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植物的名字呼喚她——夏洛特王后和她的植物王國

1773年，受雇于邱園（Kew Gardens）的植物采集者弗朗西斯·馬松（Francis Masson）將一種狀如鳥冠的異域花株從南非帶回英國，移植到邱園中培育。數年后，時任皇家學會主席的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根據王后索菲婭·夏洛特（Sophia Charlotte）的故鄉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公國（Mecklenburg-Strelitz），將該植物的拉丁屬名定為“Strelitzia”（鶴望蘭屬），而具體的種名則為“Strelitzia reginae”（鶴望蘭），直譯為“屬于王后的施特雷利茨”，或“屬于王后的鶴望蘭”。這株橙黃與藍紫相間、形如振翅飛鳥的優雅花朵，日后以“天堂鳥（Bird of Paradise）”的通俗名，成為全球最廣為人知的觀賞植物和鮮切花品類之一。

被稱為“天堂鳥”的鶴望蘭

這一命名通常被理解為對王室贊助的象征性致敬。但若將其置于18世紀英國植物學發展的實際語境，在政治禮儀之外，它或許也隱含了對夏洛特植物學興趣與實踐的呼應。然而，與鶴望蘭在世界各地植物園中年年綻放的盛景不同，夏洛特在植物學主流敘事中幾近缺席，歷史更習慣將她留在喬治三世的病榻旁，而不是邱園與弗羅格莫爾園林（Frogmore）的植物之間。無論王室傳記還是英國宮廷史，關于夏洛特王后的書寫都更多徘徊于婚姻、母職與道德范疇之內；至于她與植物、園藝及博物學之間的深刻關聯，則常被簡化為一種優雅卻帶有附屬性的宮廷消遣。

造成此種敘事偏差的，固然是相關史料的匱乏，但更為深層的原因恐怕是過往歷史書寫習慣性地忽略女性的知識身份；實際上，就連夏洛特的植物學史料之所以存世較少，也與該原因息息相關。夏洛特所在的18世紀，是英國植物學發展的黃金時期，在班克斯的規劃下，邱園不斷擴充植物種類，并被喬治三世冠以“皇家植物園”名號，成為帝國展示博物學成就的國際平臺。而班克斯與喬治三世的深厚友誼，加上后世聚焦于男性科學實踐的慣性，使邱園的歷史呈現出鮮明的“男性化”書寫特征。然而，在男性化的史學敘事下，從邱園最初的建造者奧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開始，喬治時期幾乎每一代熱愛植物、參與植物學自主實踐的王室女性，都被降格為植物學的消遣者或受益者，其中也包括“植物學王后”夏洛特。

當嘗試將一條長期淡化的“女性植物學主線”重新置回研究視野中，我們能夠從更具主體性的視角重新審視夏洛特王后的植物學身份，并發現她曾以植物為語言，在皇家花園、標本柜與植物學書籍之間，塑造屬于自己的知識世界。在這一意義上，所謂“植物學王后”并非一個虛名——以植物的名字呼喚她，恰如其分。

從梅克倫堡到邱園：夏洛特的植物學知識養成

在既有歷史敘事中，夏洛特的形象常被置于王室婚姻與家庭中進行討論。她是喬治三世的賢后，是十五個孩子的母親，也是國王瘋癲時期王室的道德支柱。對其“家庭性”的過分強調，一度將她與嚴肅的“知識性”劃清了界限，因此，若要重新認識夏洛特的植物學身份，首先需要回到她成為王后之前。

