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安德魯·阿伯特《學科的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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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的混沌

叢書名：歷史—社會科學譯叢

李鈞鵬 主編

[美]安德魯·阿伯特 著

周憶粟 譯

ISBN 978-7-303-30311-3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定價：98.00

內容簡介

絕大多數(shù)知識社會學家都研究知識生產(chǎn)和權力關系網(wǎng)絡之間的關系，而不關心知識演進本身的規(guī)律，安德魯·阿伯特以其獨特的研究取徑，將學科分析和數(shù)理形式模型方法結合起來，富有學術原創(chuàng)力。全書的核心內容與章節(jié)排布類似巴洛克音樂，前五章構成了一個緊湊精致的主題，第六、七章則是野心更大的變奏。作者在處理跨學科和建構主義時尤其精妙，發(fā)人深省。

作者簡介

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1948—)，當代最富聲望的社會學家之一，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杰出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研究領域涵蓋行業(yè)和職業(yè)研究、歷史社會學、社會理論與社會科學方法論。曾任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和社會學系主任、《美國社會學刊》和《工作與職業(yè)》主編，并曾任社會科學歷史學會會長。

名家推薦

自古爾德納的《社會學即將到來的危機》以來，我還沒有讀到過比《學科的混沌》更好的關于社會學的著作。這本書文筆優(yōu)美，內容引人入勝，觀點大膽且發(fā)人深省，其原創(chuàng)性甚至超出了自身理論的預期。這本書不僅將對社會理論產(chǎn)生深遠影響，還將塑造科學社會學和文化社會學的發(fā)展。

——保羅·迪馬喬(Paul DiMaggio)

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高級研究員

阿伯特在書中運用多種風格，從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到卡桑德拉般的預言性，再現(xiàn)“穿刺者”弗拉德的銳利與毫不留情的剖析。他通過制度和哲學的視角，寫下了一部內容深刻、激發(fā)思考、又極具啟發(fā)性的思想史。沒有哪位前人能如此系統(tǒng)地闡釋“我們一他們”的區(qū)分對社會科學組織的重要性。更為難得的是，阿伯特還揭示了分形分化如何塑造了整個社會生活。這些觀點并非虛無縹緲，而是扎實且深刻的理論探索。

——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講席教授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就像阿伯特本人一樣，《學科的混沌》絕頂聰明且注定會引發(fā)爭議。它為社會科學注入了一股迫切需要的動力，推動這一領域突破那些隨意設定卻已經(jīng)成為發(fā)展桎梏的固有框架。

——克雷格·卡爾霍恩(Craig Calhoun)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社會科學校級特聘教授

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前院長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

目錄

序 幕

第一部分 社會科學中的自相似性

第一章 學科的混沌

一、社會學的間隙特性

二、分形區(qū)分

三、時間中的分形區(qū)分

四、機制

五、多重分形區(qū)分

第二章 壓力的二元性

一、壓力從何而來？

二、壓力科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三、綜攝的數(shù)量效應

四、壓力的分形繁殖力

五、結論

第三章 建構的碎片

一、定義和歷史淵源

二、標簽理論的興衰

三、建構主義的科學社會學

四、關于建構主義的一些結論和最后的理論注解

五、附錄：到1990年為止的 “社會建構”的歷史

第四章 歷史的統(tǒng)一

一、社會學與史學中的反叛

二、歷史社會學的制度結構

三、缺失的綜合

第五章 學科的情境

一、學科系統(tǒng)

二、跨學科

三、學術學科的互動領域

四、學科的動態(tài)

