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啟示錄：技術創新是持續性的社會變革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2025年度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闡釋”。

其中，一半獎金授予莫基爾，以表彰其“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另一半獎金則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其“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

一、莫基爾及其評價

由于喬爾·莫基爾分得錢多，這里我主要介紹莫基爾的生平與學術成就。

喬爾·莫基爾，是很著名的經濟史學家，研究經濟史的學者應該都看過他的論文。經濟史在經濟學領域地位不高、學術鄙視鏈底層，很多研究容易遭受同行和歷史學家的嘲笑，但它，正如莫基爾所做的研究一樣，又非常重要。

莫基爾是荷蘭裔美國經濟史學家，于1946年7月出生在荷蘭萊頓（Leyden），1968年獲得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經濟學與歷史學學士學位，1972年和1974年分別獲得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后任教于美國西北大學，并于1998—2001年間任經濟系主任，現任美國西北大學羅伯特·施特羅茨講席人文與科學教授、經濟學與歷史學教授、特拉維夫大學埃坦·伯格拉斯經濟學院薩克勒講席教授。

或許，莫基爾橫跨歐洲、美國和以色列的復雜經歷，給他提供了研究歷史的興趣與機會。跟很多經濟史學家一樣，莫基爾涉獵廣泛、知識淵博，是一位多產學者，代表作有《富裕的杠桿：技術革新與經濟進步》、《雅典娜的禮物：知識經濟的歷史起源》。

但是，莫基爾的研究層次非常分明。他首先選擇了亞當·斯密當年開創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大問題：經濟（財富）為什么增長，通過計量分析的方式考察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

莫基爾從工業革命出發，研究技術進步和知識積累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莫基爾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結論：技術變革存在非均衡性，比如突然出現工業革命；技術進步有大發明也有小發明，相互作用促進經濟增長。

以上結論大家會覺得習以為常，但作為經濟學理論研究，莫基爾在這里有一個貢獻，與羅默一樣，將技術進步納入內生增長的研究。

接著，莫基爾找技術進步的原因，從地理條件、制度、政府、人口等很多方面做了分析，認為技術進步需要具備一些條件：具備創造力的人才、制度激勵創造、包容與多樣性。

在這個研究過程中，莫基爾將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聯系起來，他認為，啟蒙運動促進了有用知識的擴散，引發了“工業啟蒙”運動。

莫基爾關注一些細節對技術和知識進步的作用，比如英國的學徒制度、企業家精神等。

然后，莫基爾的研究轉向反方向，與大量經濟史研究一樣，通過國家案例比較，論證哪些因素阻礙了工業革命的發生。莫基爾博士論文《低地國家的工業增長和停滯：1800—1850年》，就是對低地國家的工業革命進行比較研究。

我們通常會問到的問題是，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而是出現在英國？為什么緊挨著英國的愛爾蘭錯失了工業革命？莫基爾給出的理由很多，包括交易費用高、企業家精神匱乏、資本不足、制度抑制等等。

接著，莫基爾的研究擴大化，從關注技術進步擴大到人口、人力資本、資本積累、基礎性制度、利益集團對經濟的影響。后期，跟很多經濟史學者一樣，莫基爾將研究落到文化上，試圖從傳統、思想、價值觀等角度解釋經濟增長問題。

另外，兩位獲獎者阿吉翁與豪伊特的主要學術貢獻是構建了“創造性破壞”模型，也就是將熊彼特的經典理論模型化，解釋了企業通過破壞性創新來推動經濟增長。

以下我對三位獲獎者做一些簡單評價：

第一，閱讀莫基爾的作品，你會感覺史料豐富、細節滿滿、論證嚴謹，有些結論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當然，這是很多經濟史學研究的特點，也是莫基爾學術成功所在。喜歡的人會很喜歡。

但是，與很多量化經濟史學研究遭受的批評一樣，由于經濟學家對史學研究訓練不足，在史學家眼里，這些研究陷入技術迷戀，同時也未必受經濟學家的待見。其實，經濟史研究是非常有挑戰的，例如怎么解釋工業革命出現在英國，哪個方面似乎都可以解釋，哪個方面似乎都不夠嚴謹，至于什么因素最重要，天知道。所以，經濟史研究作出成果不難，遭受批評也容易。

