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三代之后無繼承？

學人簡介：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1992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曾就職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RSPAS，ANU）、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等。

美國中國研究學界第三代的形成背景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第三代絕大多數出生于1940 –1950年代中期。對他們青春歲月的世界觀和價值理念影響最大的兩個社會潮流，第一是美國的反越戰運動。他們大多數變得激進，一開始是由于在讀中學和大學的年代，反越戰抗議幾乎是每星期必發生的美國街頭事件，許多學生因此成為左派。他們大多數與我們在年齡上相差不大，政治社會經歷遙相呼應。他們在美國與行政當局和國民衛隊對著干的那幾年，我們在中國內地參與文化大革命。

我到了美國以后才了解更多的詳情，反越戰的美國年輕人，相當多數對同時期的紅衛兵浪潮羨慕不已，這成為影響他們世界觀的第二個社會運動。由于這種反抗權威的激進心態，他們在文革后期就希望能夠來中國內地接受革命熏陶。我讀到的資料顯示，最早來北京訪問的兩批年輕美國佬，是1971年尾的“美國進步學生代表團”，他們全體受到江青和姚文元等接見（《人民日報》1971年12月29日新華社訊）。接下來是規模更大的“內布拉斯加州肯尼迪學院愛國女子籃球隊”和“美國大學生男子籃球聯隊”，他們受到江青和王洪文等領導層的接見（《人民日報》1973年6月20日新華社訊）。

這期間又發生了推波助瀾的中國女權主義對美國知識界的影響。1972年8月，受中國對外友協的邀請，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RoxaneWitke來訪，與江青先后交談60個小時，其內容陸續報道，具轟動效應（最后成書 Comrade Chiang Ching ，Little,Brown & Company,1977，唯一中文版《紅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爾公司，2006)。在美國激進派眼里，江青是20世紀亞洲女權運動的旗手。許多美國年輕知識分子后來投身于研究中國問題，主要的觀念激素是源于以上兩大社會抗議運動，他們構成了第三代學者群體的中堅。

第三代學者的學術轉變與成果

我剛到達美國讀書，最先接觸到的美國學界中青年，就是這些左翼。當然，等到1979年以后他們有機會來中國內地做經驗研究，了解到文革10年期間的真實狀況，于是進入學術生涯的更深刻層面，不斷地反省、自我照鏡子、把想象對比現實。這個過程往往是痛苦的，因為你知道原來自己的認知虛幻離譜，甚至有被蒙騙的感覺，其中辛辣的故事千奇百怪。

但是，根據我的長年觀察，這種“大夢醒來”的過程也帶來正面的研究成果。我認識的多位美國學者，雖然他們后來拋棄了對文革的夢幻，卻保持了對中國社會各階層、內地各個相對落后的社區、民間各類人士的關注和同情，他們的研究課題，根深葉茂。比如：

• 一位加州大學教授DS，曾經用15年時間，研究武漢地區國營企業中年下崗工人的生活狀況，把他們的所謂“低收入社會保障”系統，追蹤得一清二楚，成為國際學界關于中國內地勞工福利問題的權威見證。

• 一位紐約名牌大學教授AN，以大半生的工作，從歷史文獻和訪談幾代參與者，考察從19世紀后期開始，中國本土先進分子是如何理解和踐行民主政治。

• 一位新澤西州名牌大學教授PL，以畢生的中英文研究（他的普通話比我的好很多），記錄20世紀后半期中國內地文人的經歷和精神遺產。

• 一位出生于密歇根州工人階級家庭的學者，用了十多年的研究（內容半數是在香港采訪早先從內地過來的工人），發表了第一流的工業社會學著作，獲得大獎。

她/他們終身的學術研究，顯示了兩大基本特點。首先是基于年輕時代的價值觀念啟迪，其中許多是與中國的文革相連接，接著是“大夢醒來”之后長年累月扎根中國內地做追蹤的經驗研究。這些學者對他們的研究對象懷抱著人道主義的或階級的同情。

第三代學者的退場與立場

到如今，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的第三代，絕大多數已經退休。無論是在教育界還是在政策研究界，屬于退場人士。我們在最近幾年美國行政當局的政策籌劃過程中，看不到他們的明顯影響。在特朗普當局的判斷里，這些學者都是左翼“覺醒”潮流的鼓吹者。

