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經國｜“三農”真經求諸野——讀《南北中國》《東西中國》所感

賀雪峰教授

“三農”真經求諸野

——讀賀雪峰《南北中國》《東西中國》所感

賀雪峰先生是湖北荊門人，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中科技大學特聘教授，“華中鄉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賀教授團隊深耕全國不同區域農村，長期開展田野調查，于2017年12月、2024年10月分別出版《南北中國》《東西中國》兩部著作，集中展示其研究成果，這成為其研究“三農”問題的代表作。

《南北中國》論述的是中國農村的南北區域差異，即“依據村莊血緣聯結的程度，可以將中國村莊劃分為團結型宗族村莊、分裂型小親族村莊和分散型原子化村莊。宗族村莊是聚族而居形成的村莊，村莊存在強烈的血緣認同并具有一致行動能力；小親族村莊是指村莊內血緣聯結僅限于五服以內，超出五服即不再認為是自己人，也就缺乏認同與一致行動能力；原子化村莊血緣聯結比較弱，即使是兄弟之間，也缺乏強有力的認同與一致行動能力，現代規范是調節兄弟關系的主要規則。不同的血緣聯結造就了不同的村莊社會結構，村莊社會結構又反過來影響了村莊治理及村民心理與行為模式。村莊社會結構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村莊社會結構分布具有顯著的區域差異，其中宗族村莊主要集中在華南地區，小親族村莊主要集中在華北地區和西北地區，長江流域和東北地區的大多數村莊則是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型村莊，由此可依據村莊社會結構將中國農村劃分為南中北不同區域”。

《東西中國》論述的是中國農村的東西區域差異，即“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的縣域經濟從表面看還是縣的體制，實際上在經濟、就業和文化生活上早已城市化了。沿海發達地區城市經濟帶有著中國最多的具有強大經濟實力的’百強縣’，這些’百強縣’是沿海城市經濟帶的內在組成部分，是城市的’腳’。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缺乏現代制造業的支撐，其主要服務對象是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和在外務工經商的農民工，主要是為農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因此，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就是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腦”，其重點應當是服務農民。也就是說，東部地區縣域經濟的重點是生產性的，而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的重點則是服務性的。”“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與中西部廣大的農業型農村地區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表現在經濟發展、土地制度、農業發展、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縣域教育、農民收入、婚姻家庭和基層治理的各個方面。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農業型農村地區不僅在形態上具有顯著差異，而且已經形成了相當不同的發展與運行邏輯。可以肯定地說，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的現在并非中西部農業型農村地區的未來。”“當前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的發展形成了很多經驗，包括’三農’工作的經驗。如果將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帶內的農村理解為城市經濟的內在組成部分，東部農村就不可能為中西部農村的發展提供示范，因為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村注定是要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推進而更加蕭條的。不理解中國農村的東西差異，就既無法理解當前中國東部沿海農村地區與中西部農村地區農民生產生活的差異，也無法理解政策的區域實踐差異，也就可能因此產生理論誤會和政策誤判。”

個人認為，賀教授團隊田野調查扎實細致持久，區域特點類型概括符合南北東西區域實際，提出的“三農”問題建議新穎獨到，且具有現實指導意義。我在江漢平原農村出生長大，之后也在江漢平原工作生活20年，然后來到發達的珠三角工作近10年，之后又在欠發達的粵西工作近10年，所以對賀教授的觀點和論述感同身受，其中諸多分析非常符合我個人生活、工作經歷和感受認知。