追溯夏洛特的童年時期，可以發現她與植物學的結緣相當早。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公國在神圣羅馬帝國中微不足道，以至于有人打趣說，如果沒有放大鏡，根本無法在地圖上找到它。然而，正是在這座小公國里，夏洛特獲得了可謂優良的啟蒙教育條件。公爵夫婦為子女聘請了家庭教師哥特洛布·伯查德·根特默（Gottlob Burchard Gentmer），他是一位對植物學等科學知識充滿興趣的路德教牧師，曾與當時大名鼎鼎的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有過書信往來。瑪莎·漢森（Mascha Hansen）認為，很可能正是根特默的言傳身教啟迪了夏洛特的科學興趣——特別是植物學方面的愛好。在早年的家庭教育中，夏洛特與其兄弟一同研習歐洲文學、歷史、地理，以及大量藝術與科學課程；盡管她的哥哥日后被任命為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Greifswald）的校長，而夏洛特則被指向家政與慈善的女性化道路，但知識的種子一旦種下就不會停止生長。諷刺的是，當夏洛特因溫柔嫻雅而被選為英國王妃時，其受教育水平在訂婚的外交報告中被評價為“相當平庸”，英國當時著名的知識女性伊麗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也并不看好她的“省份式教養”，這是由于對夏洛特的小公國出身持以偏見，還是由于慣例上僅僅以政治禮儀與宮廷規范等因素評估女性教育，或許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夏洛特的科學素養在最初的評估中就陷入了一個被忽視和被邊緣化的處境。

1761年，夏洛特遠赴英國成為王后。在備受審視的新身份中，她格外小心謹慎，而且非常上進，她注重宮廷禮儀和道德規范，也努力學習英語，力爭成為一個無可挑剔的王后。這一政治角色沒有讓她放棄自己的植物學愛好，反而成為她可以利用的制度資源和助力。喬治三世本人熱愛農業、園藝與科學，與夏洛特興趣相投，他們閑暇生活里常常待在書房和圖書館，植物愛好更成為了二人深厚感情的鏈接之一。1772年，喬治三世從母親奧古斯塔那里繼承了邱園，王太后生前熱愛植物，已經將這座私人莊園打造成了一座初具規模的植物花園；此后，同樣喜愛植物的喬治夫婦逐漸將邱園作為他們生活的主要居所之一，在這里盡情施展植物學興趣。喬治三世支持班克斯在全球組織植物采集，豐富邱園的植物品類，并在此后合并“愛情小巷”，將里士滿莊園和邱園合并為更大的園林；而夏洛特熱衷于在邱園的原有基礎上加以布置，她在園內進一步建造了小屋。

此外，成為王后的夏洛特，每年會擁有一筆豐厚的“王后金”，她可以用來資助藝術家、贊助科學家、購置植物與書籍，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學習。比如她曾贊助花卉藝術家瑪格麗特·米恩（Margaret Meen）創作了《邱園皇家花園的外來植物》（Exotic Plants from the Royal Gardens at Kew），其間，米恩也為王后傳授植物繪圖。1788年前后，夏洛特對威廉與弗雷德里卡·洛克（William and Frederica Lock）夫婦發明的植物壓印繪畫技法產生了濃厚興趣，小說家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是夏洛特最親密的女侍，她不僅陪伴王后日常起居、朗讀書籍，也記錄王后的宮廷生活，在她的記錄中提到，王后對這種水彩填色的植物繪畫技法有“強烈的渴望”。有段時間，洛克夫婦幾乎每天都在宮中指導王后及公主。

此外，為了獲取更加專業的植物學知識，夏洛特也會聘請植物學家入宮為她朗讀或授課，在宮廷中發展出一種根據其意愿展開的植物學知識交流關系。比如，從事植物研究的讓-安德烈·德呂克（Jean-André Deluc）等人曾作為朗讀員與她共讀植物學書籍；植物學家約翰·萊特福特（John Lightfoot）也曾在伯尼的安排下，為王后提供專業的植物學指導。林奈學會創始人詹姆斯·愛德華·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曾擔任公主們的植物學授課老師，后來，他在與友人的信件中提到，王后本人比公主聽講更認真，她不僅會做筆記，甚至還會借走他的講義在課后繼續研讀。不過，他似乎并不認為夏洛特的行為是植物學研究，而是簡單將王后視為一位教育有方的“模范母親”，為她的孩子們提供一些合理的娛樂選擇。

