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人楊梅泡藥的造假習慣，可能是跟日本人學的

撰文 | 魏水華 頭圖 | pixabay

楊梅泡藥的新聞，最近上了熱搜。

然而，當事情的源頭指向漳州時，卻讓人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晉江的假鞋、安溪的假茶、云霄的假煙……

往外看，菲律賓帕賽、柬埔寨巴韋、緬甸妙瓦底那些電詐園區里的“大哥”，也大多來自閩南漳州、泉州，以及祖籍閩南的臺灣人。

如果說中國哪個地方最擅長把“低成本復制”“產業化造假”“宗族化黑產”做到極致，很多人心里其實都有一個模糊答案。

這件事當然不能簡單歸結為地域問題。

但問題是：為什么偏偏是這里？

4月，我組織了一場從梅州漳州到泉州、從客家民系到閩南民系的飲食人文地理考察活動，行程中和大家做了許多圍繞飲食背后，地理與歷史的分享。

其中一個觀點是：我認為，閩南商業社會里這種高度組織化的“詭詐傳統”，它最早的啟蒙老師，很可能是我們的鄰居，日本。

很多人直覺里的日本往往是：守規矩、講信用、工匠精神。

便利店不會賣過期食品，居酒屋找零不會出錯，一個壽司師傅可以捏一輩子飯團。

但這種印象，其實是大多來自現代化浪潮的重塑。

如果你真正翻開江戶以前的日本史，會發現那完全是另一個國家。

一個把“詭詐”視為智慧、把“偷工減料”視為生存能力的國家。

這種性格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七世紀。

公元663年，日本與唐朝為了朝鮮半島的利益瓜分問題，爆發了著名的白村江之戰。日本慘敗。

從那之后的200年中，日本持續、大規模派遣遣唐使學習中國的制度和技術。算上在此之后的民間來往，日本謙虛向中國學習的時間超過500年。

問題在于，日本學到的，其實只是一個“外殼化的盛唐”。

它沒有真正看到中國社會那種建立在龐大農業生產力上的，二元撕裂的文明結構：

當中國的上層貴族士大夫讀著詩書禮樂、聽著霓裳羽衣、吃著金饌玉膾、和青樓里的頭牌名妓眉來眼去詩詞唱和的時候；中下層的平民階級過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們的娛樂場所是勾欄瓦肆、聽的是評書雜劇、信奉的飲食方式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這一切的經濟基礎是，龐大的底層養活了上層精致的、高成本的生活習慣和飲食內容。

而日本呢？

傾慕、學習，試圖自上而下地將大唐貴族士大夫階層的生活方式推廣到全社會。

但顯然，日本的資源無法支撐這種社會。

于是，日本社會很快發展出一種特殊能力：縮水。

也就是用最低成本，復制一個看起來很像高級文明的東西。

飲食上最明顯。

唐代點茶，是一套極其昂貴的工藝體系。茶餅要焙烤、研膏、膏油首面，喝之前碾碎、篩粉、擊拂，對茶葉質量、器具、燃料都有極高要求。

日本承擔不起。

后來很多人把抹茶神化成日本茶道傳統，但本質上，它只是對唐代點茶的一次低成本簡化，唐宋點茶是原湯灰黃、茶乳雪沫。

而日本抹茶是鮮綠色的——這是縮減了焙烤只留蒸青的替代法。在現代甜品誕生前，抹茶本身與好喝從來無關。

比如壽司。

中國古代的“鲊”，本質是乳酸發酵食品，需要長時間發酵和大量糧食。日本同樣承擔不起。于是發酵時間不斷縮水，最終演變成今天的握壽司。

再比如和菓子。

很多人覺得精致。但從發酵工藝、制餡工藝一一解構會發現，最傳統的那些日本和菓子，只是對中國高成本面點工藝的一次簡化模仿。

這種“縮水文明”，不僅發生在飲食上。

政治制度和文化塑造也是如此。

日本照抄唐朝三省六部制，卻廢除了科舉。

因為科舉太貴，它意味著全國性的教育系統、基層識字率、財政支撐。

日本做不到，于是最后變成了門閥世襲。

城市建設也一樣。京都、奈良模仿長安城，但沒有城墻。因為修不起。

文字也一樣。漢字太復雜，于是拆成假名。

社會風尚也一樣。崇尚《孫子兵法》，記住了“兵者，詭道也”；卻忽視《禮記》“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因為前者只需要先天聰明的腦袋，而后者則需要后天長期的學習積累。

1771年日文版《孫子義疏》

從結果上看，這些“縮水版文明”確實提高了日本社會整體文化水平，甚至讓游牧民族打斷文明進程數百年后的中國人都本能地覺得“高級”。

但它也同時培養出一種非常危險的社會心理：

只要外表看起來差不多，那么內部縮水、偷工減料、以次充好，都是合理的。

久而久之，“作偽”開始變成一種生存智慧。

到了江戶時代，這種風氣已經相當嚴重。

日本作家井原西鶴在1688年的作品《日本永代藏》里，留下過非常有名的一段話：

“唐人講究信義不食諾言，綢緞匹頭，表里一色，藥材不摻假。木是木，金是金。貪詐惟日本，縫衣針越來越短，布匹面兒越來越窄，紙傘不上油。”

