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思想客｜高峰楓：西方眼中的“西方”

【編者按】在信息加速更迭、知識生產面臨新挑戰的時代，深度思想的沉淀與傳播顯得尤為珍貴。《上海書評》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國辦公室基于這一共同關切，聯合推出“普林斯頓思想客”（Princeton Thinkers）欄目，旨在搭建一座連接全球學術前沿與中文公共討論的橋梁。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成立于1905年，是目前唯一一家在中國設立法人代表機構的北美大學出版社。“普林斯頓思想客”以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及其在中國大陸代理的一流學術出版社的書目為線索，通過作者訪談、書評等形式，致力于在思想譜系中定位當下議題，在本土語境中重讀世界著作，并在不同學科與文明傳統之間拓展對話空間。

第三期“普林斯頓思想客”關注的是：“西方”觀念的歷史生成與變遷。何謂"西方"？它從何而來，包含什么？倫敦瑪麗王后大學政治思想史教授喬治斯·瓦魯薩基斯在2025年推出的近五百頁厚著《"西方"觀念的歷史》，對這一觀念作了長時段的系統剖析。《上海書評》聯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中國辦公室，特邀北京大學英語系高峰楓教授撰文評介該書。從孔德到李普曼，從杜波依斯到賴特，帶你重走"西方"這一觀念的誕生、流變與困惑之旅，看清那個我們最熟悉，卻最陌生的"西方"。

2026年2月14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用略帶顫抖的聲音深情款款地說出“我們是歐洲的孩子”。當時，會場陡然襲來一陣久違的暖意，整個“西方”都長舒一口氣。對于歐洲官員來說，美國依然懷舊，“西方”沒有分裂。至少在外交舞臺上和政治修辭里，美國仍和歐洲、和北約在一起，仍愿意偶爾表露出認祖歸宗的姿態。

但“西方”是一個含義看似清楚，實則極其模糊的觀念。比如，我們當下理解的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西方”，都指哪些國家？我們提到近代史上的“西方列強”時，指的又是哪些國家？廣義的“西方文明”，有哪幾國是此種文明的代表？為什么曾幾何時，中國出版的《西方音樂史》會包括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瑪尼諾夫？而歐美通行的《西方哲學史》中卻絕不會有舍斯托夫和別爾嘉耶夫？如果古希臘是西方傳統的根基，那么十九世紀才獨立的現代希臘算“西方”國家嗎？冷戰結束后，從前的“華約”成員國從什么時候開始能算作“西方”國家？土耳其加入北約，能自動變成“西方”國家嗎？地處“遠東”的韓國，算是“西方”國家嗎？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追問：什么是“西方”？如何定義“西方”？“西方”是誰？“西方”都有誰？歷史上“西方”的概念是否發生過變化？構成政治或文明意義上的“西方”都有哪些獨特的要件？

《“西方”觀念的歷史》，喬治斯·瓦魯薩基斯著，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512頁

倫敦瑪麗王后大學（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政治思想史教授喬治斯·瓦魯薩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在2025年推出一本厚重的著作，題為《“西方”觀念的歷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這部將近五百頁、沉甸甸的著作，對“西方”這個概念作了“長時段研究”（longue durée approach），從十九世紀早期、中期、晚期，講到一戰、二戰和冷戰，從孔德講到特朗普。作者在前言中指出：“這本書努力重建‘西方’作為一個社會政治概念何時出現、怎樣出現，以及因何出現的歷史，這一概念從出現之后在兩個世紀中被如何使用，它有多少種不同含義，每一個不同含義的內涵和影響如何。”（xvii頁）應該說，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部著作曾對“西方”這一觀念作如此系統、詳細、深入、大規模地剖析，這部著作讓之前的相關研究都相形見絀，也成為未來研究的樣板和基石。