的確，諸多知識分子環繞在側，使得夏洛特的植物學活動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他們的見證與記錄，然而，有時候這些充滿誤解的觀念也構成了對王后真實情況的遮蔽。史密斯的態度并不是個例，當時世界上最有名望、最權威的植物專家班克斯與王室私交甚篤，他對夏洛特的評價同樣帶有主觀的簡化與誤解。在他寫下的各類信函、書籍題詞與其他文件中，都曾多次提及夏洛特及其植物學愛好，比如有一封信中他稱王后“刻苦研習植物學，堅持不懈地閱讀基礎讀物”。“基礎讀物”這一表述十分微妙，在肯定夏洛特植物研習的同時，又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知識優越性”和不信任感。夏洛特的植物學閱讀是否真的如班克斯所言，僅僅停留在基礎層面呢？甚至僅以班克斯本人與王后知識交流的另一例，便可得出該評估和斷言很難成立，她曾向班克斯借閱其收藏的《稀有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Rariorum）第一卷，這本書就并不在“基礎讀物”的范疇。

班克斯的此類表述，或許反映出的是18世紀男性知識共同體對女性讀者的默認想象。即使夏洛特的閱讀不局限于基礎書籍，班克斯在與他人談論王后時，仍然會自然地使用“基礎”一詞。可能他并不真的留意王后在讀何種植物學書籍，又可能他并不認為夏洛特真的會讀借來的專業書，不過，更有可能的是，他已經默認王后的植物學研習僅是一種王室消遣和娛樂，毫無專業性可言，因此至多停留在基礎層面。這種心態亦可見于班克斯的其他文字，比如在《外來植物描繪》（Delineations of Exotic Plants）的序言中，他貌似恭敬地寫道：“艦船的指揮官們利用了他們返航途中的閑暇時間，來照料他們所到之處的氣候條件下生長的植物，急切地希望在歸國時，能為王后陛下的消遣娛樂提供哪怕些許的增加。”盡管這批植物極有可能是由夏洛特出資購置，但班克斯似乎并不認為夏洛特贊助的出發點是更為嚴肅的“科學”，而是一種“消遣娛樂”。在一個男性主導知識的時代下，即使是最權威的知識分子，在評估同領域的女性讀者時也難以脫離一種將她們“非嚴肅化”“去知識性”的思維慣性；因此，這些留存后世的評估未必能真實反映王后在植物學領域的參與情況。當她的植物學興趣與活動被以“基礎讀物”“消遣娛樂”等話語描述時，她實際上已被悄然安置在一個主體性不可見的被動觀賞者層面。

夏洛特王后的畫像

從布爾斯特羅德到弗羅格莫爾：女性主導的植物空間

客觀來說，將夏洛特僅僅定位為一名被動觀賞者是相當不公允的。除了不斷接觸、吸納植物學知識，更能證明其植物學主動性的是，她一直活躍于邱園內外的不同植物空間。

18世紀的科學實踐高度依賴空間，植物園、圖書館、標本館不僅是收藏地點，更是知識分類、組織與傳播的制度場所。其中，邱園是當之無愧的中心空間，在喬治三世的支持下，班克斯將全球標本在此匯聚，各色新奇植株在此命名，植物學通訊網絡也由此向外輻射。雖然邱園是夏洛特宮廷生活的一部分，但在邱園歷史書寫流于男性化敘事的真實情況下，學界對這一植物空間的聚焦，甚少有女性參與者的一席之地。

實際上，夏洛特在邱園中擁有獨立的植物學實踐，她常常獨自在邱園中漫步，描繪并記錄她發現的許多植物，這種一個人進行植物觀察的行為，說明她的植物觀察并非附屬于或陪同其他植物學家進行；而描繪和記錄行為，也并不是僅僅用“娛樂消遣”四個字就可以詮釋的。從事植物拼貼藝術創作的瑪麗·德萊尼（Mary Delany）受喬治夫婦資助，與夏洛特關系親密，在她的眼里，邱園是“王后的花園”，或許也可以看作一種第三視角對當時邱園活動者具體情狀的見證。

而且，在邱園之外，夏洛特還出入于一些相對獨立于男性主導的女性知識空間。在這些女性光芒不至于被過度遮蔽的植物空間中，夏洛特的形象可以更鮮明地呈現為一位擁有知識主動性的參與者。

