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hi，我是胖胖。
從哪里寫起呢？
昨天刷到勞東燕教授的微博：
我是那片土地上長出來的人，電影取的景，部分就在我家附近，我懂這部電影的好。
第一次觀影，我是認為確有幾分侯孝賢的影子。
克制，留白，把大悲大慟都摁住，在那些毫無人味的“教育片”、“煽動某種情緒的片子”之外，到底還有人，在拍另一些明心見性的東西。
單憑這一點，就夠讓那些擅長拍“教育片”的導演相形見絀。
但是，一部電影，再多人喜歡，也從不構成任何人必須喜歡的理由。
這本是常識，可這點常識，居然要一位法學教授鄭重其事地寫一遍，還引來一地雞毛的爭吵。
難道今天網上的討論空間，已經逼仄到連這點常識都擱不下了嗎？
創作者有權選擇怎么講，觀眾也有權指出“沒講什么”。
這兩件事，本就不存在對立，1400萬的成本，一幫素人，硬是把那些動輒幾個億的大制作比了下去。
它本身，是從一種規訓里掙扎出來的，可眼下，還是那股你必須感動，你必須叫好，誰要說半個不字就群起而攻之，分明又是另一種規訓。
為它的不合群鼓掌的人，轉頭卻不許別人不合群，這難道不荒誕？
僑批最動人的地方，究竟在哪？
在于它是被虧欠的人，反過來替那個虧欠了他們的母土，把一個家、一片鄉土，一筆一筆地養活下來。
又是誰，當年逼他們漂泊流浪？
我記得我爺爺的復述，我爺爺的堂弟，當年他遠赴暹羅過番，在下南洋的船上，與鄰村的一名女子結成伉儷，從此日暮蒼山遠。
古語有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又哪有什么樂土？若是故土能養得活人，誰肯把半條命拋在海的那一頭。
他們都是被鄉愁反復折磨的人，也是被母土推出去的人。
剛過番那幾年，他常寄錢回來。
我爺爺收到番批，爺爺歡喜，跑去隔壁鎮買了一輛老式鳳凰單車，頭一回騎車，興奮過了頭，一下把車騎進了河溝。
這些老物件，家里還保留著，算是一份念想。
再后來，寄回最后一封番批，上頭寫——
“子尚年幼，開銷浩繁，不能寄銀。”
從此斷聯。
他被命運的軌道載去了哪里，再沒人知道。當年同在一處嬉鬧的少年，從此在兩地各自老去。音訊一斷，手足兄弟，也只能形單影只地各走各的下半程。
每讀陶淵明那幾句——“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這些離鄉的血親，是不是早已托體同山阿，與我們幽明暌隔了？
在晚年，兩位老人又能否有機會相見，坐下來，泡上一壺故土之茶？
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母土的浪子，他們潤物無聲，把自己浸進彼岸貧瘠的日子，也浸進此岸枯燥的人心。
說回這部電影
這年頭，能做到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的導演，不可能。
能拍出來什么，能上映什么，真正的約束，從來都不在導演。
取巧之處，在于繞著歷史講人情，因為有些東西不能直說，于是只能借情義、離散、鄉愁、僑批去側寫，就我個人在當下經歷而言，同文同種的同鄉，情義未見得如電影那般盡善盡美。
還有歷史，很多真正經歷過的人，一看就懂背后的時代壓力。
導演未必不知道，他可能只是沒法完整展開。
從我身邊好幾個朋友也提起過，他們祖輩過番真正的洪流里，除了銀幕上點得出名的那些緣由，還有一批，是不能在銀幕上點名的推力。
我們總愛說，落葉歸根。
可有些葉子，是被風從根上生生抖落的。
它飄了一輩子，落在海的那一頭，再沒能回來。
當然，有些文化創作，就我而言，我珍惜里頭那點人與人的牽系，勝過珍惜一切宏大的名目。
正因如此，對被驅逐者的思念，被改寫成對某個名目的忠誠，在這方面我認為是割裂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親情連接，與宏大無關，漂泊者無言，最后也只能任人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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