從西方看西方

用“西方”一詞來指代特殊的政治實體或文化統一體，古已有之。西羅馬帝國曾被簡稱為“西方”，查理曼自認為繼承了西羅馬帝國的衣缽，他建立的加洛林王朝有時被稱為“西方帝國”，偶爾也簡寫作“西方”。到公元十一世紀，拉丁教會被稱為“西方教會”。但“西方”一詞作為指代王國和教會的簡稱，主要強調了與西羅馬帝國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聯系，并未固定為專門、持久的政治或文化概念。近代意義上的“西方”超越了地理意義上的歐洲，包含跨大西洋的歐洲定居者和殖民者，這個概念在古代和中世紀并不存在。我們熟悉的這個加強版、大寫的“西方”，實際上是現代的創制。

阿拉斯泰爾·邦尼特著《西方的觀念：文化、政治與歷史》

此前的研究，會認為“西方”的觀念乃是十九世紀末才出現的集合概念，脫胎于帝國主義向世界其他地區的侵略和擴張。這一類研究以阿拉斯泰爾·邦尼特（Alastair Bonnet）為代表，他在2004年出版《西方的觀念：文化、政治與歷史》一書（The Idea of the West: Culture, Politics and History），我覺得可稱為“從周邊看西方”。他在前言中這樣總結自己的核心觀點：“看起來在很多情況下，非西方對于西方的認識，要先于西方對西方的認識。正是非西方（the non-West）發明了西方。”（第2頁）所以，邦尼特關注的是“非西方對西方的迷思”。這樣反直覺的觀點，也是反邏輯的。如果非西方先于西方形成了“西方”的觀念，那么就好像說“四夷”和“邊陲”對中國的認知，要先于華夏文明對自己的理解和定位。瓦魯薩基斯教授反其道而行之，他采用“從西方看西方”的角度和方法，不強調非西方對西方的凝視，不采用從被殖民者、受害者、邊緣者來研究西方，而是討論“作為自我描述的‘西方’，西方的西方”（“The West’s West”，第9頁）。他經過多年研究，得出讓人頗感意外的新結論：“西方”作為國際政治概念和穩定的術語，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廣泛流行。究其原因，首先由于西歐諸國對沙俄擴張的恐懼，然后由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89-1857）有系統、有意識地闡發和弘揚了“西方”這一政治構想。

彼得大帝

新名詞和新術語的誕生，必有特殊的驅動力，比如舊術語不再能籠罩新現實。在“西方”一詞被廣泛采用之前，曾有兩個傳統名詞，長期用來指代西方——“歐洲”和“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為何這兩個稱呼最終讓位給“西方”？瓦魯薩基斯教授認為，主要原因可歸結為十九世紀西歐諸國對沙皇俄國的恐懼和敵視。當彼得大帝將俄國從東方王國強力拉進“歐洲近代國家”的行列之后，他咄咄逼人的姿態和野心讓西歐諸國深感憂慮。當十九世紀初年，“歐洲”一詞既涵納了西歐諸國，又同時包含了令法國、德國日益警惕的沙俄。此種恐俄的焦慮讓政治家和外交家最先抵制“歐洲”一詞，以完成與沙俄的切割。同時，“歐洲”一詞又主動擯棄了西歐和英國分散到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后裔，格局未免狹小。簡單來說，“歐洲”一詞太寬，因包含了沙俄；同時又太窄，因排除了美洲和大洋洲。另一個傳統名詞“基督教世界”也遭遇了同樣問題。若以宗教信仰為標準對世界文明作最廣義的區分，則奉東正教的沙俄必然被納入信仰廣義基督宗教的國際大家庭中。總而言之，沙俄一旦脫亞入歐，便如同膠皮糖一般死死粘在“歐洲”這個文化地理標簽上，怎么甩也甩不掉。當現有的集合名詞無法有效地將沙俄與西歐諸國完全分割時，就需要一個既能跨越民族國家，又能分享共同文化基因，還能將沙俄果斷擋在門外的新概念，用來凸顯法、德、英、意、西這些歐洲強國在精神和文化上同根同源、同心同德、同生同死的緊密關聯。于是，“西方”一詞便取代了“歐洲”和“基督教世界”這兩個傳統概念，成為近二百年來最流行的文化/政治群體的標簽。

