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有效辯護”背后的惡意投訴

上周收到朝陽區司法局的投訴受理通知時，我正在政法大學的辦公室里批改學生論文。看著那份材料，我愣了一下，隨即苦笑。

六年了。

從2020年7月簽下委托合同到現在，整整六年。我從一名頗有成就感的兼職律師，變成了被投訴人。而被我有效辯護的當事人，成了投訴我的人。

檢察院量刑建議：實刑。法院最終判決：免予刑事處罰。

他保住了公職，保住了自由。

然后他投訴了我。不僅如此，他在投訴信里極盡侮辱之能事。做了二十年律師，我從未在一份材料中見過那么多貶義詞集中在自己身上——“唯利是圖”“沽名釣譽”“首鼠兩端”“寡廉鮮恥”……這些詞工工整整地寫在投訴信里，寄到了司法局。

一、接案與辦案：一場出于同情的傾注

2020年初，魏某人通過各種渠道找到我。一開始我明確拒絕，還推薦了自己的助理給他。他不接受，軟磨硬泡了很長時間。出于同情，我于2020年7月接受委托。

簽合同那天，我專門讓他簽署了完整的《風險告知書》——因為他堅持要求做無罪辯護，我在告知書中明確寫明：本人不對案件結果作任何承諾。他簽字按手印，寄回律所。

關于律師費，有必要多說幾句。我正常的刑事辯護收費標準遠高于此案，但魏某人反復懇請照顧，說自己經濟困難。最終約定的數額，大約是我正常代理費的三分之一，而且這個數字還是他自己提出來的。從一開始，我就已經給了他最大程度的優惠。這些都有微信聊天記錄為證。

接下這個案子后，我幾乎全身心撲了上去。法律意見書、辯護詞等書面材料，累計數萬字，每一稿都反復推敲、幾易其稿。一次次與魏某人溝通，一次次與兩位專家輔助人磋商，一次次奔波于北京與邯鄲之間。檢察院、法院、看守所、鑒定機構，能跑的地方都跑了，能用的程序都用上了。兩年下來，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遠超一個普通案件的工作量。

案件辦理過程中，我多次赴邯鄲。檢察院領導聽取意見后表示可以考慮相對不起訴——我建議他接受，因為相對不起訴不影響工作，還能最大限度節約訴訟成本。結果，這后來也成了他投訴我的理由之一。他不接受，堅決要求無罪辯護。我尊重當事人的決定，繼續推進。

2020年底，取保候審期間的魏某人曾開車到北京與我面談——這件事他在投訴材料中只字未提。此后，我為他另一起案件免費提供法律咨詢，多次勸他不要進行非法信訪。2021年春，他告訴我以我的名義寄出了多封信訪信件——他自己不敢以自己名義寄。隨后他找來記者介入報道，不久后被逮捕。

從此，他從取保候審變為被羈押，辯護難度陡然上升。 任何一個做過刑事辯護的律師都清楚：當事人被羈押后，會見受限、溝通受阻、家屬焦慮，而檢察院在羈押狀態下提出的量刑建議往往更為強硬。本案中，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是實刑。在這種局面下辯護，猶如戴著鐐銬跳舞。

此后，我多次赴邯鄲，自己解決食宿——因為他姐姐說因病返貧，我不忍增加其負擔。當時正值疫情期間，看守所會見極為困難，我多次嘗試預約才得以見到當事人。我會見了羈押中的魏某人，參加庭前會議，申請聘請胡志強法醫和王躍進教授作為專家輔助人。這兩位是國內頂級的法醫專家，正常出庭費用相當高昂。我豁出老臉，請他們“友情贊助”。兩位專家抵達邯鄲后，住宿和餐費全部由我自掏腰包安排。我在微信里對王躍進教授說過：如果他們連差旅費都出不了，“我來出都可以”。

王躍進教授向魏某人的姐姐說明了自己的專業資質和正常收費標準，同時表示：應我的介紹，作為專家輔助人，友情贊助免收專家費和出庭費，僅向家屬收取基本的差旅住宿費用。魏某人的姐姐當即回復感謝。胡志強法醫也只收取了很少的專家費。

開庭前夜，我們工作到深夜，開庭那天，我辯護得酣暢淋漓，兩位專家與我配合默契。庭后，王躍進教授公開評價我的辯護詞“思路清晰、論證嚴謹，證據材料提煉精準，辯護意見明確，謀篇布局入情入理”。魏某人的姐姐說：“作為本案當事人的姐姐，為吳教授的辯護意見點贊”。胡志強法醫評價：“拜讀了，非常精彩！”

