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醫院“倒閉潮”：一場遲到的“虛胖”清算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5月，當最新一期《中國衛生》雜志拋出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創始會長郝德明估算的那組數據時，民營醫療行業持續多年的“皇帝新衣”終于被徹底揭穿——約四成民營醫院尚可維持正常運營，約四成處于“低效運營、艱難求生”的瀕死狀態，經營狀況良好的僅占一成左右。

這意味著，在數量上占據中國醫院總數近七成的民營醫療陣營，實際上有將近一半的機構正在死亡邊緣掙扎。

更具標志性意義的是2025年的“首次”。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民營醫院數量從2024年的2.69萬家減少至約2.6萬家，凈減少近1000家。

這是自2015年民營醫院數量超越公立醫院以來，十年增長曲線首次出現負增長。一個時代，就這樣在冰冷的統計數字中黯然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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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2025年的這次“掉頭”，必須回到2009年。

那一年，中國啟動新一輪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看病難、看病貴”的民生痛點被擺上手術臺，政策層面向社會資本辦醫打開了閘門。

此后十余年，民營醫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狂飆突進：從2014年的1.3萬家猛增至2024年的2.7萬家，床位占比從不足兩成攀升至三成以上。2015年，民營醫院數量正式超越公立醫院，這一里程碑曾被業界解讀為“社會資本辦醫的勝利”。

然而，數量的膨脹從未換來對等的話語權。根據2024年統計數據（出自2025年發布的《2024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立醫院診療人次高達37.7億，民營醫院僅有7.3億；公立醫院入院人次約2.1億，民營醫院只有0.45億。

民營醫院數量是公立醫院的2.3倍，診療量卻僅為對方的五分之一。這種“多而不強”的畸形格局，從一開始就為今天的倒閉潮埋下了伏筆。

轉折發生在2020年前后。當行業還在慣性擴張時，政策風向已經悄然從“鼓勵發展”切換為“規范引導”。中央開始強調民營醫院的質量監管與合規運營，而不再單純追求數量增長。

只是，資本的列車具有強大的慣性，大量項目仍在2020年后陸續落地，直到2025年，當醫保支付方式改革、飛行檢查常態化、財政投入退坡等多重壓力同時降臨，這些遲到的“產能”才發現，市場早已不是它們熟悉的那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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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2025年是民營醫院的“清算年”，那么清算的工具早已在多年前磨好。

最致命的一擊來自醫保支付規則的全面重寫。2025年，DRG/DIP 2.0版在全國統一落地，按病種打包付費的出院人次占比迅速突破90%。這意味著醫院過去賴以生存的“項目付費”模式——多做檢查、多開藥、多結算——被徹底堵死。

據行業分析，DRG/DIP改革導致民營醫院的平均利潤率從11.3%驟降至5.7%，約40%的機構直接陷入虧損。對于大量習慣了粗放經營的民營醫院而言，這無異于釜底抽薪。

與此同時，國家醫保局的飛行檢查進入常態化階段，大數據監控讓“假住院、拉人頭、賣神藥”等灰色盈利路徑無處遁形。

高壓之下，大量民營醫院因違規被暫停或取消醫保定點資格，多地出現民營醫院“退保潮”。江西景德鎮某醫院因過度診療、重復收費等違規行為被查處后，醫保定點資格被取消，全院315名職工隨即被解聘。四川巴中某中醫康復醫院也因多次醫保違規被解除協議，隨后主動申請注銷。

失去醫保這一主要支付方，對缺乏自費品牌的中小型機構而言等于被切斷生命線，這正是從“違規受罰”到“關門注銷”的關鍵傳導鏈條。

但支付革命只是外因，民營醫院自身的“信任赤字”才是更深層的病灶。從早年莆田系的路邊小廣告，到魏則西事件引發的全網聲討，再到部分機構過度醫療、夸大宣傳的持續性消耗，老百姓對民營醫院的信任建立周期普遍長達8至12年。

當患者可以用腳投票時，85%以上的就診選擇流向公立醫院，民營醫院即便擁有先進的設備和大氣的樓宇，也只能面對空蕩蕩的病房嘆息。2025年1-8月，民營醫院出院人次同比下降14.4%，而公立醫院僅下降2.2%，這種懸殊的跌幅對比，正是市場選擇的殘酷注腳。