孔德——“西方”的教父

瓦魯薩基斯教授進一步發現，“西方”作為標志文明形態和政治聯盟的術語，實乃孔德的創制。這是最讓人意外的觀點，因為孔德在十九世紀的影響至為深遠，但二十世紀之后幾乎無人問津。在孔德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目前唯一的中譯本《論實證精神》，不過是一本不足一百頁的小冊子，可見孔德在中文世界的關注度幾乎為零。但瓦魯薩基斯教授卻將他定為“西方”觀念的主要發明者和推動者：“我的觀點是，孔德是第一位對‘西方’作為一個明確而完整的社會政治概念進行系統闡述的政治思想家，他將西方視為超越民族的文化個體以及建立在文明共性與共同歷史基礎上的政治實體。”（49頁）

奧古斯特·孔德

瓦魯薩基斯教授梳理了孔德的主要著作，發現孔德的“西方”是一種自覺的政治構想，而且最初的目的恰恰在于消除帝國主義擴張。孔德認為人類進化有三階段：神學時代、形而上學時代和實證時代。第三階段注重工業發展和世界和平，因此傳統的戰爭和征服都要禁絕。在他的構想中，當時的先進國家已做好迎接新時代的準備，即由知識階層掌管思想，資本家負責世俗事務。為實現世界大同的目標，世俗國家應當縮小面積，比如法國要分解為十七個更小的共和國，愛爾蘭、蘇格蘭、英格蘭和威爾士必須分離，英國需要放棄海外殖民地，最終每個國家只能達到比利時或科西嘉島那樣的面積（55-56頁）。

孔德的方案，概括而言，就是“小其國，去藩屬”。國土面積一旦縮小，則各國民眾的愛國激情必然隨之稀釋，人類大同的理想有望實現。此種方案若能實施，則各小國的世俗政府負責工業，而掌控思想的部門則負責整個“西方共和國”（la République occidentale）。這個“西方共和國”包括西歐的五個民族和文化群體（法、意、伊比利亞、英、德），以及他們在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地和定居點。這個新的跨國實體的中心，當然是巴黎。孔德的思想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色彩（其實是“法國中心論”），但也具備一定的普適性和開放性，因最終的目標是要容納所有文明形態。

孔德最初經常錯雜使用“歐洲”和“西方”二詞，但在晚期著作中已不再猶豫不決，開始更頻繁使用“西方”以及形容詞形式。經孔德的提倡以及孔德各國門徒的鼓吹，“西方”一詞開始風行。這里需要指出，研究觀念史的著作，最容易大而化之，經常不作語文學考察，不給出具體的語例，僅憑主觀印象或少得可憐的數據，便推導出氣吞山河的結論。這方面，瓦魯薩基斯教授就嚴謹得多了。為了證明“西方”（the West）一詞在孔德的英國門徒大力傳播之前，在英語文獻中使用很少，他給出了極具說服力的例子。比如，某法國思想家出版《兩個世界》一書，送給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這本書討論的話題就是“東方”和“西方”（l'Orient, l'Occident），而密爾接到贈書后在回信中說：“您關于東方特性和歐洲特性（the Oriental and the European character）之差異的觀點，我深以為然。我非常贊同您的意見，東方特質如能混溶于北歐國家的特質（that of the nations of northern Europe），這樣的融合遠勝過任何單獨一方的特質。”（引自16-17頁）這個例子極有說服力，因為密爾用英文復述原作者觀點時，他本可以將法文的l'Occident自動轉換成the West。但法文的“西方”卻被密爾自動翻譯、轉述為英文的“歐洲”，仿佛“the West”在英文中非常拗口、不合時宜。

另一個例子同樣涉及翻譯。瓦魯薩基斯教授發現，哈麗雅特·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在翻譯孔德著作時，會出現意味深長的漏譯或誤譯（91頁）。比如，她會將“西方家族所有其他成員”（toute le reste de la famille occidentale）翻譯為“歐洲家族的其他成員”（the rest of the European family），將孔德最具標識特征的“西方共和國”（la république occidentale）譯為“大歐洲共同體”（the great European commonwealth）。馬蒂諾與密爾一樣，都將法文的“西方”自動轉換為英文的“歐洲”，繞過更貼近原文、幾乎已呼之欲出的“the West”。這些例子都說明英國當時的頂尖知識分子，還沒有把“the West”理解為與“東方”相對立的文化政治實體，英文中的“西方”還不是人人都能自發啟用的政治術語。作者通過對大量一手文獻長期的閱讀和爬梳，才能找到這些生動、幾乎讓人無法反駁的例證。這樣的文獻功夫和嚴謹態度，讓觀念史獲得了語文學和文獻學的加持，大大降低了主觀臆測的幾率。

