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獎”之后，大眾開始對電影節祛魅

文｜李蛋

從威尼斯到戛納，從東京到釜山，中國電影人征戰海外的榮譽史上，八卦新聞往往比影片本身更熱鬧。

今年也不例外。九月，辛芷蕾憑《日掛中天》拿下威尼斯影后，趙濤為辛芷蕾撕獎的熱搜反而比辛芷蕾的演技更具討論度。十一月，王傳君憑“幾乎沒有戲份”的角色斬獲東京電影節影帝、白百何發文控訴《春樹》劇組、郝蕾朋友圈炮轟國際電影節，一連串風波接踵而來，又徹底讓“國際大獎”四個字褪去了高貴濾鏡。

過去，電影節是神壇，電影人是朝圣者。而如今，電影節成了演員、導演、制片人和評委們的修羅場，觀眾終于開始明白，原來那些號稱“藝術無國界”的獎項，也不過是權力、資本與關系的精致游戲。

那句被反復引用的“金獅獎、金棕櫚、金熊獎是電影人的最高榮譽”，變得越來越諷刺了。

何為“撕獎”？

據傳，在第82屆威尼斯電影節終審環節，評委會內部意見分裂，中國評委趙濤強烈主張將影后獎項頒給表演更具突破性的辛芷蕾，而部分歐洲評委傾向于將影后獎頒給一位意大利本土演員。幾位評委據理力爭的過程中，甚至出現了激烈爭吵。但無論如何，最終辛芷蕾全票封后。

這則消息一出， 迅速登上熱搜。某電影博主發文說，西方評委不懂東方美學時，趙濤能精準闡釋文化內核強勢拉票，比她自己沖戛納影后狠多了。還有網友總結，趙濤在第36屆東京電影節幫萬瑪才旦遺作《雪豹》爭到最佳影片，為《老槍》爭到最佳藝術貢獻獎。

事實上，“撕獎”并非什么新聞。2007年， 張藝謀為了讓李安的《色·戒》拿下那一屆金獅獎，在評審閉門討論中親自“拉片”七個小時，一幀一幀講解影片的東方意境與人物克制，用導演的眼光去說服其他評委理解其中的“分寸美學”。

2005年的柏林電影節，中國導演顧長衛和蔡明亮的作品同時入圍主競賽單元，最終雙雙斬獲大獎。而據當時的評委之一白靈回憶，她幾乎是以“講解員”的身份在為這兩部影片奔走游說， 努力讓西方評審理解東方影像中那種不以情節取勝、而以情感氛圍制人的表達方式。

只不過，那是大家關于“撕獎”的討論都帶著幾分民族自豪感，強調“中國電影要讓世界看見！”“國人在海外揚眉吐氣。”可到了2025年，大眾已經不再單純以民族情緒觀看獎項，而是開始質疑這些國際獎項的評判標準。

為什么一個評委的幾句話就能左右獎項的歸屬？為什么一部票房、口碑皆平平的影片也能摘得國際大獎？

說到底，電影節的評審機制本身是存在問題的。表面上看，國際A類電影節的評獎流程嚴密，主競賽評審團由國際電影人組成，獨立投票，不受外部干擾。但實際上，評審的“獨立性”是一種理想狀態。

每一屆電影節都被特定政治氛圍、文化取向、資本力量深度影響。評委的組成往往決定了審美走向，例如戛納偏愛作者電影，柏林更關注社會議題，威尼斯近年來則傾向扶持女性敘事與亞歐視角。這便導致國際獎項的評審結果往往并非藝術至上，而是議題優先。

換言之，評委們并非在選最好的電影，而是在選最能代表他們立場的電影。

再加上人情與公關的微妙博弈。評審團成員之間的關系、評選前的片方宴請、電影節組委會的政治考量，都可能在無形中左右結果。甚至在業內，還有一句玩笑話：“得獎不是什么榮譽，只是因為評委喜歡你。”

評委之間的分歧，是電影節最常見的景象，“撕獎”正是發生在這樣的夾縫中。有人欣賞形式創新，有人偏愛情緒濃度，有人更看重社會意義。中國評委如果為中國演員據理力爭，并非不道德，只是當這種“爭取”變成“撕扯”，就暴露出評審機制的不透明。

從前，大眾很難接觸到電影節的內幕，而到了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內部博弈第一次被攤開在公眾面前。觀眾不再只看到紅毯與獎杯，更看到獎杯背后的那張“會議桌”。國際電影節的神秘感、高貴感，也就隨之瓦解了。

