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農莊制度”本質上非常殘酷，斯大林卻靠它拯救了蘇聯

上世紀20年代后期，蘇聯實際上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中。它就像一個即將餓死的人，眼前擺著兩個選擇：一份可能摻了老鼠藥的佳肴，和一頓絕對干凈的、但是要幾小時后才能送到的大餐。

要命的是，蘇聯必須要從這二者中選一個。

我們在前文講到：1928年1月，斯大林赴西伯利亞地區考察，而在這身為蘇聯最高領導人職業生涯里的唯一一次“下鄉”中，他發了一次火。

斯大林查出當地一些政府官員干脆住在鄉紳家里吃喝玩樂，所謂“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些干部幫忙偽造農業數據，蒙蔽高層，使富農的資產得以保全。

以小見大，彼時蘇聯全國糧食短缺問題的出現，不是沒有緣由的。

緊接著，斯大林親自作出指示，要求政府部門采取高壓手段，強制從農民手里“收購”糧食，并且將這一政策在全國推行；即便是高層欽點的“欽差大臣”，在收糧時對百姓產生惻隱之心，導致指標沒能完成，也一并被當作“反布爾什維克分子”處理。

此后，高層更是掀起了一輪規模駭人的清洗，僅庫班地區就有不少于5000名各級干部和相關負責人被捕，超過40%的人被開除黨籍。

“天子之怒，血流千里”，莫過于此。

表面上看，斯大林似乎只是被“腐敗干部”和“富農”兩個群體沆瀣一氣的做法氣暈了，然而倘若當真把喜怒全擺在臉上，他又怎能被稱作“鋼鐵”呢？

政治場上的事，聽話須聽音，尤其是像斯大林這樣的頂級政治家，每一個舉動的背后都必然有其深層次的考慮與目的。而他的這次發怒，實則在釋放一個危險的訊號——要下狠手了。

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倒臺后的那段時間里，最大的贏家并非斯大林，而是布哈林。

失去了共同的敵人，彼此的盟友關系迅速出現裂痕，而布哈林派呈現出了極為強勁的上升勢頭，甚至一度在各條戰線上幾乎要擊潰斯大林。

理念上，布哈林派更加溫和，善于求同存異，能夠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鼎盛時期，甚至有一部分人支持斯大林的老布爾什維克態度發生了搖擺，或者實際上已倒向了布哈林。

此外，布哈林學者出身，滿腹經綸，口才極佳，這令他在辯論場上所向披靡。

值得注意的是，整個20世紀20年代，蘇聯高層的態勢非常有趣，雖然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勢如水火，你死我活，但對于托洛茨基的主張，斯大林也并不是全盤否定的；甚至在一些問題上，若非立場所限，斯大林都想舉雙手贊同。

就拿“新經濟政策”這一點來說：1925年底的第14次代表大會上，蘇聯高層就一個問題展開了激烈且深入的探討：這套政策是否符合蘇聯下一階段的發展需求，我們是否還要繼續秉承下去？

眾所周知，“新經濟政策”是內戰時期蘇俄決策層深陷絕境時逼出的大招，它極大刺激了國家經濟的活性，起碼保證了基層民眾的許多切實利益，受到了多數人的擁護。而其中的許多思路，可以說是每個國家發展建設的必經道路，它的誕生本來就具備必然性與合理性。

然而問題在于，這套政策本質上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非常“不蘇維埃”，伴生的“小布爾喬亞”的耐普曼階層完全與無產階級理念相悖，前者卻又在蘇聯社會中發揮巨大影響，這一點更是令相當多的布爾什維克如鯁在喉。

20年代中期，蘇聯的社會生產力依舊稱不上強大，新經濟政策或許遠不到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可許多高層領導便已動了“卸磨殺驢”的心思，希望將其趕緊甩掉。

對于這個問題，高層分歧極大：布哈林立場鮮明地主張保留“新經濟政策”，起碼應當在農村繼續推行，保證蘇聯建設成發達、富裕農業，以此為基礎再向工業國轉變。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則強烈反對，聲稱應當立即廢除“新經濟政策”，并且還要借助階級斗爭來消除該政策的資本主義影響，消滅富農。

這伙人還提出了這么一套顛覆認知、駭人聽聞的理論：恰恰由于經濟發展落后，蘇聯更應當“把農村作為工業化的殖民地”，最大限度地將農業產出的資金抽調到工業建設中，以加速國家工業化。

他們將此總結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毫無疑問，這種想法是極為殘酷的。

在咱中國，政府一而再地減免各種稅收，調整政策，確保減輕農民負擔，為的就是“民生”二字。而所謂的“原始積累”論，則是毫不遮掩地把蘇聯農民當成了“工具人”，本質上講，這也是一種剝削。

然而，恰恰是這套理論直接戳進了斯大林的心窩窩里。

斯大林的考慮主要有兩點：其一，為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蘇俄與德國締下《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如今看來，這份和約幾乎拯救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可在當時，它卻被視為“喪權辱國”，而其提出者列寧，即便貴為國家的締造者、偉大的導師，也一度被罵作“賣國賊”、“德國間諜”。

