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臣：版權歷史文化一瞥

展覽是再現(xiàn)鮮活歷史的重要方式。通過展覽闡釋中國版權歷史文化，直觀地向社會宣示和倡導尊重版權的觀念理念，非常重要和必要。展覽若有價值，至少應做到兩點：一是實事求是，盡可能完整準確地還原歷史，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二是講清各歷史時期重大事件之間的關系和影響，理清歷史發(fā)展脈絡，不先入為主以偏概全。

在文明社會，每個人獨立表達自己思想觀點的權力，以及表達方式的獨特性、獨創(chuàng)性，都應得到法律保護。建立完善的版權保護制度，對鼓勵文化創(chuàng)新、激發(fā)全民族文化創(chuàng)造活力、推動社會文明進步具有重大意義。二十大提出提高民族素質、建設現(xiàn)代化強國。現(xiàn)代化的核心是文化現(xiàn)代化、思想現(xiàn)代化、人的現(xiàn)代化。如果思想觀念還停留在農耕時代，那么物質現(xiàn)代化即使出現(xiàn)也沒有根基。提升現(xiàn)代社會公民素質，須以科學文化素養(yǎng)為基礎，要求真求實，重理性講邏輯；既有尊嚴、懂自尊，又要尊重他人，包括尊重他人的思想文化創(chuàng)造成果。

個人財產不可侵犯。盜竊他人財物、損害他人利益必須受到懲處。這是人類社會天經(jīng)地義的價值訴求，即西塞羅所謂“適用于所有人并且是永恒不變的真正法律”——自然法的原則要求。誰有維護公平正義的責任義務？當然是政府。如何維護公平正義？當然應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人類第一部法典《漢莫拉比法典》便有相關條文。可見，個人財產必須受到保護的理念，幾乎貫穿整個人類文明發(fā)展史。

對思想文化創(chuàng)新成果的保護，除了涉及物質利益得失，還關涉精神層面，所以情況更復雜。

歷史上版權保護問題之提出，至少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市場經(jīng)濟生態(tài)逐漸形成，市場經(jīng)濟價值觀逐步確立，對商品交換規(guī)則的需求日益強烈。二是隨著近代印刷術問世和普及，文字作品廉價復制成為可能，新產業(yè)模式孕育出新“商機”。

歐洲早期版權保護，是通過政府授予特許出版權方式實現(xiàn)的，類似審批制。后來發(fā)現(xiàn)這種方式不行，既有失公允，又引發(fā)社會矛盾。政府憑什么把出版權只授予某些特定人？憑什么要保護因特權而產生的利益？特別是英國君主立憲制確立后，誕生了《權利法案》，全社會公民權利意識覺醒，不允許任何人凌駕于法律之上。于是議會很快通過了以保護一切公民合法權益為原則的法律——《為鼓勵創(chuàng)作而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就其已經(jīng)印刷成冊的圖書在一定時期之內享有權利的法》，于1709年頒布。因名稱太長，故以女王之名冠之，簡稱《安娜法令》。

該法之誕生具有劃時代意義。一是改變出版業(yè)生存發(fā)展游戲規(guī)則，以法律取代了以往的政府行政指令，突出了法律尊嚴、法大于天的無上地位；二是取消了政府對某些人授予特許出版權的權力，在出版自由方面保障了一切公民都享有平等權利地位；三是保護對象發(fā)生變化，從傳統(tǒng)的保護特許出版商權益，轉向保護作者與出版商共同權益，在一定程度上激發(fā)了文化創(chuàng)新源頭活力。

法國情況又有不同。經(jīng)過數(shù)十年啟蒙運動思想洗禮，《人權宣言》于1789年大革命硝煙中誕生。此后，人權觀念便在法蘭西人的頭腦中牢牢扎下根。《人權宣言》誕生2年后，法國議會通過了《表演權法》，4年后又頒布了《作者權法》（Droit de Auteur）。在法國人眼中，應該保護的是作者而不是出版商，而且保護的不僅是財產權，更是精神權利，是人權。隨后誕生的《法國民法典》也是基于同樣理念。

英法兩國的作品保護制度雖各有千秋，但毫無疑問，它們都成為了撬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杠桿。后世各國版權保護制度，則沿著英（copyright）、法（author's right）兩條不同軌道延續(xù)下來。