第二部分 關于自相似性的兩篇論文

第六章 自相似的社會結構

一、自相似的社會結構及其屬性

二、一則形式化的例子

三、自相似性及其社會屬性

四、起源

五、處于自相似社會結構中的個體

六、團結：自相似性的社會后果

七、附錄：分形尺度

第七章 男人的自私

一、政治家和道德家

二、權力與平等

三、道德論證的層次

四、分形道德的若干條款

五、沒有層級的差異

六、社會科學的未來

主題索引

參考文獻

后 記

譯后記

前 言

上大學的時候，我主修的專業(yè)是“歷史與文學”,專門研究18、19世紀的英國。據(jù)說有一種研究歷史與文學的方法，但我一直沒弄明白。在一年級的時候，我會和另一名叫杰伊的同學一起去上個別輔導。我們討論菲爾丁或皮特或沃爾波爾，他會先說一些有深度的心理學論點。于是當我們的助教哈羅德轉向我，提出下一個問題時，我也會做一些心理學上的評論。哈羅德的臉色會黯淡下去，然后轉向杰伊。而杰伊則會馬上提出一些精妙的經(jīng)濟學論點，哈羅德的臉就會亮起來。下一輪我會試著用經(jīng)濟學喚起他同樣的反應，然后看著杰伊成功地轉向機巧的政治分析。輪到我嘗試政治的時候，他又回到了心理學。我總是不合時宜，看不出哪種分析適合哪個問題。

我一直以來都有點太折中(edlectic)了。我無法下定決心是成為科學家還是人文學者，對這兩個方向我都學了我所能學的。我在大學里選修的課程大部分在專業(yè)以外（也許這就是我一直沒搞明白自己專業(yè)的原因）。在不知道要進入哪個領域的情況下，我緩緩走向了研究生院。我選擇社會學是因為比起其他社會科學，它更能讓我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如果我進入社會學，我就不用自己下定決心了。一場意外幫助了我。由于我誤解了申請說明，把一些材料寄給了社會學系，我的另一項研究生申請——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委員會——遭到了拒絕。結果，我被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錄取（并參加了該系的學習，最終成為該系的系主任），而根據(jù)我自己對錄取過程的理解，我從未申請過該系。

折中主義者總是在爭論中敗下陣來。他缺乏必要的封閉心態(tài)，不能像別人對待自己的立場那樣輕視對方。當然，在互動中我和其他學者一樣，也會假裝表現(xiàn)出這種蔑視。但我通常會急著去補上我剛剛否認的東西。并且我從來沒能愉快地做到完全無視智識生活的某些領域——比如說數(shù)學或歷史——這樣的無視使我一些同事的生活變得十分簡單。

為了迫求折中主義，我在過去的十五年里一直在努力消除一些令人厭惡的智識界限，尤其是在社會學和同類領域的闡釋性和實證主義工作之間的界限。我將一些理論和方法綁在自己身上，并以我稱為“敘事實證主義”的杜爾西尼婭的名義，沖向大風車。結果是來自敘事論者和實證主義者的惡意，他們雖然對跨學科的興趣很深，但不想被同時提及。對于每一方來說，我都是可恨對手的先鋒。的確，一名折中主義者總是因為忽視了自己事實上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而受到攻擊。大約十年前，有一次我在羅格斯大學的跨學科中心講了一篇論文后，一位歷史系的研究生把我拉到一邊，平靜地告訴我：“你知道，你真的應該讀一下戈夫曼(Erving Goffman)這家伙的論文。”

實際上，我于1986年9月在該中心發(fā)表的一篇早期論文中包含了我對本書基礎思想的首次討論。本書源于我試圖理解人們對我的折中主義的反應。在我思索問題的這些年里，支持我研究這些問題的主要機構是社會科學史學會(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SSHA)。我最初的反思于SSHA會議提出，并得到了丹尼爾·斯科特·史密斯(Daniel ScottSmith)和埃里克·蒙科寧(Eric Monkkonen)等人的鼓勵和支持。本書的兩章——關于建構主義和歷史社會學的章節(jié)——在SSHA會議上首次亮相（分別于1991年和1990年）。關于歷史社會學的一章基于1991年在該學會的雜志《社會科學史》(Social ScienceHistory)上發(fā)表的早期版本。關于建構主義的章節(jié)曾以影印的形式相當廣泛地流傳，題為“所以現(xiàn)實是社會建構的：那又怎樣？”無論如何，在我的經(jīng)驗中，SSHA一直是唯一真正在對特定的范式和主題事項懷有強烈個人承諾的同時，由折中主義統(tǒng)治的學會。