囿于王后身份，夏洛特無法出席公開演講，無法加入科學學會，宮廷禮儀更將絕大多數非正式知識場合擋在門外，與宮廷圈有密切聯系的布爾斯特羅德莊園（Bulstrode）是她能夠自由來訪的極少數知識空間之一。位于白金漢郡的布爾斯特羅德莊園是當時著名的非制度性博物學空間，隸屬于18世紀英國最富有的女性收藏家與博物學贊助人波特蘭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rtland）——瑪格麗特·卡文迪什·本廷克（Margaret Cavendish Bentinck）。無數植物學家、昆蟲學家和鳥類學家在此工作，比如萊特福特就受雇于本廷克，在布爾斯特羅德擔任圖書管理員、牧師和植物學專家；此外，班克斯最重要的植物學摯友、著名植物學家丹尼爾·索蘭德（Daniel Solander）也曾在此整理博物學藏品。在這里，夏洛特結識了更多與植物打交道的女性，并對她們予以支持與贊助，她與德萊尼正是如此相識的。1776年，喬治夫婦造訪布爾斯特羅德莊園，夏洛特對德萊尼創作的植物拼貼畫非常感興趣，不僅認真翻閱，還主動詢問了這種植物拼貼技法的細節；此后十年間，二人一直互贈禮物，在溫莎與布爾斯特羅德之間維系著一段以植物為語言的知識友誼。

除了布爾斯特羅德，夏洛特更重要的植物空間是隸屬于她自己的弗羅格莫爾園林。18世紀90年代初，夏洛特陸續購得弗羅格莫爾的租地權，隨即展開大規模擴建，種植四千多棵新樹木與灌木，興建多處溫室，至1806年，她已持有近350英畝土地。她全身心投入花園照料中，并親切地把弗羅格莫爾稱為“我的小伊甸園”，在她的努力下，弗羅格莫爾不僅是一個美麗的休憩花園，更是一個集植物收藏、圖書館與學術交流于一體的知識空間。

在夏洛特的經營下，弗羅格莫爾的藏書與植物收藏都十分豐富。弗羅格莫爾擁有植物學專項圖書館、綜合圖書館兩大部分藏書，在夏洛特去世后，這里的藏書被付諸公開拍賣，從拍賣目錄來看，其中除神學、歷史、哲學等綜合性讀物外，還包含布豐與林奈的著作、昆蟲學專著，以及大量與農業、園藝相關的實用植物學文獻。弗羅格莫爾也是夏洛特的植物標本存放地，其標本來源廣泛，比如萊特福特去世后，夏洛特就親自出資購入了他遺留的標本館藏，陳列在弗羅格莫爾的標本館。而且，這些植物收藏并不是秘而不宣的，她一直維持著標本的保存與開放，讓這里成為博物學者的研究場所，塞繆爾·古迪納夫（Samuel Goodenough）等人均曾前往弗羅格莫爾進行植物學研究。德萊尼也是根據夏洛特提供的邱園和弗羅格莫爾的植物標本，才完成了著名的植物拼貼畫《德萊尼植物志》（Flora Delanica）。

班克斯曾感嘆，夏洛特在弗羅格莫爾打造的花園本可以與邱園媲美，只是因為王后要求所有植物優先引入邱園展示，因此前者才在實際情況上略遜一籌。這在體現夏洛特弗羅格莫爾規模可觀的同時，也體現出夏洛特其實擁有安排邱園與弗羅格莫爾之間植物流通秩序的話語權——換言之，即使在邱園的植物空間中，夏洛特也是一個擁有調度權的主動參與者。她雖然無法像班克斯或馬松等男性博物學家那樣遠行采集或活躍于學會，卻依然在她所能到達的每一個空間里，以可能的方式積累、保存并傳遞植物知識。只不過，比起前者而言，局限于私人空間、以贊助和禮物交換為方式的植物學活動是更為隱蔽的，更難被傳統科學史敘事所捕捉，這種參與方式的差異，也使后世敘事更容易模糊乃至遮蔽她的存在。

弗羅格莫爾的西側

從奧古斯塔到夏洛特：植物學中被遮蔽的王室女性

夏洛特“被遮蔽”的植物學身份并非孤例，在更長的王室女性序列中，這種邊緣化幾乎是結構性的。在18世紀的邱園敘事中，班克斯受喬治三世贊助所展開的全球植物采集幾乎是唯一的重心與主線。邱園由奧古斯塔公主于1759年創立，最初是一座9英畝的植物園。她委托建造了大寶塔、橘園、大溫室等標志性建筑，并與布特勛爵（Lord Bute）和園丁威廉·艾頓（William Aiton）密切合作，至1768年時園內已有2700個物種。然而，奧古斯塔的貢獻往往被她所任命的男性人員的成就所掩蓋，這與其兒媳夏洛特王后的處境頗為相似。后世的植物學敘事留給這些王室女性的，不過是一個贊助人的名分，以及諸如“熱愛植物”等模糊的描述。