真正將一批“明星醫院”推向死亡深淵的，還有那場堪稱瘋狂的重資產擴張競賽。投資30億元、開業僅兩年半的重慶全域腫瘤醫院，床位空置率一度超過90%，最終留下3億元債務和132名被欠薪員工，黯然走入破產清算。山東魯西南醫院負債12.6億元破產，曾號稱“惠及三省5000萬群眾”的宏大敘事，在現金流斷裂面前不堪一擊。

這些案例背后，是一種典型的“地產思維”——先拿地、再建樓、后招租，卻唯獨沒有算清真實的診療需求賬。當中國每千人口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已達7.23張，遠超美國的2.8張和英國的2.6張時，這種脫離市場需求的基建擴張，本質上是一場政策紅利期的“擊鼓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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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真相是，2025年的“醫療失溫”并非民營醫院的獨角戲。

在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上，以“醫院”為關鍵詞檢索，2024年與2025年的累計破產數量已占歷史總盤數的一半以上。

即便是擁有體制庇護的公立醫院，同樣在2025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瘦身潮”：據公開報道，四川、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密集出現公立醫院合并、重組現象，就連被稱為“宇宙第一大醫院”的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其投資超5億元、開診僅一年四個月后便停診的西院區，也引發行業震動。

2024年，全國政府財政支出中衛生健康支出為20348億元，同比下降9.1%。財政投入的退坡，讓公立醫院也失去了無限兜底的底氣。

根據2024年公開的財務數據，近300家三級公立醫院醫療盈余為負，縮編、裁員、降薪、分流一度成為年度關鍵詞。

這說明，民營醫院的倒閉潮不應被簡單理解為“社會資本辦醫的失敗”，而是整個中國醫療體系從“規模擴張”向“效率優先”轉型的系統性陣痛。那個靠基建擴張、醫保紅利和規模經濟驅動的“黃金時代”，對所有醫療機構而言都已隨風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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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潮水退去，裸泳者自然無處藏身，但這也為真正的游泳者騰出了賽道。

郝德明所言的“四成低效運營、艱難求生”，本質上是一次必要的“去虛胖”——把那些依賴醫保套利、靠融資維持、僅靠概念圈地的低效機構清出市場，才能讓有限的醫療資源流向真正具備服務能力的機構。

未來的民營醫療，必須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在公立醫院占據絕對主導的格局下，“補充者”的定位是否還有生存空間？

全景醫學創始人楊環球的判斷相當直白：“純粹遵循‘有病看病’的發展思路，非公醫療就是一個偽命題。”

當一、二、三級公立醫院完成單體擴張，當分級診療制度日益健全，民營醫院的出路只能在于“不可替代性”——高端體檢與重大疾病篩查、眼科口腔等專科連鎖、康復護理與老年照護、國際醫療與商保對接。

這些領域要么需要差異化服務體驗，要么需要公立體系難以覆蓋的靈活機制，才是民營醫療真正的價值洼地。

當然，轉型絕非易事。普瑞眼科的經驗表明，一家民營醫院要實現盈利并獲得當地患者信任，通常需要8到12年的口碑積累。這意味著，今天的布局者必須做好長期投入的準備，而不能再幻想復制過去那種“三年回本、五年上市”的資本神話。

與此同時，政策層面也需要為民營醫療的高質量發展松綁：醫生多點執業的“備案制”在實踐中仍面臨原單位隱性阻撓，民營醫院難以持續引入核心專家；民營機構醫師的職稱評審通道長期不暢，進一步固化了“有設備無專家、有資質無技術”的死結。監管與扶持并重，打破這些隱形門檻，才能為轉型提供制度空間。

2026年，DRG/DIP支付改革預計將繼續深化，更精細的支付規則有望落地。對于那些能夠穿越周期的民營醫院而言，這場始于2025年的倒閉潮或許不是末日，而是一次代價沉重但必不可少的成人禮。

醫療終究不是一門流量生意，患者信任也無法靠廣告購買——當行業終于明白這個道理時，那近千家倒下的民營醫院，或許正是中國醫療體系走向成熟的昂貴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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