注意，這不是中國人罵日本，這是日本人自己寫的。

19世紀以后，西方人來到日本，對這種社會風氣更加震驚。

英國駐日總領事盧瑟福·阿爾科克在1863年出版的《大君之都：幕末日本見聞錄》里記載：

“本商人會把絲綢上層放真貨，下層劣貨；樟腦上面是真貨，下面是米粉；油桶上層是油，下層全是水……日本人在作偽和欺詐的問題上普遍超過我們。”

美國首任駐日總領事湯森德·哈里斯在日記里這么寫：“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騙子。”

這才是日本歷史真正的B面。

所謂“匠人精神”，其實是很晚近才出現的東西。

而在更漫長的歷史里，日本真正擅長的，是如何在資源匱乏中，用最低成本偽造出高級文明的外觀。

今天很多人提到閩南，總會聯想到精明、抱團、敢拼。

但在更早的歷史里，閩南其實并不是一個“騙子之鄉”。

恰恰相反。

因為漳泉地區開發早、漢化程度高，自兩宋以來，一直是東南沿海儒學最發達的區域之一。

大儒朱熹長期在福建講學。

泉州、漳州在地方志里長期被稱為“海濱鄒魯”。

16世紀以前，中國史書里幾乎沒有關于閩南“系統性造假”的記錄。

真正改變閩南命運的，是海禁。

明朝建立以后，政府推行“片板不得下海”。

問題在于，閩南根本不適合傳統農業。山多地少，人均耕地極低。

很多地方如果不出海貿易，根本活不下去。

于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社會結構出現了。

官方禁止海貿，民間卻必須依靠海貿生存。

這種矛盾，最終把整個閩南逼成了一個灰色社會。

大量閩南商人開始武裝走私。

他們往來于平戶、長崎、薩摩、呂宋、巴達維亞之間。

自七世紀鑒真東渡，到十六世紀閩南海商崛起，中國到日本的航線，在900年的發展里，已經非常成熟。

從福建出海，順著季風，幾天就能抵達九州。

大量閩南商人長期定居日本。

他們和日本浪人、商人、地方大名深度合作，甚至通婚。

所謂“倭寇”，很多時候核心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沿海海商。

史上最強大的海商鄭芝龍長期居住日本平戶，他兒子鄭成功的生母姓田川，甚至很可能是中日混血。

上圖：位于日本平戶的大倭寇王直故居

下圖：位于日本平戶的鄭成功誕生石

也就是說，在16到17世紀，閩南和日本之間，其實發生過一次非常深度的文化融合。

而且融合的，不只是貿易技術，還有底層生存邏輯。

日本那種“低成本魔改”“偷工減料”“對外欺瞞”的商業習慣，很快就和閩南海商那種強宗族、高流動、重利益的海洋性格結合起來。

最終形成一種非常特殊的新型商業倫理。

對內，絕對團結；對外，可以不擇手段。

明清以來，閩南家族的族譜造假是公開的秘密，大量家族突然開始宣稱自己祖先來自中原名門。很多堂號、譜牒，其實都是后期偽造。

為什么？

因為在海禁與遷界時期，宗族是最重要的生存單位。

你必須制造共同祖先，才能形成內部信任。

這種“內部高信用、外部低信用”的結構，非常像后來黑社會與地下商幫的運行方式。

政治經濟學家張笑宇在《商貿與文明》一書中，探討過類似邏輯。“國家秩序缺位之后，民間會形成自己的契約體系。”

契約，只對內部有效。而這種結構一旦進入商業領域，就很容易變成高度組織化的造假網絡。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假茶。

19世紀，中國茶葉大量出口歐洲。關于這一時期中國外銷茶造假問題，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在《綠色黃金：茶葉帝國》中有過詳細梳理。

“福建是核心產區。一些商人會把普通樹葉染色后冒充高檔茶葉；或者在茶箱表層放真茶，下層塞茶梗、泥土、碎葉。”

這種“表里不一”的做法，其實和英國人描述的江戶商人如出一轍。

它高度組織化。因為宗族抱團，外人很難滲透。

這種模式后來不斷復制。假鞋、假煙、假藥、電詐。本質上，其實都是同一種海商邏輯的現代版本。

諷刺的是：后來率先完成現代化轉型的，反而是日本。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精英很快意識到一個問題。