弱國無外交，弱小只能任人宰割。

其二，20年代早期，高層內部有人提出了這樣一種設想：假若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再搞一次武裝干涉呢？

或者退一步講，倘若新一輪世界大戰爆發，以蘇聯眼下的國力，能否在世界局勢的洗牌中站得住腳？

在當時，沙俄帝國留下的爛攤子可謂觸目驚心：其工業產值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全國只有不到3萬臺拖拉機，覆蓋不到全國1%的耕地。

民用機械尚且如此，更不用提軍隊了。

這種居安思危的設想影響了許多高層領導，斯大林便是其中之一。在他看來，布哈林的建設思路或許能讓蘇聯富裕起來，可“富裕的農業國”重點并不在于“富裕”，歸根結底還是“農業”——這并不意味著國家真正實現強大。

彼此的矛盾其實并不復雜，我們可以用更加通俗的方式形容兩種思路：兩人都計劃建一座房子，土木老哥布哈林開始一絲不茍地設計圖紙，計劃先打一個足夠穩固的地基，保證日后建的房子又大又漂亮。

斯大林則趕緊四處借錢買建材，馬不停蹄地破土開工。

布哈林見狀非常不解，警示稱如果地基不夠牢固，房子日后怕是得出事。斯大林卻說：來不及了，天氣預報說下個月就要來大雨，到時候房子蓋不好，難道要鉆進地基坑里躲雨嗎？

或許在斯大林看來，一時不夠好可以改善，但需要的時候沒有，那一切就都完了。

雖然他深諳其中利害，可相比于邏輯，政治家無疑更在意目的。為聯合布哈林勢力對抗托-季聯盟，他最后還是做了個令人意外的決定——搖身一變，一夜間成為了“新經濟政策”的支持者。

說來也諷刺：蘇維埃政權剛成立時確立了“集體領導”的原則，力求做到決策層內部的民主，目的是為了在遇到問題時，大伙發表自己的意見，取長補短，商量出最合適的解決辦法；或者少數服從多數。

然而最終背道相馳：當不同意見出現時，最終總會以“一伙人消滅掉另一伙人”的結局收場。

話說回來，布哈林本就是蘇維埃革命的元老，是高層領導中少數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原本地位就很高，加上斯大林短暫的支持，其權勢更是進一步擴大。

1927年底，“糧食收購計劃”的弊端以及糧食危機的出現令更多的人開始思考布哈林“建設富裕的農業”主張的必要性。這段時期，高層內部對布哈林的呼聲甚至壓過了斯大林。

另外根據一些資料：加米涅夫曾當眾指責斯大林“太過專權”，此話其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擔憂。彼時蘇聯政壇中形成了若干秘密政治團體，目標明確，就是設法將另一人推上最高領導人的權位，取代斯大林，避免一位強權統治者誕生。

由此可見，斯大林當時所面對的局面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此正如我們先前所說：1928年初，斯大林在西伯利亞視察時的表現，實則有更深層次的政治目的——這其實就是明晃晃的“戰爭宣言”。

1928年7月4日，在蘇聯高層會議上，雙方圍繞著關鍵問題再度展開激烈討論，而從與會者們的反應來看，人們對布哈林的呼聲似乎更高了，也正是從這一刻開始，斯大林對這位昔日的“親密戰友”動了殺心。

1929年下半年，蘇聯開始強制推行集體農莊制度，與此同時，布哈林開始被邊緣化，失去了一些重要職位，并且不再擔任《真理報》主編。此時，布哈林的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時至今日，仍有人拋出這樣的話題：倘若當年某某贏得了斗爭，取代了歷史上的斯大林，蘇聯會避免解體嗎？

或許在另一條時間線里，在蘇聯最高領導人布哈林同志的帶領下，蘇聯建設成了富裕的農業，又依托扎實的經濟基礎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最終成為一個政治民主、產業均衡、經濟發達、物資富足、百姓安居樂業的烏托邦。

然而想要做到這一點，這個蘇聯所處的國際環境必須是完美的：周邊沒有環伺它的西方列強，也沒有蠢蠢欲動的入侵者，否則，一個農業國是無法在1941年底抵擋住德軍的致命一擊的。

事實上，從某個角度來看，蘇聯的大部分成功都依托于斯大林本人的遠見卓識，他使得國家總能在危難來臨之前便做好戰勝困難的準備。

同時他本人也是一名純粹的實干家，為不辜負整體路線，為國家利益最大化，保證政權的存續，他敢做出任何事，哪怕消滅所有反對者，身負罵名，千夫所指。

從這個角度來看，斯大林冷酷殘暴，對蘇維埃政權是殫精竭慮、絕對忠誠的。

您可能會問：蘇聯高層為什么不能選個折中的辦法，既不耽誤農業建設，又盡可能地快速實現工業化？

很遺憾，受“蘇聯式權斗”風格影響，歷史并沒有為他們準備這個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