第二，三位獲獎者的研究成果，在非學者看來都是常識，尤其是對中國人來說。這其實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一個特點，試圖量化論證大部分常識。換言之，盡管這三位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做出了引用率高的論文（莫基爾以量取勝），但是總給人感覺缺乏智慧的火花。

有人說，今年的經濟學諾獎是熊彼特下的“蛋”，三位獲獎者把他的蛋孵出來了。今天言創新必稱熊彼特，那是因為熊彼特是發現創新、發現企業家精神的開創性人物。三位獲獎者孵出雞蛋固然功不可沒，但似乎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創新——更何況三位還是研究創新的經濟學家。

第三，盡管三位獲獎者的學術成果給人感覺有些乏味，但獲獎消息出來后，依然廣受傳播。其原因是，三位的研究抓住了大問題，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革命浪潮的當下。去年的獲獎者阿西莫格魯情況類似，他是諾斯下的“蛋”，缺乏開創性的智慧。但是，阿西莫格魯憑借大規模的論文生產以及高被引的學術成果獲獎，關鍵是他也抓住了大問題，即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近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大特點：高引用、實證/量化研究、大問題（創新、制度、金融危機、貧困、資產定價）。

下面，我探討幾組關系，分別是技術進步與創新、宏觀、制度、自由的關系。

二、技術進步與創新的關系

很多人將創新等同于技術創新。這狹隘的創新觀點是錯誤的，而且有害的。

創新是一個自發性的系統工程。莫基爾有一個觀點很對，即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現象，其依賴于社會、政治和技術的綜合變革。技術創新，尤其是重大技術創新，不僅僅是科學家、工程師在技術領域的創新，而是法律、政治、社會組織、企業組織、金融系統、教育系統等各領域創新與求變。

現在各國都在關注芯片，世界上最先進的芯片定然是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合作的結果，這個人才不僅僅是眾多相關領域的科學家、工程師，還包括企業家、投資人、金融從業者、律師、會計師、審計師、老師、政府官員等等。最簡單的，制造芯片需要融資，就需要金融市場，管理金融市場需要設計制度。而且，制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金融市場競爭，制度需要不斷革新保持其競爭力。今天，我們說股票市場搞不好，怎么搞得好技術創新。要搞好股票市場，需要制度建設以及一系列技術之外的變革。

歷史經驗表明，每一輪技術革命都激勵社會價值觀轉向技術崇拜，大力投入理工科，弱化人文社科。每一輪技術革命的后期，由于人文社科被弱化，制度、法律、倫理以及社會組織建設不足，技術封建主義崛起，財富分配惡化，社會結構失衡，價值觀扭曲，信仰崩潰，最終出現政治動蕩、國家戰爭，反噬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

三、技術進步與宏觀的關系

當宏觀經濟進入衰退期，很多人都將希望寄托在技術創新上，新產業、新技術企業，尤其是獨角獸，決定著未來經濟的轉型與升級。

但是，如果宏觀經濟衰退，技術創新還會出現嗎？

按照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的邏輯，當經濟進入衰退/蕭條期，企業家不得不通過創新來尋求突破，新技術、新產品的量產入市，創造了新需求，推動價格回升與經濟復蘇。這是微觀創新改變宏觀走勢的邏輯。

以日本為例，日本從90年代開始進入漫長的衰退期，不少企業破產，大型企業剝離了不賺錢的行業，集中力量搞研發，如今在一些領域獲得世界領先技術。這就是熊彼特范式。

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是，日本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犯了不少錯誤，導致大衰退持續，日本幾乎痛失了整個互聯網時代。

如今，進入金融時代，金融加速器效應容易引發宏觀經濟長期蕭條，技術創新如何在“漫長的冬季”涌現，這是一個考驗。

假如2020年美國股災，聯邦政府和美聯儲沒有及時出手救市，或者救市不利，美國出現大衰退，那么還有這輪人工智能浪潮嗎？或者，這輪浪潮要推遲多少年？無疑，如果美國金融市場崩潰，大模型在開啟人工智能浪潮的前夜就會因為資金鏈斷裂而破產。