盡管共享了SSHA那兩篇論文的智識計劃，但有關“分形區(qū)分”的其他兩章首先出現(xiàn)在他處。第二章（有關壓力）于1987年首次提交給福特漢姆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系以及西班牙裔研究中心，在此我要感謝邀請我的道爾·麥卡錫(Doyle McCarthy)和約翰·哈克爾(John Huckle)。正是在這種對單一的實質性科學文獻進行經(jīng)驗調查的過程中，我第一次開始想象一種關于學術分歧的普遍的理論分析。在承擔許多壓力之后，該論文較早的版本發(fā)表于1990年的《社會學論壇》(Sociological Forum)。

關于分形區(qū)分的一般性論文（第一章）稍晚才出現(xiàn)。這是我1993年在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就職演講。那是一個很棒的場合，充滿了友好的嘲笑和皺著眉頭的懷疑，聽眾雖喧鬧但或多或少愿意傾聽。對于在這里發(fā)表的版本，我已（略微）修改了其樣式。

當我詳細闡述這種對學科及其怪異行為的文化分析時，我對社會結構產(chǎn)生了一項相關的見解。這是許多其他人之前就發(fā)表過的見解，其中第一位（據(jù)我所知）是偉大的人類學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該見解認為許多社會結構在大尺度和小尺度上看起來都一樣。我在羅格斯大學時期的一位同事，人類學家邁克爾·莫法特(Michael Moffatt)的工作中第一次碰到了一個明顯的例子。在檔案中積累了足夠多的其他例子之后，我寫作了第六章的原稿（1988年）。該草稿在接下來的十年里通過影印本流傳，標題為“自相似的社會結構”。這份草稿源自1987年的壓力論文，包含了一項關于分形區(qū)分的簡短推測，并逐漸發(fā)展成為本書開頭的四章。

本書的第五章和第七章寫于1997—1999年。至此，所有較早的論文都已經(jīng)以草稿甚至出版物的形式存在了很長時間，但是在我擔任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學部部長的艱難時期（1993—1996年）被擱置了。

第五章旨在將前四章置于社會結構和歷史背景下。顯然這要歸功于我之前關于職業(yè)(professions)的工作。雖然看起來不那么明顯，但這章同樣強烈地歸功于我作為部長，在試圖促進（改善？）世界上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集合之一的知識回旋中所獲得的實踐經(jīng)驗。

第七章來自1994年12月的一次美國社會學會(ASA)出版委員會會議，在會后的晚餐時，我與葆拉·英格蘭(Paula England)和其他人進行了長時間、友好且略微醉醺醺的爭論。我像往常一樣在爭論中敗下陣來，但這次經(jīng)驗激發(fā)了我的理論思考。該章節(jié)關于道德，與我發(fā)表的任何其他文章都大不相同。與許多同齡人的作品相比，我的作品中少了一些公開的道德和政治判斷。這部分是因為我相信不要在學術工作中做出此類判斷（事實上，我相信這種排除是可能的）,部分是因為我根本沒有像許多朋友和同事那樣，致力于改變世界的各個方面。但是我希望在這里中將本書的一般論點延伸到理解道德-政治與學術判斷之間的關系上，自從我在讀研究生的第二年首次讀到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以來，這個話題就一直困擾著我（與許多朋友不同，我沒有發(fā)現(xiàn)韋伯或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我自己的看法接近）。

雖然對折中主義以及某種形式的相對主義的原則性辯護是我試圖通過本書實現(xiàn)的個人目標，但理解社會學的近代發(fā)展是本書的實質性目標。在我自己的職業(yè)生涯中，我明顯地感受到了折中主義和專一的奉獻精神之間的緊張關系，并通過反思這一個人的關注問題來打磨我的理論。所以這本書直接反映了過去三十年來社會學的發(fā)展：帕森斯主義和標簽理論的消亡，馬克思主義和歷史社會學的興起以及新的科學社會學的興起，某種風格的經(jīng)驗主義的主導地位，社會建構主義的各種偽裝，等等。因此，閱讀本書的另一種方式是將其作為一門學科的研究報告來讀：固執(zhí)己見，但在某種程度上仍講究證據(jù)。