《東西中國》認為：“目前’邊遠農村’地區的公共品供給多以自上而下的財政資源為主，其投入方式有兩種：一是扶貧資源精準到人到戶，二是扶貧項目實施’第三方化’。它們的共同點在于直接越過集體經濟組織，由此產生了不少新問題，如扶貧到戶帶來的貧困戶和非貧困戶之間巨大的落差而產生的’新的不公’現象，以及扶貧項目與在村農戶需求錯位的問題。”關于“新的不公”問題，約10年前我在負責單位對口扶貧工作時就已經意識到。確定貧困戶有個標準，即按家庭人均收入確定一個金額，在此線以下即為貧困戶。國家嚴格要求為每個貧困戶建檔立戶，限期完成脫貧任務，即人均收入超過貧困線。省市縣三級扶貧部門非常重視扶貧工作，投入大量資金確保貧困戶在規定時間內達到線上收入。因為資金集中、充足，往往都能夠在規定時間內讓貧困戶人均收入大大超出貧困線（不可能剛夠線），超額圓滿完成扶貧任務。但是與原來剛過貧困線卻未獲得貧困戶資格的農戶比，獲得貧困戶資格得到幫助的農戶人均實際收入大大超過前者。還有的評定貧困戶時剛剛過線，沒有獲得貧困戶資格，經過幾年扶貧原來貧困戶收入大大增加，而剛剛過貧困線的農戶反而因為種種原因低于原有人均收入，始終在貧困線上下徘徊，這樣引起了新的不平衡和不滿意。關于扶貧項目與在村農戶需求錯位的問題，一些單位扶貧存在短期行為，確定項目沒有考慮可持續發展，只追求某個時點集體收入、農戶人均收入達到脫貧標準即可。某大型企業為某貧困山村投入數百萬元資金建立茶廠，注冊商標、確定品級，動用自身營銷渠道，動員所屬子公司、所有員工購買，或以節日福利形式高價采購，產品利潤充足，貧困村很快通過驗收。但是，扶貧脫鉤沒兩年，企業不再為扶貧產品包銷，高價茶銷路受限，茶廠隨后倒閉。

《東西中國》提到，東部發達地區“地方政府重點建設的美麗鄉村和鄉村振興示范點，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發達地區村莊的發展模式”。這一經驗其實并不完全適合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以我親眼所見為例，國家撥付億元資金給某欠發達山村建設美麗鄉村示范點，此村為平常小山溝，未見特殊風景或者人文底蘊，即由省級層面直接設計、建設完成，設計水平和建設質量的確上乘，可以和地市以上步行街媲美。但我擔心的是這么大的投入，會有多少商戶和游客，會有多少收益？收回成本不可能，大概率僅僅是個示范和導向。

在佩服賀教授團隊睿智的同時，也感覺有些小不足和小遺憾。

一是國有農場作為中國農村的一種特殊形式只字未提。國有農場（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不包括監獄農場、司法農場體系）是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的 “國家隊”，全國 31 個省區市共有35 個農業墾區、1787 個國有農場，嵌入式分布于邊疆、沿江、沿海及內陸主產區。土地總面積約36.6 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3.8%），耕地1.06 億畝（約占全國 5%），人均耕地顯著高于全國平均。總人口1411.21 萬，從業人員592.64 萬（一產 48.6%、二產 21.1%、三產30.3%），在崗職工167.74 萬。農墾GDP9876.47 億元（一產 2259.50 億、二產3698.65 億、三產 3918.32 億），人均GDP71525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2 元。糧食產量約占全國5.6%，是糧棉油糖膠核心基地、農業現代化示范窗口、邊疆穩定與鄉村振興重要力量。

國有農場管理體制分為三類：一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央直屬，計劃單列） ，體制上是黨政軍企合一，副省部級，受國務院與新疆雙重領導，自行管理內部行政司法，設 14 個師、179 個農牧團場、12 個師市合一縣級市。其使命是屯墾戍邊、經濟建設、民族團結、邊疆穩定。二是中央直屬墾區（2 個），即黑龍江農墾，為我國最大墾區，規模化商品糧基地；廣東農墾，為熱帶作物（橡膠、蔗糖）核心基地。管理體制上是部省共管、以省為主。三是地方管理墾區（32 個） ，有省屬集團化農場，如海南、江蘇、安徽等農墾集團；有市縣屬農場，比如湖北等小型農場劃歸地方管理。國有農場在改革中不斷發展，呈三個特點：一是集團化。102 家農墾集團，736 個農場納入管理，占比 41%。二是企業化。68.8% 農場完成公司制改制，剝離辦社會職能，公共服務納入地方統籌。三是現代化。智慧農業、精準種植、數字農場普及，農墾品牌影響力提升。存在短板是區域發展不均、歷史包袱重、人才短缺、市場化機制待完善等。

