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門口五米之痛

校門口五米之痛

上周一下午接兒子放學，重溫了一次接孩子放學場景。讀小學后，兒子上下學基本上跟著他媽媽一起，我很少體驗在校門口等待接娃的無奈了。雖然，放學時間是確定，但是總有拖課的時候，于是家長只能在校門口等待了，不趕時間還好，如果趕時間真的是熱鍋上的螞蟻了。而且，中心城鎮的小學，基本上規模比較大，學生數比較多，家長往往只會提前到不會遲到（孩子出了校門，接孩子就是家長的責任了），因此校門口接孩子的家長也就比較多，說人擠人根本不算夸張。

養孩子除了巨大的金錢、長久的呵護和事無巨細的照顧等等讓人心力憔悴，就是單單每天上下學的接送，我也感到疲于應付。十年前，接送女兒上下學體驗了一遍，現在再來一遍。萬一遇上兩夫妻都有急事錯不開時間接送孩子，就更加感慨養孩子的不易。因此，在校門口，爺爺奶奶的身影比爸爸媽媽的身影要多，養育一個孩子真的是一個家庭金字塔般托舉。

比起放學的擁擠，上學的時候更擁擠。放學時間可以錯峰至每個班級，每個班級前后相隔三五分鐘離開，還不至于將校門口擁堵得毫無秩序，但是，上學時間比較固定，頂多錯峰開低年級和高年級兩個時間段，因此上學時間的校門口就更擁堵了。即便家長即停即走，也無法緩解擁堵問題，高年級學生自己走入校門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很多低年級孩子的家長還是不放心孩子獨自入校，即便停車兩三分鐘時間，將孩子送入馬路對面的校門口，大街上也會立刻堵成長龍。

現在各個學校的普遍做法是，按班級順序安排幾個家長志愿者參與護學崗管理，解決校門口五米痛點。按理，校門口之外的問題是不屬于學校的，因而安排學校老師承擔這份工作是不現實的。按歸屬的話，應該屬于交警管了，但是每個片區的警力是有限的，即便一個學校派一個也難以解決問題，于是，護學崗應運而生，最終還是家長承擔了。讓家長承擔護學崗責任法理上是沒有依據的，目前各個學校的做法都是讓家長自愿報名。

早些時候是沒有護學崗的，也沒有隔離墩、防撞柱和拒馬等，校門口的安全防范措施也不像今天這么嚴格到位。今天這個高規格多方位的措施，也是一次次慘痛的代價換來的。

稍微回顧幾個案例。

2004年9月11日上午，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小劍橋幼兒園門口，犯罪嫌疑人楊國柱攜帶刀具、汽油及自制爆炸裝置進入幼兒園一樓。他先用刀砍殺兒童，隨后潑灑汽油并點燃紙箱，共造成28名兒童受傷。由于救治及時，無人死亡。

2004年9月20日早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第一實驗小學，門口一名歹徒手持菜刀闖入正在準備上課的校園，瘋狂砍殺學生，共有約25名10歲左右的小學生受傷，其中一名重傷學生經搶救才脫離生命危險。

2006年6月4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區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幼兒園門口，51歲的幼兒園門衛徐和平突然行兇，用一把菜刀砍傷多名兒童和教師，造成15名兒童和3名教師被砍傷，最終一名年僅4歲的兒童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

那時候，這些校園極端案例還是比較多的，這種情況下即便有家長護學崗，能起的作用應該也不大。當然，防患于未然還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校門口最后五米的問題還是沒有根治。不論是交通的擁堵還是師生的安全，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打補丁，教育是綜合性的社會問題。

很多年前，帶女兒（那時候她應該是幼兒園或者小學低年級的時候）去看一部印度電影，片名叫什么忘記了，電影中出現校車接送學生的畫面，女兒問我那是什么車，我給她解釋了校車是怎么一回事，她哇了一聲，語氣里滿是羨慕。

其實，校車是一個解決校門口五米問題不錯的選擇，曾經也有一度實施運行，后來又被取締了。目前，可能中西部省份一些鄉下、山區學校可能還有校車，東部沿海省份發達城鎮基本不見校車。校車固然方便了家長的接送，可是，一旦發生安全問題，傷亡人數都比較巨大。

2017年5月9日，山東省威海市環翠區陶家夼隧道，威海中世韓國國際學校幼兒園校車起火，車門無法打開阻礙逃生，車上共13人，共造成12人死亡，包括11名3-6歲幼兒和1名司機，1名教師重傷。后查明為司機叢威滋因個人原因在車內縱火所致。

2024年9月3日，山東省泰安市東平縣佛山中學門口，東平縣東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學校定制公交車失控，共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學生和6名家長。事發早高峰，學校門前人流量大，傷亡慘重。

從發生安全事故的責任承擔來看，不論是學校領導還是地方行政領導，都不愿意搞校車接送的。對校長來講，只要出了校門，責任就不在學校，如果是校車接送，跟學校就脫不了干系。對地方行政領導來講，校車一旦發生安全問題，人數都比較巨大，領導會被問責，何必給自己增加仕途風險。即便在人口拐賣比較猖狂的年代，個體的兒童被拐賣和群體的安全事故，孰輕孰重，還是一眼便知的。交通堵一點總比死人強，安全問題嘛，防一防，堵一堵，順一順，能解決多少算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