如果一個民族在國際商業體系里被視為騙子，那么它永遠不可能進入現代世界。

于是，日本開始強行重建信用體系。

注意，這種重建，并不是因為日本人突然變得高尚了。

而是制度成本發生了變化。

現代國家的法治、銀行、保險、工業體系，需要穩定信用。

如果造假成本低于守法收益，那么所有人都會繼續造假。

所以日本真正改變的，不是民族性，而是制度懲罰。

尤其二戰以后，日本建立了一套極其嚴密的社會治理體系。

企業一旦造假，可能瞬間破產。

個人一旦失信，可能長期失去社會信用。

于是，日本社會慢慢形成一種“高成本誠實”。

很多人誤以為這是道德提升。

其實更像是制度馴化。

有個非常有意思的數據。

2012年至2013年間，英國廣播公司曾發布“Country Ratings Poll”全球國家形象調查，日本長期排名世界前列。

但與此同時，日本電視網協議會（NNS）也曾做過關于“最愛撒謊國家”的跨國調查，日本排名亞洲第一、全球第四。

這說明什么？

說明日本人的“詭詐傾向”并沒有完全消失。

只是現代制度讓它無法輕易外化。

換句話說：現代日本的信用，不是因為他們不想造假。而是因為他們造不起假。

這其實是現代文明真正厲害的地方。

不是靠道德感化，而是靠制度，把作惡成本提高到無法承受。

今年3月我在帶隊越南美食地理風物考察期間，看到的新聞：在越南的日本人與中國人合謀從事電詐活動，受害者也為日本人

后來的閩南，并沒有完成這一步。

改革開放以后，閩南經濟也和日本一樣快速崛起。

但很多地方形成的，并不是現代商業文明。而是“宗族資本主義”。

什么叫宗族資本主義？

就是內部信任極高。但這種信任，僅限于自己人。對外部市場，則是另一套邏輯：

只要能賺錢，什么都可以做。

于是你會發現，很多閩南灰產都具有同一種特征：產業化、家族化、組織化。

晉江假鞋可以形成完整產業鏈。

云霄假煙甚至能復制包裝、防偽、物流。

電詐園區則進一步升級。

從宗族黑產，進化成跨國黑產。

這種模式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騙”。而在于它擁有極強的內部協同能力。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一種非常高效的地下商業組織。

而今天的“楊梅泡藥”，某種意義上也是這種邏輯。

楊梅運輸成本太高，損耗率太大。

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是冷鏈、物流、供應鏈升級。

但那需要長期投入。

于是，一部分人選擇了另一條更熟悉的路徑：藥水。

用最低成本，偽造“新鮮”。

這和當年日本商人往油桶里兌水，其實沒有區別；和當年假茶商人往茶箱底部塞泥土，也沒有區別。

它本質上都是一種“低成本偽造高級品質”的邏輯。

最可怕的是，當這種行為在行業內部變成“公開秘密”之后，它甚至不再被視為作惡。

而是變成一種默認規則。

這才是真正危險的地方。

因為一旦一個行業開始把欺騙視為常識，那么它最終摧毀的，就不只是產品。

而是整個地區的信用。

多年前，在我寫的國家楊梅地理文內，我毫不吝嗇對福建楊梅的偏好。

不久前，我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福建人不可信，但福建的食物你一定要相信。

閩菜確實是我非常尊敬的存在，也是我本人的心頭好。

它保留了中國最古老的一批飲食邏輯。

閩北山里的筍干；閩東海邊的黃魚；閩南烹飪手法的醬油水雜魚。

很多做法都極度克制。甚至有一種接近古代中國的“不欺”精神：食物不好，宴席就無法成立。

我曾經以為，即使商業社會已經變得再復雜，福建人在食物上，至少還會保留底線。

但楊梅泡藥這件事，真正擊穿的，其實是我自己的幻想。

楊梅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水果，它沒有厚皮、成熟期極短、極度脆弱，幾乎就是“不時不食”這四個字最好的體現。

對待楊梅，本來的正確方式，應該是尊重時間，成熟了就吃。

現代社會當然可以通過冷鏈延長它的生命周期，但那是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技術，而藥水不一樣。

藥水本質上，是在偽造時間，它試圖用化學方式，強行制造一種“剛摘下來”的幻覺，這種思維，其實和遣唐使時代的日本沒有區別——都是在用最低成本，對抗客觀規律。

也正因為如此，楊梅泡藥事件真正傷害的，不只是消費者，真正的問題，也從來不是地域。而是一個地方，到底有沒有完成現代信用文明的轉型。

日本曾經比今天的閩南更嚴重，由閩南人作為主體民族的新加坡也未逞多讓。

但現在呢？

一邊是傳統宗族社會。

一邊是現代商業社會。

舊秩序已經瓦解，新秩序又還沒真正建立。

于是，灰色地帶大量出現。

而閩南，只是這種矛盾最典型、最極端的樣本之一。

當一個社會仍然相信“賺快錢”比“建信用”更重要時，那么它最終一定會反噬自己。

因為現代商業世界最貴的東西，從來不是產品，而是信用。

而一旦連食物都開始不可信，一個地方距離真正的信用破產，其實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