事實上，喬治時期幾乎每一代都至少有一位對植物學抱有熱忱的王室女性，這種植物學的興趣在代際之間自然延續，雖不存在直接的傳授關系，但仍然可以總結為一條清晰可辨的女性植物學線索。奧古斯塔去世后，夏洛特隨喬治三世入主邱園，她在邱園和弗羅格莫爾兩地展開公主們的家庭教育，有意識地將植物學納入教育體系，不僅聘請各類博物學家傳授植物學知識，還與公主們共同學習植物繪圖技術。在母親的熱情感染下，公主們對植物學都有著嚴肅的興趣，伊麗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曾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們眼下都正忙于研習植物學……目前最為急需的是放大鏡。母后想要一枚倍數極高的袖珍放大鏡，而我想要一枚帶有三個鏡片的——據學者們說，那是最好的。”可見植物學在王室教育中是如此稀松平常的普遍場景。與母親同名的長女夏洛特長公主（Charlotte, Princess Royal）尤為精通植物學，在布特勛爵的鼓勵下，她與母親一起從邱園采集植物，親自壓制并建立屬于自己的植物標本收藏。不過，這條女性植物學鏈條在主流的植物學史書寫中，始終游移于敘事的邊緣地帶，并不為人所見。

要解釋王室女性在植物學史中的邊緣化處境，僅將原因歸咎于她們興趣或能力淺薄不值一書，或難登大雅之堂，是難以支撐的。這一現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是王室女性身份本身帶來的制度性約束，特別是夏洛特作為王后，其言行有著更多的審視與約束，她的一切活動首先是政治性的，其次才可能是知識性的，這種身份的優先級決定了她的植物學活動自始至終都不會以科學家的標準被記錄和評價。在王后的身份邊界下，她無法出席公開演講，無法加入科學學會，無法像班克斯那樣遠征南太平洋；甚至在宮廷禮儀的束縛下，也無法隨意與社會地位較低的植物學家直接交談。為了與萊特福特這樣的植物學家私下交流，夏洛特必須繞道委托伯尼邀請他到侍女區用餐，再以“非正式拜訪”的名義前往伯尼的房間與他會面。這一類迂回的接觸方式，發生在禮儀的縫隙之間，發生在私人空間與非正式場合，因而也發生在科學史慣常書寫的敘事框架之外。

其次是女性作為“知識主體”的身份本身就不為人重視。在18世紀的英國社會中，女性普遍被排斥于“嚴肅知識”的門檻之外，雖然植物學因其與園藝、審美的天然關聯，成為允許女性涉足的少數科學領域之一，但這種涉足也不意味著領域內性別地位的平等。整個時代對女性知識參與的系統性評價方式，就是允許她們存在于知識網絡之中，但以“消遣”而非“研究”的名義。女性可以熱愛植物，但不能從事植物學；可以收藏標本，但不能構成貢獻，這樣的思維認知，幾乎滲透了夏洛特同時代幾乎所有男性知識分子對她的評述。

此外，對于夏洛特個人來說，其相關史料被主動毀損也阻礙了歷史學家進一步的研究。皇家檔案館的拉切爾·克里爾（Rachael Krier）推測，這恰恰可能是王室為防資料外泄并被歷史學家研究而采取的措施。不過，無論這一毀損的真實動機是什么，夏洛特去世后，其私人信件都確確實實被遺囑執行人赫伯特·泰勒爵士（Sir Herbert Taylor）奉命大規模清理了。其中喬治三世寫給她的所有信件、王子與公主們的來信，以及所有與官方事務無關的信件均被銷毀，僅留下所謂“看起來重要的文件”，然而，何為“重要”并沒有客觀的標準。更值得注意的是，就連她作為王后的官方文件也未能幸免，僅存的幾卷信函副本也僅限于外交慣例中的禮節性問候，且具體來源不明。因此，在現存官方檔案中，夏洛特的個人文書線索是相當不完整的，這使得她的經歷在歷史記錄中大面積缺席。檔案是理解王室成員及其真實生活的關鍵，而夏洛特檔案的缺失，意味著她在植物學領域的參與細節變得更加難以追溯和還原。