如果財富分配不改進，社會保障不健全，有效需求和消費就得不到提升；貨幣政策不及時，財政政策缺乏結構性改善的效果，市場預期和投資信心難以提振。在宏觀經濟未能改善的前提下，不能僅僅依靠技術創新，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宏觀問題。

這個時代，經濟學家應該更多地將技術進步與宏觀經濟（政策）相結合起來研究。

四、技術進步與制度的關系。

這是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史學家廣泛而深入研究的主題。新制度經濟學通常從產權制度和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制度對創新的重要性。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技術創新者產生激勵作用。不過，莫基爾不認為知識產權制度對英國工業革命發揮了重要作用。

莫基爾關注元制度，也就是基礎性制度。近代，主權國家、民主制度、自由市場、公民社會在相互影響中發展起來，很多人從直覺上和部分邏輯上認為，以上四大制度是技術創新與經濟進步的條件。如何建立這些基礎性制度？知易行難。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表明，創新成功的概率隨著民主水平的增加而增加。換言之，民主與創新或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是正的，且這種正相關對經濟體起著重要作用。

中國學者對制度建設之于創新的作用并不陌生，但是對制度變遷的理解是不足的。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理解制度變遷的邏輯非常重要。

莫基爾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我認為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將技術進步與諾斯的制度變遷、奧爾森的利益集團相結合。具體來說，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積累一群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為了固有利益可能通過政治競爭來抑制制度變遷，甚至促使制度倒退，最終阻礙技術進步。

莫基爾的研究表明，在單一經濟體中，技術進步達到某一點之后開始固化，技術進步的速度逐漸變得緩慢并最終消失。這就是“卡德韋爾定律”。莫基爾發現，18世紀的英國，尋租活動非常普遍，各種管制、限制、特權與壟斷在攫取經濟利益，以地主階層為主的下議院阻礙了制度變革。

但是，莫基爾發現，在多個經濟體中，由于政治競爭更加激烈，“卡德韋爾定律”并不成立。可見，政治的開放性與競爭性改革，有助于打破既得利益者的控制，促進制度變遷與技術創新。

在思考制度問題時，不能假設制度是外生的，渴望“上帝之法降臨人間解決一切問題，而是要通過動態博弈的思維，思考利益集團可能如何通過政治控制鞏固利益，個人如何通過政治競爭推動制度變遷。

五、技術進步與自由的關系

自由作為技術創新的前提條件，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今天，很多社會精英開始懷疑這個結論。

我認為，邏輯上是沒問題的。一個沒有絕對自由的社會，個人不能遷徙、不能說話、不能交易，如何創新？

如今這個時代，幾乎不存在缺乏絕對自由的社會，這就導致了一個真正的難題：自由的寬容度與創新的水平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如果一個社會缺乏政治自由但擁有一定的經濟自由，某些領域行政壟斷某些自由競爭，某些領域不開放某些領域融入全球化、甚至準入門檻比發達國家更低，科學家群體享受更高的社會地位、獲取充分的經濟激勵和個人自由，那么可以多大程度上激勵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水平可以達到什么程度？

為了解釋這個真正的難題，我們需要思考創新與自由的關系，哪個是手段，哪個是目的。短期內，自由可以是手段，以促進創新。但根本上來說，自由應該是目的。

不過，自由市場有代價的。為了達成自由的目的，個人都會權衡應該付出多少代價以換取相應的自由，或者放棄多少自由。霍布斯認為，一個人選擇轉讓權利或放棄權利，永遠是因為他想要從對方身上也獲得某些權利，或是通過這種行為得到其他的權益。在私人領域中，這種權衡本質上是一種市場交易，是帕累托最優的。

但是，在集體行動或公共選擇中，這種關于自由的權衡容易出現機會主義。在一些情況下，人可能選擇放棄權利來保障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哈耶克曾對這種行為予以最嚴厲的警告：愿意放棄自由換保障的人，最終兩者皆空。

最后，技術創新是持續性的社會變革。當我們在探索技術創新時，不僅要思考某項技術、公司或產業，還要解決一些重大問題，如宏觀、制度、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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