日本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翻譯copyright時，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版權”。爾后，由于全面引進歐洲大陸法系，日本在1899年制定作品保護法時，又創(chuàng)造了一個法律詞語“著作權”。該詞在內涵上突出了“作者權”之實，而未冠“作者權”之名。

比照東西方思想文化史，中國對傳播思想文化成果的理解，與歐洲迥然不同。

抄書是中華文化一道獨特的亮麗風景，不僅作為一種社會職業(yè)存在數(shù)千年，而且為社會所推崇。抄者大致分兩類，一是給官署謄抄各種公文，屬參公管理事業(yè)編，掙工資；二是自由職業(yè)，為社會服務，拿傭金，被稱為“傭書”。當然也有身在體制內、下班后掙外快貼補家用的傭書者。許多出身貧困的讀書人，都經(jīng)歷過以抄書為生計的艱苦歲月，并通過常年為人抄書，得以博覽群書，后來成為大學者，進入上流社會。如春秋戰(zhàn)國縱橫家蘇秦、張儀，東漢名士班超、王溥、闞澤等都曾是傭書人。“洛陽紙貴”說的是西晉文學家左思寫《三都賦》，因寫得太好，致滿城傳抄。南梁皇子蕭統(tǒng)編《昭明文選》30卷，聘請大量文人抄錄多年。明修《永樂大典》3.7億字，雇用抄寫者2000多人；清修《四庫全書》8億字，雇用抄寫者3800多人。直至數(shù)十年前，孔乙己之儕尚以抄書為業(yè)。

不同時代，書寫載體固不相同。而抄書業(yè)走向興盛，毫無疑問是在紙張普及之后。自東漢蔡倫始，中國造紙術日益成熟。公元403年桓玄在位期間，詔令一律以紙張?zhí)娲啝！肮艧o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故晉后抄書業(yè)日益發(fā)達。隋唐時雕版印刷出現(xiàn)，至宋代廣泛應用，但對抄書業(yè)影響不大。

為什么在中華文化中，抄書現(xiàn)象存在數(shù)千年卻很少聽到“侵權”“維權”之聲？大概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文化知識一般只掌握在少數(shù)社會精英手中，往往與統(tǒng)治階層、上流社會等“勞心者”具有相關性，因而與文化知識相關的人和事，便具有了高貴神圣色彩，令人尊敬景仰。孔乙己便認為，讀書人竊書不算偷。二是書籍承載教化功能。在大一統(tǒng)的文化生態(tài)下，書中思想內容大多按照統(tǒng)治者要求，傳播“高大上”價值觀，不僅莊嚴肅穆敘事宏大，而且鼓勵傳播，希望某種觀念廣泛深入人心。三是在傳統(tǒng)社會道德體系中，文人多以儒雅、有節(jié)操自居，安貧樂道恥于言利。用莊子的話說，可以貧困但不潦倒。經(jīng)商乃不入流之事，有辱斯文有失身份，不像西方尊重經(jīng)商與財富。故主流價值觀主張文以載道，而不是追逐銅臭。四是許多知識分子為實現(xiàn)政治目的，或冀青史留名流芳千古，希望自己的思想成果能夠通過各種渠道得到廣泛傳播，所以出現(xiàn)許多人把作品刻在石崖、寫在墻壁等公共場所的現(xiàn)象。五是相對于購買力十分有限的書籍市場而言，印書是一個高知識含量、高投入的行當。雕版印刷不同于古登堡印刷，盜印書籍并不廉價，靠盜版賺錢難度很大。六是中國古代戰(zhàn)事頻仍，有文獻記載的戰(zhàn)爭發(fā)生過上萬次。在間歇的“穩(wěn)定”社會中，極少有人為蕓蕓眾生的思想成果主張權利，也少有公平法治的理念和市場環(huán)境。

也有少數(shù)學者曾提及盜印問題，如宋代李覯、蘇軾、朱熹等。王偁還在《東都事略》目錄頁后標記：“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板。”但是，他們焦慮的是作品內容在盜印本中出現(xiàn)錯漏，扭曲或損害了作品內容。如王維的《相思》只有20字：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