運作有錯嗎？

如果說“撕獎”還帶著些理想主義的味道，那么“運作”就顯得更現實、更赤裸。

這次東京電影節會被卷入“運作”風波，并引發如此強烈的輿論震蕩，導火索是白百何在11月3日發布的那條意味深長的微博：“還能這么操作…”短短六個字，外加捂眼、捂耳、捂嘴的猴頭表情三連，盡管沒有指名道姓，但因在獎項公布前發聲，很自然地就被視作是在影射“獎項黑幕”。

隨后，有網友更是傳出一張截圖：“滬圈要求文晏把東京男主給王傳君，否則日后不投資她電影。文晏是東京電影節今年評委，一部電影不可能同時獲得東京男女主，白百何覺得不公，她是大女主，王傳君戲份不到40分鐘，掛件男主，戲份還不如女配劉丹。”

幾乎同時，郝蕾在朋友圈發文怒批國際電影節早已失真，不僅提到“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女性玩轉了東京電影節”，還影射了趙濤為辛芷蕾撕獎，一針見血地寫下那句掀起軒然大波的“威尼斯憑借一個女演員扯頭發就可以得影后。”

面對質疑，辛芷蕾的長文回應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可以運作的話為什么要14年才給我運作了一個威尼斯的影后？”當然，這個回應并未能否認運作存在的可能性，反而暗示了運作本身需要合適的機會與條件。網友對待辛芷蕾和趙濤的態度，也不似剛剛拿獎的當初了。

因為郝蕾這番發言，其實戳穿了許多業內早已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這幾年中國電影人在國際電影節頻頻得獎，確實不乏藝術突破者，張律、畢贛、曹保平都有作品入圍或獲獎，但與此同時，市場也逐漸出現一種“電影節審美模板”。

似乎只要把灰蒙色調、極簡對白、女性凝視、情緒內斂、亞洲意象等元素做好，再選個冷門主題，就能“通關”歐洲電影節。各大電影節上，評審們看議題，片方做包裝，演員刷履歷。而“運作”，不過是這套體系的一環。

甚至在威尼斯、戛納、柏林等頂級電影節中，公關公司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他們為影片安排放映時段、制定媒體策略、聯絡評委、甚至安排私下會面。很多片方花在“運作”上的預算，往往超過制作費。有影評人曾形容，“電影節就像奧斯卡前的造勢期”，只是換了一個更文藝的殼。

當白百何公開控訴劇組不公，郝蕾揭穿評審游戲，辛芷蕾自證清白，這一連串事件之后，大眾對“電影節”的興趣從未如此高漲，而對獎項的信任，也從未如此崩塌。

一個祛魅的時代

“撕獎”之后，真正被撕碎的，是電影節的神話。過去，大眾對電影節的想象是高貴、遙遠、帶著儀式感的，而一旦“互掐”的幕后戲碼被擺上臺面，那層金色光暈勢必開始褪色。

尤其在今年，電影節的獎項含金量幾乎集體縮水。《日掛中天》上周在國內上映后，票房遇冷、口碑兩極，觀眾不買賬的理由很簡單：“不好看”。也許放在幾年前，大家看不懂文藝片時還會自我反思：“是不是我不夠懂藝術？”可現在，觀眾更傾向于坦誠表達：“難看就是難看。”

大眾的評價標準回歸作品本身。觀眾更相信票房與口碑，更看重是否能與電影共情，是否能被電影觸動，而非是否拿過國際大獎。電影節獎項的象征價值在下降，普通觀眾的觀影體驗卻在重新獲得話語權。

“好電影”的定義，不用再被電影節壟斷了。

時代的轉向，往往也是從“信任的崩塌”開始的。大眾對電影節的祛魅，其實是影視行業回歸理性的開始。觀眾看清了獎項運作，也能區分出真誠與包裝，便不再被造神敘事牽著走。畢竟，面對如今的輿論環境，任何一場電影節都無法再靠公關維持體面，也無法靠獎杯掩蓋電影本身的內容問題。

更典型的，還有王家衛的錄音事件。曾經被奉為“東方美學巔峰”的導演，在曝光的錄音中，隨時展露著對演職人員的控制與傲慢，那種昔日神秘的“藝術家氣場”瞬間化為上位者的冷漠。

聽到這些錄音后，那些自我神化的創作者形象驟然崩塌，公眾也不得不重新審視藝術，并察覺到藝術的背后可能遠比想象中更加骯臟。

從前，觀眾容忍電影市場的傲慢，是因為信息不對稱。而現如今，在社交媒體的全景監督下，紅毯之外的爭吵、評審間的互撕、片方的運作，這些被藏在幕后的細節都被實時傳播、放大。

這個時代的觀眾有很強的自主意識，不再盲信，也不再輕信。對電影節來說，這或許意味著“權威坍塌”，但對電影本身而言，這才是最健康的開始。唯有作品說話，才能穿透喧囂，留下屬于創作者的真正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