我的智識債務依舊。芝加哥的同事們一直給予我支持，這也讓我感到興奮。在我搜集的文件中，我發(fā)現(xiàn)了來自國內外的許多同事對本書中論文的書面評論：哈里森·懷特(Harrison White)、喬·霍珀(Joe Hopper)、雷恩·達斯頓(Raine Daston)、湯姆·吉林(TomGieryn)、伯尼斯·佩斯科利多(Bernic Pescosolido)、艾倫·西卡(Alan Sica)、約翰·科馬羅夫(John Comaroff)，以及印第安納大學社會學系的各位同學，他們對第一章進行了評論。本書還反映了蘇珊·蓋爾(Susan Gal)的精妙讀法，但是我不應該列出。我曾與很多人談論過這些觀點，不可能一一列舉。就像本書的理論一樣，我只是簡單地承認我所有的想法最終都來自別人。

在物質方面，我應該記錄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Nuffield Col-lege)院長和研究員的善意支持。我在1998年的希拉里學期短暫地停留在納菲爾德，期間重新起草了第六章，又開始了第七章，并在1999年圣三一學期的另一次訪問中完成了整篇手稿的最終（嗯，幾乎是最終定稿）修訂。對于一位過度勞累的學者來說，沒有什么比在一個有良好支持的環(huán)境中遠離正常的工作，靜靜地獨處更好的禮物了。這是納菲爾德一再給予我的，對此我非常感激。

寫出自己的個人致謝有點像寫大學的校友公告。“蘇茜和我仍然是夫妻，住在斯卡斯代爾。”老套，但事實如此。恰好，蘇茜和我在芝加哥仍在一起并很幸福。本書用了十多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發(fā)展起來，其間美國電報與電話公司(AT&T)的衰落嚴重破壞了蘇茜的工作生活，而伍迪(Woody)的到來給我們帶來新的樂趣和痛苦。蘇茜和伍迪忍受了我的自我沉浸和小氣，這超過了任何人所必須承受的范圍。為了避免讀者犯我有時犯的錯誤，請允許我清楚地說明，根據(jù)經(jīng)驗指標，兒子的到來極大地提高了我的學術生產(chǎn)力。

我把這本書作為一個整體獻給了我的妻子，是她在漫長的歲月里一直堅定地支持著我。我遵循拉威爾在《庫普蘭之墓》中的做法，將各章節(jié)獻給個人。第一章獻給科林·盧卡斯(Colin Lucas)。在他的親切邀請下我寫成了該文，他對生命復雜性的知識超出了任何理論化的嘗試。第二章要感謝喬治·萊文(George Levine)，他支持我關于學科的原創(chuàng)性思考，并幫助我度過在羅格斯大學黑暗的智識時代。第三章獻給卡洛琳·威廉姆斯(Carolyn Williams)，希望她能終于知道為什么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沒有像她一樣對文學理論感到興奮。第四章獻給丹尼爾·斯科特·史密斯(Daniel Scott Smith)，在其他人都不理睬我的時候，他發(fā)表了我早期關于歷史—社會科學邊界的著作。第五章紀念莫里斯·賈諾維茨(Morris Janowitz)，他迫使我從生態(tài)和結構上思考社會生活。第六章緬懷EE.埃文思-普里查德，他很久以前就闡述了該章的許多中心思想，他的誠實、真摯和人道的人類學在我看來一直是學術工作的典范。第七章紀念哈里·布雷德邁爾(HarryBredemeier)，他幫助我度過了我在羅格斯大學的教員生涯中那段疏離的早年，他要求我放棄疏遠的立場，承擔起道德問題。我與這些人爭論并從他們身上學到許多。沒有比這更美好的心靈生活了。

安德魯·阿伯特

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

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