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但流傳于世的版本則不下十余種。“紅豆”“紅荳”、“春來”“秋來”、“勸君”“愿君”“贈君”“贈公”、“多采擷”“多采摘”“多采擇”“休采擷”“勤采擷”“頻采摘”……光怪陸離不一而足。

況且，文人們有意見也沒用。政府或許因某種特殊原因，偶爾為某個案出手，但數(shù)千年中，沒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完善的、針對所有著作權人的版權保護制度。因為從本質上說，版權保護是市場經(jīng)濟產物，建立在法治文明基礎之上，體現(xiàn)的是一個民族的契約精神。

“版權”“著作權”概念傳入中國之初，曾引發(fā)不同理解。1898年光緒推行戊戌新政，重視新文化教育，開辦京師大學堂，設置管學大臣，既掌管京師大學堂，又管理全國教育。1901年12月，張百熙就任管學大臣。翻譯家嚴復得知后，第一時間上書張百熙《嚴幼陵觀察上管學大臣論版權書》，論述版權保護之必要。此是“版權”一詞首次在中國出現(xiàn)。隨后，上海文明書局創(chuàng)辦人廉泉也上書張百熙《廉部郎上管學大臣論版權事》，提議在國家層面建立版權保護制度。兩人雖字面上都在呼吁保護“版權”，但內涵不同。嚴復闡述的版權是作者權益，廉泉強調的是出版商權益。

1903年初，嚴復翻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著作《社會學研究》，完稿后交廉泉出版，取名《群學肄言》。簽過出版合同后，文明書局2月22日在《大公報》發(fā)消息稱，嚴先生此譯作交本局承印出售，“予以版權”，表明書局因作者授權而有版權。6月《群學肄言》出版，版權頁在嚴復的印花上另蓋有文明書局印章，并注明“版權所有”，表明此書版權為作者與出版商共有。

不料數(shù)月后，嚴復與廉泉鬧掰了。雙方不得不重新商定：前期已貼印花的4000冊書，版權仍為雙方共有，由文明書局銷售；尚未貼印花的2000冊書，嚴復收回版權，自行銷售。為區(qū)分后2000冊書與前4000冊版權不同，避免產生糾紛，嚴復在后2000冊書版權頁上只貼了自己的印花，并改“版權所有”為“著作權所有”。故此，嚴復成為中國主張著作權第一人。

數(shù)年后，清政府起草作品保護法，借鑒了《日本著作權法》和《德國著作權法》，并于1910年頒布了《大清著作權律》。

對《大清著作權律》可以從兩方面看。一是由于借鑒日本德國，故其思想內容客觀上選擇了來自歐洲大陸的作者權保護制度。二是對于晚清而言，最迫在眉睫需要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國體政體問題。從滿清1908年8月27日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看，清王朝沒有一丁點放棄封建專制家天下的意思。政治體制不改變，市場經(jīng)濟不具備，在當時國情下，拋出一個《大清著作權律》，幾乎沒有什么實際意義。而且“律”與“法”有本質差別。“法”要求人人遵守無一例外；“律”是我制定、你遵守，你不遵守我就收拾你。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此前只有律沒有法。實際上《大清著作權律》之制定，不過是清廷被現(xiàn)代文明拖著走、裝模作樣照貓畫虎擺個“改革”Pose。遺憾的是，姿態(tài)還沒擺好，就滅亡了。

中華民國建立后，一時還騰不出手來研究著作權問題，便宣告對《大清著作權律》“暫行援用”。4年后袁世凱執(zhí)政時，北洋政府在《大清著作權律》基礎上，修訂頒布了中華民國《著作權法》。1928年南京政府對《著作權法》再次修訂頒行。民國政府執(zhí)政理念雖號稱借鑒美國，但對《著作權法》兩次修訂，核心思想均與《大清著作權律》變化不大，都主張同時保護作者財產權益與精神權利。

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起草《版權法》。1990年頒布時，名稱改為《著作權法》。但第51條特做說明：“本法所稱著作權與版權系同義語。”1992年我國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和《伯爾尼公約》，開始融入國際版權保護大家庭。2001年我國加入WTO時，修訂了《著作權法》并再次重申：“本法所稱著作權即版權。”顯然，這種特別聲明，更暗示著“著作權”與“版權”本來是兩回事，這里做了調和。

