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八十年：一場求生之戰

民智評論

作者：邵逸飛，民智國際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正文約3200字，預計閱讀時間8分鐘）

2025年10月24日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紀念日。

八十年前，人類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為“使后世免遭戰禍”立下制度性的承諾。

八十年后的今天，為紀念這一歷史性時刻，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辦了“共棲生命，共享未來（Shared Lives, Shared Future）”主題展覽。

來自近200個國家的真實影像與故事在此匯聚，無聲地訴說著聯合國如何深刻地改變著全球普通人的命運。

這不僅是一場展覽，更是聯合國與時俱進、永不停歇的使命與承諾的生動寫照。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啟動儀式上致辭時說，此次展覽“講述了一個始于八十年前的非凡故事——一個關于雄心、合作與堅韌的傳奇”。

▲ 聯合國大會紀念《聯合國憲章》簽署80周年

他強調，從戰火中誕生的聯合國，其故事至今仍在被全球工作人員續寫：“從支持發展到人道救援，從維護和平到捍衛人權——我們的工作，就是未來的基石。

然而，現實的壓力卻不斷涌來。

2025年8月，聯合國支持的“綜合糧食安全階段分類”（IPC）報告確認，加沙城及周邊地區已出現“饑荒”，且范圍可能進一步擴大。

世衛組織與人道機構將其定性為“人為饑荒”，呼吁全面開放人道準入并實現?；稹?/p>

與此同時，蘇丹戰火未熄，法希爾“圍城記”與大規模流離失所使其成為全球最嚴重的人道危機之一。

同樣，美國的“退群”，使得即將在巴西貝倫舉行的，“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也蒙上了一層陰影。

▲ 蘇丹戰火，準軍事快速支援部隊和軍隊發生沖突

顯然，“全球性挑戰”是以分秒為單位，以生命為代價的現實抉擇。

因此，在這個重要的日子里，讓我們一起回望多邊主義的初心，同時回應一個更為緊迫的問題：

在地緣沖突回潮、技術劇變洶涌、發展赤字擴大的今天，我們究竟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聯合國？它還能做什么，又應當做什么？

聯合國是什么：從戰爭反思到制度構建

十九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媒體和早期膠片相機首次被大規模的應用到了戰地新聞報道。

看著每日報紙上報道戰事的文字和戰場的黑白相片，普羅大眾才開始意識到，工業革命將人類文明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的同時，也將人類之間有組織殘殺的殘酷程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進入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更是不斷的刷新著人們對戰爭的認知。

媒體和照片或許不夠直觀——當炸彈真正地落到了自己居住的城鎮、曾經熟悉的街坊鄰居、家人朋友被征召入伍，有些再也沒能回來。

沒有什么比戰爭更能引發人們的反思。

1919年巴黎和會，國際聯盟的成立代表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試圖以國際組織的形式維護世界和平的努力；

同樣在1919年，英國亞伯大學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關系學院，旨在研究國家間爆發戰爭的原因，以防止類似的浩劫再次降臨。

1945年，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聯合國成為了人類又一次阻止國家間戰爭的努力。

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

“許多人曾質疑，50個在種族、宗教信仰、語言和文化方面有巨大差異的國家是否能達成一致。但這些差異都被拋在腦后，在一個堅定不移的、統一的決心中，找到方法結束戰爭......歷史將會為此向你們致意。如果我們沒能夠好好利用它（指《聯合國憲章》，下稱《憲章》），我們便是背叛了所有那些為之犧牲，以讓我們能自由、安全相聚于此并創造出這部憲章的人們?！?/p>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在今年6月《憲章》簽署八十周年紀念儀式上所警示的：部分成員國對國際法與義務的選擇性履行，正侵蝕多邊秩序的根基。

在聯合國日，我們重新確認這部憲章的意義：它既是國家間權力競爭的“護欄”，也是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底線”。

聯合國的“新考卷”

聯合國成立后，安全、發展、人權三大支柱逐漸交織成一張全球治理的網絡。

2000年，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聯合國提出千年發展目標，體現了對二戰后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問題的反思。

在此基礎上，2015年通過的《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以更全面的視角對全球發展議題做出了反思和期望。

從千年發展目標到《2030年議程》與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其背后邏輯始終如一：以規則與合作修復創傷、矯正失衡、面向未來。

2024年“未來峰會”通過的《未來契約》，更是被視為近幾十年來最具包容性的多邊政治協議。

這份協議在可持續發展、國際和平與安全、科技與數字合作、青年與未來世代、全球治理改革五大領域提出行動框架，并在核裁軍與安理會改革等議題上使用了更為明確的表述，強調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與發言權。