法院最終判決：免予刑事處罰。那天，魏某人的姐姐在微信里寫道：“太有幸遇到您們這些有大愛的人。”“幾位教授主任集結，也是罕見的豪華陣容了。”“能結識您們真的是三生有幸！”這些消息，我至今保留著。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當事人被羈押、檢察院明確提出實刑量刑建議的背景下，能夠爭取到免予刑事處罰，這在刑事辯護實務中絕非易事。 從實刑到免罰，跨越的不僅是量刑幅度的巨大落差，更是辯護律師在程序、實體、證據上的全方位攻堅。這不是運氣，也不是“應該的”，而是數萬字的書面意見、無數次溝通磋商、長期奔波換來的結果。這就是刑事辯護意義上的“有效辯護”。

二、反轉：從“三生有幸”到滿紙貶義

案件結束后，我在團隊律師介紹中寫了一條：“魏某某故意傷害案，被判免予刑事處罰”。僅此而已。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披露任何可識別身份的信息。公開審理的案件，判決書依法公開，這只是幾十萬律師都在做的正常業務介紹。

魏某人不干了。他說我“沽名釣譽”“嘩眾取寵”“無所不用其極”。投訴信中的用詞，遠遠不止這些。

2023年初，他向北京市律師協會投訴。律協經過調查，已有相應的處理結論。按說這事就該結束了。結果呢？今年他又來了。沒有任何新事實、新證據，同一事由，重新投訴到司法局。重復投訴，多頭投訴。

目的只有一個：要回那筆已經給了最大優惠的律師費。

這件事讓王躍進教授和胡志強法醫都深感憤慨。兩位專家當初沖著我的人情、沖著當事人的困難，近乎免費出庭。結果非但沒落個好，反而被反咬一口。

魏某人的“投訴地圖”一直在擴大：先是公安民警，然后是檢察官、法官、鑒定機構。現在輪到我這個幫了他大忙的人。他的核心訴求很簡單：全額退還律師費及差旅費。

說實話，看到這些投訴材料的那一刻，我心里不只是意外，更多的是心寒。數萬字的書面意見，無數次奔波，我自己貼錢貼時間，請來頂級專家近乎免費出庭，最終為他爭取到了免予刑事處罰的結果。換來的不是一句感謝，而是一紙充斥著侮辱性詞匯的投訴，要求退費。

那筆律師費，多年過去了，我一分沒從律所提過。因為我和律所之間存在糾紛，這筆錢至今躺在律所賬戶里。我自己都因為討要應得報酬而起訴了律所——一個被投訴“生吞律師費”的律師，自己卻在為了拿到錢而起訴律所。這種荒誕的反差，本身就說明了一切。

差旅費，合同約定每次一定數額，他支付了數次，我一分沒多收。而且我實際出差次數遠不止這些，后來因為他被羈押、他姐姐病重，很多差旅費我都自己貼了，沒再要過。

專家費更令人無語：他把律師差旅費與專家收取的少量差旅費加在一起，指控我“索要專家費”——而專家收取的那筆費用是他姐姐直接轉給專家的，我從未經手。專家免去的高額出庭費他不提，我倒貼的住宿餐費他也不提。

你幫他省了錢，他投訴你亂花錢；你為他貼了錢，他投訴你收黑錢。你為他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轉身就把你告了。那些不堪入目的詞匯，就那么工工整整地寫在投訴信里。

三、澄清：每一項指控都經不起推敲

針對投訴中的幾項核心指控，有必要逐一澄清。

關于“生吞律師費”。 該筆費用打入律所賬戶后，至今已多年，本人從未從中提取一分錢。本人系兼職律師，所有收費均通過律所統一進行，從不直接經手客戶資金。恰恰相反，因律所長期拖欠本人應得款項，本人已向法院提起訴訟。我自己還在追討的律師費，被人指控為“生吞”，滑稽不？

關于差旅費。 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確約定差旅費標準，按實際出差次數結算。所支付的費用對應數次差旅，每一筆均有微信轉賬記錄，且每次出差前投訴人均主動支付，從未提出異議。該約定系因若將差旅費打入律所賬戶，本人無法及時提取，會導致辦案成本倒貼，故采取包干支付方式，合同經律所蓋章認可。而在本案中，我多次出差，都是倒貼。

關于專家費。 這是投訴中最不誠實的一項指控。事實是：專家正常應收的出庭費遠高于實際收取的數額。本人考慮到當事人家庭經濟困難，懇請專家給予照顧。專家基于對本人人品和信譽的認可，免去了全部出庭費，僅收取了基本的差旅費用，由魏某人的姐姐直接轉賬給專家。不僅如此，本人還自掏腰包支付了兩位專家的住宿和餐費。投訴人將律師差旅費與專家差旅費混在一起重復計算，捏造出所謂的“專家費”指控。王躍進教授已出具書面情況說明，證實其免除了全部專家出庭費，僅收取差旅費，且該費用與本人無關。