工業(yè)文明時代，人類生活在現(xiàn)實世界。作品之形成，也多是精神創(chuàng)造與物質生產相結合的產物。因而版權保護摸得著看得見，得心應手。進入數(shù)字文明時代，越來越多的思想文化成果失去物質載體依托，只存在于數(shù)字空間或虛擬世界，給傳統(tǒng)版權保護制度提出新問題。特別是當元宇宙日漸清晰、人工智能登上歷史舞臺，情況將很快發(fā)生質的變化。如果說初級人工智能作為人類助手和外腦，在輔助人的思考判斷、推動文化創(chuàng)造方面可以提供強有力幫助，如作詩、繪畫、譜曲、演奏、寫文章、解讀視頻、解答難題等，那么，隨著人工智能迭代和進化速度不斷加快，特別是在量子計算機面世后，或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自身思考能力的指數(shù)級增長，且沒有盡頭。人類數(shù)百萬年進化成果，人工智能瞬間便一騎絕塵。人類知識的總和，將僅僅成為人工智能的起點。假如人工智能始終沒有產生自主意識，那么在未來世界，人類的命運可能僅僅被邊緣化，成為世界的配角；如果人工智能形成了自主意識，在情感、欲望、尊嚴等方面有追求，成為了“新人類”，那么人類的未來不堪設想。因為“新人類”不僅智力超人類千萬倍，而且可以實現(xiàn)群體信息的無限聯(lián)通，即全球的智能人等同于一個人。跟以往“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不同，人類這次親手為自己樹立的新對手，或將給人類帶來無法確定的未來。人類為促進自身發(fā)展而種下龍種，收獲的卻難說是什么怪物。

20世紀初，當硅作為半導體材料剛剛走進人們視野，天才科學家斯坦利·維斯鮑姆便敏銳預感到，未來世界的主人或是這位棱角分明、性格特異的硅。于是他1934年發(fā)表了科幻作品《火星奧德賽》，預言了強大的硅基生命。而絕大多數(shù)頂級科學家后來雖也意識到了硅的價值，甚至建成了硅谷，卻沒能充分看透它的顛覆能力。80多年后，人們驀然發(fā)現(xiàn)，硅基生命不但悄然來到身邊，而且還是自己親手打造。以“天地精華、萬物靈長”自封的碳基生命，可能僅僅是引爆硅基生命的一根引線。在40多億年的地球演化史中，碳基生命進化的數(shù)百萬年真的只是一瞬。更長遠的未來或許屬于硅基生命。正因如此，前不久數(shù)以千計的科學家聯(lián)名提出，應對人工智能的開發(fā)設置界限，否則等待人類的將是災難。驚世駭俗的ChatGPT不過是冰山一角。

這里暫且拋開“新人類”是否將使人類文明走向異化不談，只從版權保護角度觀照。“新人類”輔助人類創(chuàng)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是否應該得到保護？應該從哪個角度保護？應該保護到什么程度？“新人類”自主創(chuàng)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是否也應該得到保護？保護對象是“新人類”所有者？開發(fā)者？使用者？操作者？還是“新人類”本身？抑或是為“新人類”單獨設立一套版權保護制度？

要回答這些問題，可能需要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人類設立版權保護制度的初衷。版權保護的本質、意義、目的、原則究竟是什么？人類與“新人類”究竟應該建立怎樣的相互關系？可見，面對數(shù)字文明新形態(tài)，版權保護面臨的新課題新挑戰(zhàn)還多得很，需要不斷研究和解決。

作 者 簡 介

李建臣

清華大學畢業(yè)

博士、編審

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中國科普作協(xié)會員、榮譽理事

代表作《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狹義相對論的誕生》《時空的彎曲與消長——廣義相對論的建立》等科普作品;《故鄉(xiāng)的河》《依稀荷塘》《漫步康橋》《鵝湖遺響》等散文;《水上漂來的北京城》《運河文化拾貝》《傳統(tǒng)文化源流》《文明史系列》等講座

本文系作者在“中國版權文化展”座談會上的發(fā)言，原文刊發(fā)于《中國版權》雜志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