國有農場主體是農村，職工主要由漢族農民構成，鑲嵌于全國31個省市區內部，絕大多數位于非中心城區，呈現小聚集大分布，點多面廣戰線長的特點，它屬于賀教授定義中的農村范疇。這種類型的農村既不屬于《南北中國》中的團結型宗族村莊、分裂型小親族村莊和分散型原子化村莊，也不屬于《東西中國》中的東部沿海地區工業型農村、中西部農業型農村，在經濟發展、土地制度、農業發展、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縣域教育、農民收入、婚姻家庭和基層治理方面與南北中、東西中中國農村差異明顯，也不同于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農村，是中國農村的一種特殊類型。作為土地總面積占全國3.8%、耕地占全國 5%、糧食產量約占全國5.6%、產值近萬億元，這么大體量的國有農場農村地區，被從事30多年農村田野調查的賀教授團隊有意無意地忽略，在兩部專著中只字未提，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至少說調查歸類不夠完整。

二是東西差異還應細化，即東部發達地區內部本身也還存在東中西差異。《東西中國》將上海、浙江、江蘇、廣東沿海地區農村劃為市場化、城市化區域，其實除了上海已經城鄉一體化外，浙江、江蘇、廣東既存在城鄉一體化的蘇南、珠三角等區域的農村，也存在蘇北、粵東、粵西、粵北等欠發達甚至貧困的少數民族農村，這些地區與中國的中西部地區農村情況類似，所以在田野調查、總結歸納時應充分考慮這些實際情況，切實進行細致分析，確保政策建議更加全面完整。

三是解決中西部農村底層農民基本養老（養老金和醫保）問題一句未提。今年全國“兩會”上有人大代表提出：大幅提升農村基礎養老金，最低漲至1000元。作為連續多年的全國人大代表董明珠，為農民每人僅增加20元養老金出面辯解：“這20元就像我在公司給員發獎金一樣，一人1000塊，員工拿到手覺得才1000塊，對企業來說是一下拿8個億、10個億出來，政府也一樣，每個人能拿到20元，政府總投入是非常大的。”這既體現了董某人媚態和傲慢，也反映其無良和無知。郞曉君先生的《這片土地，欠農民一個晚年——關于大幅提升農村基礎養老金的完整政策倡議文稿》對此作了充分論述和駁斥https://mp.weixin.qq.com/s/kSvLn0rPu1aKx1MnFeVfnA。據騰訊財經報道（5月8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經濟學家劉世錦呼吁《給1.8億農民漲養老金比大搞投資管用》https://mp.weixin.qq.com/s/asCWHMso7d9YGAWjsSdDcQ。他列舉了一組測算數據：目前覆蓋5.5億人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中，95%以上為農村居民，1.8億領取者月均養老金僅249元，與城市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六七千以上”、城市企業職工退休金“3000元以上”的水平差距懸殊。“如果能提到600元（實際上就是農村目前的低保收入），再提到1000元，那么對宏觀經濟來講，它拉動的需求可以拉動當年GDP增長大概是0.8到1個百分點。”他建議加快將一部分國有資本轉為社保基金，或在當年的財政刺激盤子中拿出較大比例用于提升低收入階層收入。他直言：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既是一個長期的民生問題，也是一個短期的宏觀經濟增長的問題，如果步子太慢了，短期的經濟增長就要受到影響。作為“三農”問題頂級專家、華中鄉土派代表人物的賀雪峰先生在《南北中國》《東西中國》（2024年10月出版）中對于解決廣大中西部地區底層農民的基本養老（養老金和醫保）問題一句未提深感遺憾（至今也未見其就此提出公開建議）。我生長在江漢平原農村，深刻體會貧困帶給底層農民的痛苦。以我老家三四十戶人家的小村為例，90年代以來有6人主要因為貧困而自殺，其中5人為老年人，1人為年輕人。6人中有5人與我是同宗，其中3人是老年長輩、2人是堂兄弟關系。6人中有3人因為生病怕拖垮家人自殺，有2人因為窮困看不到出路而自殺。我還有兩位鄰村的女性長輩——姨媽（一位在上世紀90年代、一位在2015年）也因為經濟收入微薄、體弱多病而自殺。所以我認為，大幅提高底層農民基本養老金、普遍解決醫保兜底問題刻不容緩。