關于“泄露隱私”。 本案系公開審理案件，判決書已依法公開。本人在文章及案例介紹中均未公開投訴人姓名、住址、工作單位等任何可直接識別身份的信息，僅以化名提及。這既不違法，也不違規。

四、程序：重復投訴與超期立案

這里還需要指出一個程序問題。

本案投訴發生于2023年初，北京市律師協會當時已正式立案。根據相關規定，懲戒委員會應自立案之日起最長七個月內作出決定。然而，本案自立案后歷時遠超規定期限，直到2025年6月才通知擬召開聽證會。本人在律協秘書長建議下主動放棄聽證會以換取結案，并放棄了對相關處理結果的申訴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本人認可該處理的合理性。

如今，投訴人在已有律協處理結論、未提出任何新事實新證據的情況下，再次向司法局重復投訴同一事由。根據相關規定，對于沒有新事實、新證據的重復投訴，行政機關可以依法不予受理或直接駁回。

綜合全案，有以下幾點基本判斷。第一，這是一起典型的以要回律師費為目的的惡意投訴。 朝陽區律師協會發布的《反對惡意投訴倡議書》明確將此類行為列為惡意投訴。投訴人從公安、檢察官、法官、鑒定機構一路投訴到自己的辯護律師，核心訴求始終是退費。而他所要退回的這筆律師費，已經是遠低于本人正常標準、由他自己提出的優惠價格。第二，重復投訴、多頭投訴，濫用投訴權。 在律協已有處理結論的情況下，無新事實、無新證據，再次向司法局投訴同一事由，浪費行政資源，擾亂行業秩序。第三，事實和法律均不支持投訴人的指控。 所有的微信聊天記錄、轉賬憑證、專家情況說明、法院判決書，均已附卷備查。

五、結語：投訴權不是用來“碰瓷”的

我做了二十年律師，十多年法學教授。辦過大案要案，也見過形形色色的當事人。但像這樣——你傾注大量心血幫他保住了自由和飯碗，他反過來用滿紙貶義詞投訴你——確實不多見。

尤其是在他被羈押、檢察院明確提出實刑量刑建議的艱難局面下，我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撰寫了數萬字的法律意見，反復修改，一次次與當事人、專家磋商，一次次奔波，最終爭取到了免予刑事處罰的結果。這是實實在在的“有效辯護”。而我所收取的費用，遠低于市場標準，是實實在在的友情價。

大量心血，換來的不是一句感謝，而是一紙充斥著侮辱的投訴。心寒。

收到投訴材料那天，我不是害怕，我問心無愧。我只是有些失望——對人性底線的失望。

一個人在自由和飯碗都差點丟了的時候，會感恩戴德。一旦危機解除，心態就變了。那些曾經在微信里說“三生有幸”的人，轉眼就能寫出滿紙不堪的詞匯。所謂的“感激”，有時不過是特定情境下的應激反應。

好在我還有證據。大量的微信聊天記錄、轉賬憑證、兩位專家親筆簽名的情況說明、法院判決書，還有魏某人姐姐那些“三生有幸”的留言。這些證據，我在申辯書中逐一舉證，全部附卷。

一個被當事人姐姐如此感謝、被頂級專家如此信任的律師，不應該因為一份充滿侮辱詞匯的惡意投訴就背上污名。

我也希望，這篇文字能夠被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那些正在考慮或準備效仿此類做法的人。

律師與當事人之間，本質上是基于信任的委托關系。如果每一個獲得有效辯護的當事人，都可以在事后以莫須有的理由反咬一口、極盡侮辱之能事，還要要求退費，那么還有誰愿意為當事人拼盡全力？惡意投訴一旦形成“路徑依賴”，最終受到傷害的，不僅僅是某一個律師，而是整個律師行業的執業生態，以及將來所有需要律師幫助的當事人。

朝陽區律師協會《反對惡意投訴倡議書》說得很好：惡意投訴行為“給律師群體和法律服務行業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損害朝陽律師的職業形象，降低行業的社會評價”。這份倡議書不只是寫給律師看的，也是寫給當事人看的。

我始終相信，真相或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秉持學法的初衷，公平公正的陽光，終會照進每一個人的內心。

而那些試圖利用投訴機制達到不正當目的的人，也終將面對一個簡單的道理：投訴權是用來維權的，不是用來侮辱人的，更不是用來“碰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