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行側記：一本書與一座城的精神漫談

鄭觀應，這是一個在時光流逝中幾乎快要被遺忘的名字。

前些天，借著《中國城市網絡形象指數報告（2026）》在中山市發布的機會，我來到中山市雍陌村，跟隨走訪團參觀鄭觀應故里。年少時歷史課本角落里的記憶瞬間被激活，記起了鄭觀應的驚世之作——《盛世危言》。

鄭觀應著書立說之時的所謂“盛世”，不過是“天朝上國”掛在嘴上的執念。彼時，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已推行三十余年；曾遭西方列強堅船利炮蹂躪的大清帝國，坐擁號稱世界第九、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盛世危言》問世同年，暮氣沉沉的清王朝正籌辦慈禧太后六十壽辰，而這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戰爭前夜。此役過后，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運動黯然收場。

鄭觀應筆下的“盛世”，是被粉飾的虛假圖景，是沒落王朝的自我麻痹。《盛世危言》橫空出世，恰逢其時，被張之洞譽為“醫國”良藥。它如長夜里的明燈，為黑暗中摸索的國人指明“富強救國”的方向。

在那個沉滯閉塞的時代，鄭觀應的思想極具前瞻性。“無議院則君主不能集思廣益，民隱不能上達。”一句道破制度痛點，相較于洋務派所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認知層次高下立判。《盛世危言》主張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等領域全面推行改革，其理念深刻影響后續維新變法運動。從這一點而言，稱《盛世危言》啟發了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的思想，所言不虛。

鄭觀應的思想不僅影響維新派，更深刻啟迪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驅，乃至后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書中諸多論斷，對當下國際競爭態勢仍具啟示意義，并非主觀夸大，而是確鑿史實。

鄭觀應故里雍陌村，與孫中山先生故里翠亨村相距僅三十余里，二人既是同鄉，亦是忘年之交，往來密切。鄭觀應的維新思想，為孫中山早期救國理念提供了重要啟蒙。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提出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思想內核正源自《盛世危言》序言。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提及，年少時讀過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十分喜愛，書中諸多思想深刻烙印于心，影響深遠。

鄭觀應將“兵戰”稱為“有形之戰”，“商戰”稱為“無形之戰”，主張“制船炮，備有形之戰，以治其標”；“講求泰西士農工商之學，裕無形之戰，以固其本”。其“商戰論”核心，是倡導以商業為核心發展民族經濟，與列強開展商業競爭，強調“商戰甚于兵戰”。放眼當下，貿易摩擦、關稅博弈此起彼伏，可見鄭觀應的這一思想至今仍未過時，反而更具現實意義。

走近鄭觀應，亦走進了他所處時代的“朋友圈”，得以窺見更多清末民初的香山人（1925年前中山稱香山），乃至當代粵港澳大灣區的先賢群像。

憲政思想啟蒙者鄭觀應、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皆為清代廣州府香山縣人；被譽為“為共和革命犧牲第一人”的陸皓東，是孫中山幼時同村摯友；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為廣東南海（今佛山）人；梁啟超，為廣東新會（今江門）人；“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為香山縣（今珠海南屏）人；清末南北議和北方代表、民國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為香山縣（今珠海唐家灣）人。

晚清腐朽統治下，在國人探索救國之路的起點，為何涌現出如此多中山人、廣東人，乃至今日大灣區先賢？

這絕非歷史巧合，亦非倒推邏輯謬誤。站在鄧小平同志提出“不走回頭路”重要論述的中山市三鄉鎮，我試圖探尋答案。

首先是地理與文明碰撞的影響。廣東是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沖突交融的前沿。15世紀開啟的大航海時代，至19世紀末，中國雖有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但清朝入關后奉行保守防御的海洋政策，直接導致晚清在海洋競爭中一敗涂地，被迫割讓澳門、香港。兩地地處珠江口伶仃洋南端兩側，近在咫尺，切膚之痛促使廣東人率先警醒。同時，清政府閉關鎖國期間，僅開放廣州十三行為通商口岸，成為東西方文明交流的窗口，使廣東開放程度遠超內陸，率先承擔起工業文明啟蒙與實踐的雙重使命。

其次是區域群體性格的傳承。西晉永嘉南渡、北宋建炎南渡，千百年來，皆是中原戰亂、百姓南遷；南宋末年崖山海戰發生于今江門，廣東人親歷陸秀夫負帝殉國的悲壯。

南遷至此，背海無路，唯有奮起抗爭，救亡圖存——這是刻在嶺南族群骨子里的基因記憶。

這種敢闖敢拼、敢為人先的群體性格代代相傳。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早在百年前便已萌芽；今日粵港澳大灣區敢闖、敢創、敢干的精神，正是支撐其年度經濟總量突破15萬億元的精神基石。

在鄭觀應故居偫鶴園，我拍下一只貓的兩張照片：一張慵懶愜意，一張警覺凝神。離開時，我在朋友圈配文感慨：盛世敢危言者，必胸懷天下之人；盛世如慵懶之態，危言如警覺之姿。有危言，方有盛世，世事大抵如此。

※（原文有刪減）

本文作者：唐凱林，作家，中國城市網絡形象研究聯盟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