四是缺少跨區域農民工異地生產、生活狀態的調研。根據國家統計局 2026 年 4 月發布的《2025 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5年全國農民工30115 萬人，同比增加142 萬人，增速 0.5%。其中本地農民工12109 萬人，外出農民工18006 萬人，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13092 萬人。省內流動11241 萬人，跨省流動6765 萬人，跨省占比37.6%。東部仍是主要輸入地，服務業過半占54.7%，建筑、制造業占44.5%。平均年齡43.3 歲，其中外出農民工39.3 歲，本地農民工46.8 歲。這批跨區域流動、年均39.3歲的6765萬農民工，是一個巨量的群體，雖然主要任務是掙錢養家，但是他們正值青壯年，絕大多數又面臨長期兩地分居、老人子女留守等困境，他們的工作狀態、生活狀態，他們面臨的生理心理壓力、異地歧視、前途未來困惑、突發情況冏境等諸多問題，很容易引發嚴重社會問題，迫切希望專家學者研究并解決，但是兩部著作似乎未能直面和深入這一問題。

五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之路是否非得放在中西對立、中美對立的宏觀敘事之下？在《東西中國》最后一章中賀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重建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不僅從西方翻譯了大量社會科學經典著作，引進了豐富的理論與方法資源，而且從西方引進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意識，或研究的對話對象。尤其是在世紀之交，社會科學界興起的學術規范化運動，片面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應與美國接軌，在研究和寫作方式上及問題意識來源上都出現了國際化壓倒本土化、國際期刊壓倒國內期刊、美國標準壓倒中國標準的傾向。更嚴重的是，隨著部分國內權威期刊和部分權威學者倒向以規范化為顯著特征的對話式研究，真正回答中國實踐中的問題的研究變得邊緣。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未經百花齊放、野蠻成長就過早地’低水平成熟’了。許多規范化的對話式研究看起來精致，實則是缺少實踐生命力的平庸研究，這種對話式研究無論進行何種精致的包裝，都既難以回應中國現實問題，又難以形成理論本身的成長。在大量對話式研究中，中國社會科學自外于中國實踐，中國實踐成為檢驗西方理論的經驗碎片，最終使得這些研究變成美國社會科學的附庸，這突出地表現在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中，社會學、政治學學科也正在步其后塵。”賀教授的分析不能說沒道理，但結論很尖銳、后果也會很嚴重，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不僅學術方法有問題，根本方向就不正確。我個人理解，這可能是賀教授結題報告的話語需要，也是宏觀背景下的政治表態。但是我想表達的是，無論美國和西方其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工具和方法總體上一直開風氣之先，這是無庸置疑的。至于這種工具和方法有沒有結合中國實際運用于研究，研究結論是否符合中國農村實際、是否真實反映廣大農民愿望，以及是否如作者所言“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未經百花齊放、野蠻成長就過早地’低水平成熟’”，這是我們研究人員及研究風氣、氛圍問題，美國和西方需要為我們負責嗎？我們有必要將是否實事求是地研究中國“三農”問題，提升到中美對抗、中西對抗的高度嗎？

2026年5月22日于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