在王后與女性的雙重身份約束下，夏洛特的植物學身份在歷史書寫中長期處于消音狀態。一方面，她真實的聲音無法留下，因為她贊助、禮物交換、打理私人花園的行為難以被制度性記錄，私人檔案又因王室的審慎而被大量銷毀；另一方面，他人留下的聲音又不夠真實，因為她的植物學努力始終被同時代男性們輕視和簡化為“消遣娛樂”。這種被迫消音的遭遇不僅是夏洛特個體的困境，也出現在喬治時期代代王室女性的身上，即使她們親近并研習植物、建立和擴展植物空間、進行植物創作，卻一次次在歷史敘事中被她們身邊的男性所遮蔽。

結語

長期以來，夏洛特王后多被置于家庭與政治結構中，其植物學興趣則被輕描淡寫為附屬性的宮廷愛好。然而，當循著其植物學活動重新審視這位“植物學王后”，一個更完整的夏洛特從男性敘事背后得以浮現。她從梅克倫堡小公國的教育中萌生最初的植物學興趣，并在后位上繼續接受專業的植物學訓練；她借閱專業植物圖譜，聘請植物學家入宮，親手摘錄講義，向畫家學習繪圖技法；她在弗羅格莫爾構筑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植物知識空間，建立私人植物收藏、標本館與圖書館，開放藏品，參與植物流通的調度；與此同時，她還與當時的博物學家、知識分子多有往來，在禮物和贊助中維系著自己與科學的紐帶。夏洛特所謂的“喜愛植物”，實則建立在深厚的、甚至稱得上專業的植物學興趣和活動上，呈現出遠不止于“宮廷消遣”的知識參與身份。

在18世紀后期的植物學屬名體系中，王室女性作為直接紀念對象進入拉丁屬名、種名的案例極為罕見。橫向對比這一時期其他與人物有關的植物命名，比如以班克斯命名的班克木屬（Banksia）、以植物學家尼古拉斯·馮·雅克恩（Nikolaus von Jacquin）命名的鐘蘿桐屬（Jacquinia），還有以植物采集者阿奇博爾德·孟席斯（Archibald Menzies）命名的曼西貍藻（Utricularia menziesii）等，可以看出納入命名系統的人名大多本身就與植物有關。誠然，以王室成員命名植物以示尊敬的做法，在植物學界是存在的，但班克斯在眾多王室成員中獨以夏洛特王后作為鶴望蘭及其屬的命名對象，恐怕不能僅以“王權禮敬”來解釋。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這是班克斯在選擇“可見人物”時，受王后的植物學特質啟發，從而自然產生的命名思路。除了表達政治敬意，也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夏洛特在植物學領域內的興趣與參與度。

然而，在男性敘事的壟斷、話語框架的置換與私人檔案的主動銷毀中，夏洛特的植物學身份還是被一次次以消遣、娛樂、母職等名義大幅度地消解和模糊化。從更大的角度上來說，這或許也是18世紀參與植物學的英國女性共同面對的歷史命運，她們被允許以“業余愛好者”的名義出現，卻難以用“知識參與者”的面目留存。囿于女性和王后的雙重身份，夏洛特難以在主流敘事中與男性科學家一較高下，但她的植物學活動卻仍然在宮廷內以藏品、書信、社交等形式留下痕跡，并借由一株飛鳥般的植株源遠流長。

總的來說，夏洛特不僅是喬治三世的“賢后”，也應作為“植物的夏洛特”被重新辨認。這位擁有一個植物屬名的王后，曾在邱園和弗羅格莫爾的植物間、在與班克斯和德萊尼等人的往來里，度過了一個真正屬于她自己的植物學人生。在這一意義上，以植物的名字呼喚她，就是將她從喬治三世的病榻旁請回她本應屬于的另一個“伊甸園”——那片她深愛著、也曾以知識的方式丈量過的園林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