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5月27日,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了設立“國家情報會議”的法案。這一法案的粉墨登場,不僅標志著戰后日本的情報體系迎來了根本性重構,更在法律與制度層面,為日本徹底掙脫戰后和平體制,加速“再軍事化”進程打下了危險的楔子。
高市政府對情報體系的重構,絕非單純的行政機構調整,而是推動日本國家機器軍事化狂飆的制度性變革。新法案將構建以首相牽頭的“國家情報會議”作為最高決策中樞,以擬新設的“國家情報局”作為執行機構,形成一元化的垂直情報體系。這不僅打破了戰后日本出于對軍國主義反思而刻意維持的外務、防衛、警務等部門分權制衡格局,而且賦予了“國家情報會議”強制要求所有政府部門共享情報的超級權力。
更危險的是,法案明確將“對外情報活動”納入職責范圍,使得日本的情報職能從聚焦國內安全,轉向海外軍事安全情報搜集,甚至可以對外開展諜報滲透活動。這種高度集權、服務于“再軍事化”野心的情報體系調整,在日本國內也受到強烈批評。有日本學者指出,新的情報機構缺乏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可能成為二戰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課”的翻版,淪為右翼保守執政當局濫用行政權力的工具,不僅可能嚴重侵犯民眾的隱私權與言論空間,也可能成為當局監控和打壓異己的工具。
令人遺憾的是,盡管日本國內各界,包括部分在野黨、一些地方的律師協會、社會團體及主流媒體和學者均對法案表達了強烈擔憂與反對,但在當前嚴重右傾化的日本政壇格局下,該法案得以輕易闖關成功,無疑暴露出日本政壇制衡能力的顯著弱化。
日方反復宣稱“專守防衛”政策不變。但什么是“專守防衛”?不實施先發制人攻擊,僅在遭受武力攻擊后才進行必要且最小限度的自衛,不攻擊對方基地,不擁有戰略性進攻武器等才是應有之義。可今天的日本正在部署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遠程導彈,打造事實上的“航母戰斗群”,解禁殺傷性武器出口,乃至公開討論擁有“反擊能力”。這其中哪一項不是進攻性軍事配置?日本政府可以把“專守防衛”4個字念上無數遍,但導彈的射程卻沒有因此縮短1公里。一邊做實打實的軍事擴張,一邊聲稱“和平國家”道路不變,這種自相矛盾的說辭,欺騙不了國際社會。
事實上,日本的情報集權與其對外軍事動作是高度聯動的。高市政府大力推動對菲軍援軍售,派自衛隊參與美菲“肩并肩”軍演,首次在菲試射88式岸基反艦導彈,都暴露出愈發囂張的對外擴張野心。如果日本重新成為可以發動戰爭的國家,亞太地區將面臨軍備競賽升級、戰略誤判加劇、沖突風險陡增的嚴峻局面。尤其要看到,這種“再軍事化”的危害,絕不僅限于東亞一隅。它意味著戰后國際秩序的一塊重要基石正在松動。《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等文件明確規定,日本應當“完全解除武裝”,日本的和平憲法也對其軍力、交戰權等作出嚴格限制。日本如今的做法,是在掙脫戰后秩序的約束,它的這種掙脫越是用力,各國的警惕就越應該提高。
日本再次試圖沿著國內集權、對外擴張的老路狂奔,這種軍國主義回潮的動向,不僅將嚴重擾亂地區穩定秩序,最終也必將反噬日本自身的安全與發展。亞太地區是和平發展的合作高地,絕非少數國家煽動分裂對抗的博弈場。日本應當正視國內外正義聲音的擔憂,深刻反省歷史,切實恪守和平承諾,停止在“再軍事化”和陣營對抗的危險道路上越走越遠。任何企圖顛覆戰后國際秩序的圖謀,都必將遭到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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