我并不否認第三代學者中間確實有鮮明的左翼傾向，他們在大學里的講課確實對后來的美國高等教育之“左風上揚”影響巨大，但只有極少數才一直保留了美國紅衛兵式的激進。他們絕大多持有的是中間偏左的立場，而非極左。這也是多數西方社會1945年以后的知識界主流，甚至也是香港學術界多年里的骨干。有些中文媒體和自媒體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香港知識界描述成“右翼當道”，這完全不符合我在本港從1993年春季至2018年夏季的觀察。我所接觸的香港老中青三代知識界人士，與我所了解的美歐三代知識分子，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的價值觀念以中間偏左為主調。

我與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第三代走得那么近，主要原因也是有遙相呼應的年輕時期卷入抗議風潮的成長經歷。當他們在美國參加反越戰運動的那些年間，我們在內地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們經常游行示威聲援他們，他們從太平洋對岸模仿紅衛兵。

對后繼人才的擔憂

第三代學者完全退場以后，美國還會出現功力深厚的中國研究人士嗎？我當然希望有，然而看起來并不樂觀。為什么會這樣？此一疑問令吾輩痛苦反思。在各種原因里我首先列出的是美國學者包括研究生來到中國內地做扎根研究的機會在持續萎縮。

許多第三代學者的激進學生背景，令官方對他們特殊對待，在文革后期就批準他們來內地，雖然是走馬觀花。他們因此又成為改革開放時代最早進入內地做經驗研究的新生代，被批準在某個地點、某個單位，呆上幾星期甚至幾個月，第二年第三年再重返故地，做追蹤考察。這樣的扎根研究，讓他們獲得對異常復雜的中國問題的第一手觀察，不至于被宣傳報道誤導。

第一代的中國研究導師費正清對后輩學生曾經有過一個絕妙的忠告，他退休前還給我們提起過：

“從19世紀開始，更多的西方人能夠進入中國游歷。來過中國觀察一個星期的西方人回去后，能夠寫出一本關于中國的書出版。那些來到中國呆上一個月的西方人回去后，能夠寫出一篇關于中國的長文章在報刊發表。那些來到中國呆上一兩年的西方人回去后，長時間里對關于中國的問題，反倒沉默寡言。”

為什么？因為只要你對中國的觀察足夠的深入細致，就明白中國的問題太復雜、太深奧、太漫長、又太變幻不定，豈能夠輕易下判斷？以上的忠告是我在美國留學工作10年里聽到過的最智慧的前輩告誡之一，費正清不愧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奠基人。

“漢學”與“中國研究”的區分

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在中文媒體和刊物上，常對兩個學術領域不作區分，把“漢學”等同于“中國研究”。在西方學術界，Sinology漢學是指以歐洲為基地的研究中華文化傳統的學問。學者們的語言功力深厚，必須能夠閱讀文言文乃至古甲骨文和篆書。他們不必呆在中國本土作長期觀察，因為他們研究的對象是中華古文化，文獻或出土文物是考察的要件。而ChinaStudies 中國研究是以研究當代中國狀況以及中國對外關系為主題。研究者只要懂得現代漢語就行了，但必須進入當下的中國作考察研究。

“中國研究”以美國為基地并不難理解，美國是個非常看重實用知識的國家，連列寧和毛澤東都推崇這種實用主義的潮流。美國學術界要想獲得財團、民間社會和政府機構的資助，其研究項目必須能夠產生對美國政策有改進價值的成果。中國研究在費正清一代的推動下，在1950年代開始成為學術界的新興分支，主要是由于1949年以后中國一邊倒，變成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第二大成員國。美國上下都在問：中國與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盟國，為什么1949年后變成敵對國家？費正清一代立志要弄清這個意義深遠的問題，注重于現實挑戰的“中國研究”領域興起，影響日增。

從1969年3月中國與蘇聯開戰的“珍寶島事件”以后，一直到2009年左右，中美兩國都是小心翼翼地發展和維持雙方的合作關系。那幾十年里，美國的中國研究界三代學者對本國的兩黨政策部門提供了豐富建言。可是在特朗普當局里，我卻讀不到這類客觀中肯的學界建言，這對今天和明天的美中交往負面影響深遠。為什么美國的中國研究界變得如此邊緣化？我們有必要作公正的探討，而非一味譴責某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