林架空了。

于是，一個著名的歷史謎團誕生了：晚年失去行動能力的列寧，是否被斯大林當成了傀儡，挾天子以令諸侯呢？

時間回到1922年12月23日，時值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來自全俄各地的2215名代表齊聚一堂，充滿憧憬地規劃這個年輕國家的未來。

列寧向大會提交了一封信，直接尖銳地指出了當下存在的諸多問題，其中還將決策層幾位核心成員指名道姓地挨個評價了一番。

它就是《給大會代表的信》，加上后續的多次補充，它成為了列寧的“政治遺產”。眾所周知，如今列寧、斯大林二人的矛盾，很大一部分就是源自于這封信。

列寧認為，斯大林可能有著很強的權欲，他的上位會扼殺蘇維埃聯盟的民主。

“……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權力，我沒有把握。”

1922年12月24日，列寧又補充道：一旦斯大林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謹慎使用是個問題。

“斯大林同志太過粗暴，從防止分裂來看，這不是小事，甚至可能成為一件具有決定意義的事情。”

《給大會代表的信》的“價值”，在次年春季得到了充分體現。

1923年3月，蘇聯發生重大變故，列寧遭遇第三次中風，這一次尤為嚴重，臥病在床動彈不得，甚至連開口說話都十分困難，生活完全無法自理。

同志們紛紛去看望，嘴上都說堅信情況一定會好起來的，心里卻門兒清，誰都躲不開生老病死，看列寧的狀態，這一回恐怕真的兇多吉少了。

領袖逝世必定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那么問題來了：誰有資格去繼承呢？

問題本來懸而未決，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似乎誰都有可能分一杯羹，唯獨一個人幾乎已被判了“死刑”，他就是斯大林。

列寧公開表示：咱們應當推舉出一位“較有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且較少任性”的接班人，顯然，斯大林同志很不合適。更有甚至，他直言斯大林“德不配位”，得想個法子把他拿掉。

“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

緊要關頭，斯大林還做了件糊涂事。

1923年3月5日，斯大林與列寧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爆發激烈爭執，事后無論是致電還是寫給對方的信件中，斯大林都出言不遜，甚至罕見地用了一些粗俗的字眼。

克魯普斯卡婭直接被罵哭了，聲稱“三十年來從未受到過如此羞辱”。列寧的反應更加激烈，揚言要斷絕關系，要求斯大林做出誠懇道歉。

此事令斯大林在高層中的威望大為折損，而同時期險些導致兩人徹底決裂的事情還不止一件。

據說在中風后，經過醫生治療，列寧的狀態一度大為好轉。醫生準許列寧每天可以工作一段時間，并且口授簡短的信件。

在那段時間，列寧的立場更加傾向于托洛茨基一方，二人的政治主張多有相似之處。列寧在口授信件時，也經常繞過斯大林。

對此，斯大林大為光火，據說也差點因此跟列寧鬧掰。不久，列寧就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我不懷疑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全票通過的決議。”

有人據此提出，列寧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就是被架空了，讓斯大林軟禁起來，完全充當了后者謀取權力的工具人。

人們順著這個方向研究時，卻發現了令人震驚的事實。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列寧政治遺產”可能并不存在，這個概念是被捏造出來的。

列寧逝世一年后，美國基金政治分子馬科斯·伊斯門出版一本名為《列寧逝世以后》的書，作者自詡掌握了蘇聯高層一些秘密，將它們公諸于眾。

該書出版后，托洛茨基的態度顯得十分異常，他直言“整本書都在撒謊”，并且明確表示，根本不存在什么“遺囑”。

此事發生于1925年，彼時托洛茨基認為，列寧臨終前留下的信件等，只是作為其個人觀點的表達，不應過分與政治扯上關系，這也基本代表了蘇聯高層多數人的態度。

然而進入30年代后，托洛茨基卻改口稱“政治遺囑”是存在的，并且據此批判斯大林“得位不正”。

毫無疑問，如果“政治遺囑”不存在，那么先前對斯大林的質疑與指控都無法成立。

第二件事更加蹊蹺：1922年12月25日，蘇聯高層召開了一次針對列寧健康狀況的會議。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列寧的狀態非常差，大多數人認為應當盡可能保證列寧同志的休息，避免探視，不要去打擾他。但仍有人提出“每天要至少保證列寧同志10分鐘的口授時間”，而提出者正是斯大林。

斯大林給出的理由令人無法反駁：我們無權強迫列寧同志沉默。

由此可見，“斯大林軟禁列寧”這事兒很難發生。

至于斯大林與克魯普斯卡婭的矛盾，主流觀點認為，斯大林對列寧的一些決策日漸不滿，一直以來作為列寧親密戰友與助手、充當“傳話筒”的妻子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才遭到斯大林遷怒。

然而克魯普斯卡婭的秘書德里佐卻詳細講述了斯、克二人矛盾的全部經過，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

1922年底，列寧第二次中風，此后身體陰沉不定。高層認為，列寧身體狀況惡化時，旁人應盡量避免接觸，更不能談論工作。

然而克魯普斯卡婭卻違反規定，接連幾天都長時間與列寧大談工作，造成后者病危。斯大林得知情況后暴跳如雷，這才以粗暴的言辭辱罵了克魯普斯卡婭。

雖然此事一度鬧得沸沸揚揚，險些造成列寧與斯大林的決裂，但事情很快就翻篇了。幾天后，斯大林做出書面道歉，兩人和好如初，克魯普斯卡婭親口說：“問題順利解決，我已經忘記了一切。”

隨著歷史學者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更加反常識的線索浮出水面。

列寧的私人秘書瑪利亞·沃洛季切娃、莉季婭·福季耶娃和克魯普斯卡婭秘書德里佐三人在各自的回憶中都提到了同一件事：生命的最后時刻，不堪病痛折磨的列寧想服毒自盡，于是吩咐克魯普斯卡婭，要求她私下向斯大林求助，弄一些毒藥來。

如此破天荒的要求幾乎不會有人同意，列寧最終寄希望于斯大林，由此可見二人關系非同一般。顯然，列寧是充分信任斯大林的。

至于為何會出現與陰謀論完全相反的“真相”，如果那些親歷者和知情者的口述是史實的話，那么只有這么幾種可能。

正如托洛茨基一開始所說，那份對斯大林十分不利的“遺囑”是被有意捏造出來的；或是赫魯曉夫上位后，利用它來摧毀斯大林完美光輝的個人形象。

就像托洛茨基對待它的態度的前后轉變那樣：當擁有利用價值時，它就會被放大；當利用價值足夠大時，它便成為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