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伊沖突推動海合會深度一體化？只是既有機制的短期強化

當地時間2026年4月1日，伊朗德黑蘭，空襲后市中心升起濃煙。視覺中國 資料圖

自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史詩狂怒”軍事行動以來，海合會成員國已成為伊朗報復的首要目標。據沙特媒體《阿拉伯新聞》報道，伊朗發動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中，有83%的目標指向海合會成員國。面對共同安全威脅，海合會成員國之間的協調和合作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改變了過去松散合作的模式，這引發了外界對海合會未來走向的普遍關注。

危機刺激下海合會協調能力提升

在本輪美以伊沖突中，海合會原有的合作機制被激活，其作為區域組織的協調能力得到提升。在沖突爆發次日，海合會以視頻會議方式舉行部長級緊急會議，統一各成員國外交立場，譴責伊朗對成員國領土的襲擊，并協調各方努力恢復地區安全與穩定。

在資源調配方面，海合會展現出更強的集體行動能力。截至5月6日，海合會已召開20余次部長級特別會議，議題涵蓋大眾傳媒、交通運輸、教育、應急響應等成員國核心利益領域。例如，針對沖突帶來的供應鏈中斷、跨境物流受阻等現實困境，海合會多次召開交通部長特別會議，搭建起海灣跨境物資運輸“綠色通道”，優先保障食品、藥品、燃料等關鍵物資快速跨境運輸，并在沙特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港設立倉儲與再分配區。對科威特、巴林、阿聯酋海水淡化廠遭襲及其所引發的供水安全承壓等現實風險，海合會則利用現有的地區水資源協議，在成員國間進行應急水資源調度，確保水資源正常供應。這些舉措表明，海合會已不再局限于以往地區危機中的政治表態，而是進一步展現出多方協調能力。

在安全防務方面，海合會已成為成員國表達集體安全訴求的重要平臺。在沖突期間，成員國利用海合會這一平臺圍繞區域安全、沖突應對等核心議題達成共識。3月11日，由巴林代表海合會提交的決議草案獲得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正式成為安理會第2817號決議。該決議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了伊朗針對海灣鄰國的襲擊，并要求其立即停止相關行為，以統一姿態彰顯了海合會成員國的區域安全訴求。4月28日，海合會成員國在吉達市舉行的海灣磋商峰會中，集體反對伊朗提出的“對途經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征收過境費”提案，傳遞出海合會成員國的共同聲音。

此外，海合會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也不再停留在一般性協商層面，而是開始向安全、經濟、能源、交通、水資源等多個領域的深度整合發展。在海灣磋商峰會中，彈道導彈預警系統項目與軍事一體化建設被提上日程，電力和水網互聯互通項目與海灣戰略儲備區也被各方所重視。

松散協調平臺的基本屬性仍未改變

本次美以伊沖突雖然在短期內激活了海合會的協調機制，但并未改變其作為松散區域協調平臺的基本屬性。

從歷史脈絡來看，海合會成立于1981年，將地理位置相近、國家戰略和文化背景相似的六個國家聯系在一起。盡管組織的成立是為應對伊朗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對外傳播這一共同的安全威脅，但《海合會憲章》僅僅將其定義為主權國家之間的協調平臺，旨在加強區域內經濟和政治領域合作，而未將其視作軍事和防務安全聯盟。2011年阿拉伯之春時期，沙特國王阿卜杜拉提出將海合會升級成為更緊密的“一體聯盟”，但該提議遭到了阿曼、科威特、阿聯酋、卡塔爾反對，僅有巴林表示支持。成立四十余年來，海合會始終未突出協調平臺的邊界。

值得注意的是，海合會曾多次嘗試建立集體安全與聯合軍事防御機制，但這些努力更多停留在理念和框架層面，實際執行能力仍有明顯不足。海合會建立之初曾組建“半島之盾部隊”，兵力規模僅5000人，有效抵御大規模侵略的能力極為有限。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沙特曾提議擴充部隊兵力至10萬人，卻遭到除巴林外其他成員國集體反對。

近年來，海合會在安全合作方面也有嘗試。2024年3月，海合會發布首份《區域安全愿景》，但未制定具體的實施機制，也缺乏可落實的操作路徑。2025年9月，卡塔爾本土遭以色列襲擊，事發后，海合會召開最高理事會緊急會議，宣布通過統一軍事司令部，擴展成員國間的情報信息交換，確保各成員作戰中心共享情報數據。但從此次美以伊戰爭的應對表現來看，海合會未激活聯合防御系統以攔截伊朗導彈和無人機，而是由各成員國各自承擔防御任務。這些舉措都表明海合會已經初步建立聯合防御和情報共享架構的基礎，但聯合防御機制仍停留在理念層面，尚未轉化為高度整合的軍事行動體系。

此次伊朗帶來的共同威脅推動了海合會的協調合作，但海合會內部并未形成統一的威脅認知，這直接體現在成員國對伊朗戰略認知差異。具體來說，阿曼和卡塔爾始終傾向于維持同伊朗的外交溝通渠道，并在此次危機中更強調對話與斡旋；阿聯酋、科威特和巴林則相對保持距離，對伊朗的戰略疑慮更為突出；沙特則處于二者之間，其對伊朗政策在強硬對抗與有限緩和之間反復調整。海合會各成員國對伊朗的認知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地區安全危機中的集體應對能力。

長期以來，海合會內部存在的政治裂痕和利益競爭，也使其難以克服集體行動的障礙。2017年至2021年間的卡塔爾危機嚴重削弱了成員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將海合會內部關系破裂公開化。近年來，沙特和阿聯酋圍繞地區領導權、經濟轉型路徑和地緣政治布局的競爭逐漸顯化，兩國關系呈現合作與競爭并存的復雜狀態。另外，阿聯酋近期出于國家經濟發展和能源自主性的考慮，退出“歐佩克”及其附屬的“歐佩克+”聯盟。這表明在關鍵利益問題上，成員國往往優先追求自身國家利益，從而導致集體協調受限。

此次沖突中，海合會也未能推出任何創新性的合作機制，也未構建全新的制度框架，而是既有機制的短期強化使用。海合會依舊沿用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傳統聯盟及雙邊協議等既有資源，所有應對舉措都未超出原有機制的范疇，這決定了其變化并非深層的根本性改變。基于海合會成員國間的結構性矛盾、國家利益的考量以及未來安全意愿的分歧，海合會實現深度一體化注定是一個漫長且復雜的過程。

（周子宣，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