▲ 2024年“未來峰會”

顯然，這些努力是具有兩面性的：氣候危機、地區沖突與債務壓力疊加，使“進展雖真實卻脆弱且不均衡”——僅有約35%的可量化目標處于正軌或取得中度進展，亟待加速推進。

同樣，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日前指出，聯合國當前的財政前景“極度脆弱”。高額拖欠、繳費延遲和退還貸項等問題正在威脅聯合國的現金流。

聯合國的核心運作能力，正在被顯著削弱。

規則的殘酷現實與生存危機

國際關系理論常將國際體系概括為三種“無政府文化”：霍布斯式的敵我對立、洛克式的競爭共存、康德式的友好合作。

過去一個多世紀，戰爭形態的演變、全球價值鏈的相互依存，與國際規則網絡的擴展，不斷推動國際體系從“全面敵對”逐漸走向“競合并存”。

然而，當下地緣政治的再極化與信任流失，令部分地區再度陷入霍布斯式的安全焦慮。

這其中，國際組織與制度的“黏合作用”至關重要：當它們能將國家的短期利益轉化為可預期的長期收益，體系便有望向“康德式和平”演進；反之，則可能出現制度失效與對抗回潮。

聯合國八十年歷程，正是一部在三種文化之間“拉鋸前行”的制度進化史。而現在，我們見證了巨大的割裂——戰事將國際法治殘酷現實暴露無遺。

法律規則似乎并未缺席，但司法進程的錯位、強制執行對成員國配合的依賴，以及政治否認與法律管轄爭議，使得多邊機制難以轉化為改變現實的力量。

八十周年的聯合國正面臨一場空前的“生存危機”。要讓聯合國“發聲有力”，必先令其“生存無憂”。

這也正是《未來契約》與“UN80倡議”將“提升體系代表性與執行力”作為改革核心的原因所在：在決策中增強全球南方代表性，在資金上重構發展與人道資源的可持續性，從而在執行中形成閉環。

否則，再完善的規則、再宏大的目標，也可能淪為“紙上藍圖”。

雄心勃勃地重建未來？

回首過去的八十年，我們已經想象不出一個沒有聯合國的世界。

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所言，和平不僅是結果，也是過程——它蘊藏在社會保障與綠色轉型等“看似日?！钡墓舱咧?。

▲ 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

在技術治理這一關鍵賽道上，聯合國的行動正從共識走向落實。

2024年的AI決議奠定了合作基礎，而2025年相繼成立的AI科學小組與全球對話機制，則標志著工作重心從紙面走向實踐。

貫穿這一進程的“全球數字契約”，意味著需要明確以人權框架護航技術發展，通過推動普惠連接、數據共享與倫理治理，竭力防止“數字鴻溝”最終固化為永久性的發展鴻溝。

畢竟，技術從不是中立的，規則會決定它最終成為“普惠工具”還是“失衡的加速器”。

▲聯合國人工智能決議通過投票

加沙與蘇丹的教訓表明：證據、裁決與道義若不能迅速轉化為暢通的救援通道、可執行的安排與可核查的執行機制，就難以阻止悲劇的累積。

諸多承諾，必須配以更緊密的政治及實操層面的聯動，彌合“戰場節奏”與“司法節奏”之間的鴻溝。

結語

黑格爾用密涅瓦的貓頭鷹形容反思在哲學中的重要性。聯合國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一直充當著“貓頭鷹”的角色。

聯合國在其八十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現代文明的反思。

它從來都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種可貴的實踐：它將分歧納入程序，將情緒轉化為規則，將長遠利益植入短期政治的考量空間。

它當然不完美，甚至屢屢令人失望；但正如秘書長所言，《憲章》不是可選項，而是底線。

在八十周年的今天，我們更需要以務實的想象力去“共建我們的未來”——在加沙的饑餓線前、在法希爾的圍城外、在熱浪與洪水的邊緣、在算法與數據的夾縫中，將承諾轉化為可觸摸的改變。

若要以一句話作答：聯合國是什么？它是一個持續的動作，是人類在不確定的時代里，以制度與合作對抗失序的努力本身。

只要這種努力仍在繼續，未來，或許就依然值得期待。

當我們重新瀏覽《聯合國憲章》，讀到“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時，我們不難感受到那一種跨越八十年的國際主義的熱忱和令人振奮的精神。

在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之際，聯合國官方推出了系列知識問答活動，通過一份問卷的形式向世界重申過去80年來指導我們的《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并進一步闡釋《我們的共同議程》。點擊下方“閱讀原文”即可參與問卷填寫。

撰稿：邵逸飛

編務：王薪堯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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