李普曼的“大西洋共同體”

《“西方”觀念的歷史》一書，跨越兩百年歷史，廣泛引用了哲學、歷史、文學、外交、政治等不同領域至少幾十位學者。其中很多被引的學者只在某一時期獨領風騷，對特定年代“西方”概念之塑成和調整起到關鍵作用。歷史一旦翻頁，這些學者便定格在歷史的舊頁上。但有極少數人，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時刻與潮頭齊頭并進，在不同歷史階段都打下自己的思想鋼印。能跨越時代的常青樹人物，實不多見，美國政治評論家、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便是一例。粗略計算，《“西方”觀念的歷史》一書中直接討論李普曼的篇幅約有三十頁。

沃爾特·李普曼

李普曼早在一戰期間就對后來的“西方”概念發出神諭般的預言。他對美國當時恪守中立極其憂慮，竭盡全力推動美國結束孤立主義。1916年，李普曼大聲疾呼美國必須重返歐洲，今天聽起來和盧比奧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講話竟是同一個旋律：

美國作為應許之地的神話已經終結。我們將被帶回大家庭中。我們本就是歐洲人。歐洲的歷史，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我們的歷史。歐洲的未來，就是我們的未來。這一理念，使我們與歐洲的一切思想文化站在一起，并一舉擊碎了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扼殺思想的那種觀念——美國擁有專屬自己的天命，其命運與歐洲的生活截然不同。（137頁引）

正是這位著名的報人和政論家，在倡導美國重返歐洲的過程中，創造出“大西洋共同體”（the Atlantic community）這個極其超前的術語。他有時也稱之為“大西洋世界”，這完全是“北約”的雛形。李普曼認為這個新的政治群體，不是強國的平等聯盟，而是“西方國家的結盟”（coalition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他多次使用“西方世界”“西方國家”“西方”這些詞語，大力倡導美國應當為了“西方盟友”而加入一戰，這不僅為了國家安全，也出于更廣闊的、文明層面的關懷。他明確表示：“對英國、法國和比利時開戰，就是對我們所從屬的文明開戰。在這樣一場戰爭中，保持‘公平’（to be 'fair'）實則就是背叛。”（143-144頁引）這是對美國中立立場的譴責，也可以看出“西方”已成為劃分文明圈的標準術語。

二戰爆發之后，李普曼又深深憂慮美國教育正忽視西方文明的核心，擔心專業化和職業化教育正在侵蝕作為文明基礎的宗教文化，讓受教育人群不再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原則、共同的知識體系、共同的道德和智識修養”（206頁引）。看來，對西方教育已不夠“西方”的擔憂由來已久，在二戰期間的思想戰場上已開始上演后來觀念的廝殺。

在二戰和冷戰中，李普曼繼續推進“大西洋共同體”的概念。在《美國外交政策》（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一書中，他稱大西洋已不是美國和歐洲的邊界，而是一片內海（the inland sea），環抱的是一個因地理、歷史與生死與共的共同需求而彼此聯結的民族共同體。他預言，美國一度是歐洲邊疆的殖民地，現在，并在未來將成為西方的地理、歷史和政治中心（221頁）。李普曼特別提到美國的“天然盟友”就是“大西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包括英聯邦國家、大西洋兩岸的拉丁國家、低地國家和瑞士、斯堪的納維亞和美國。這些國家都有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共同傳統，有共同的文化起源，也被共同的歷史經驗塑造，因此大西洋和地中海將它們結合為“一個共同的戰略、經濟和文化體系”（230頁）。此時的描述已經無限接近我們所熟悉的“西方”概念，美國也取代法國，成為“西方”的主導和核心。

黑人作家與“西方”

瓦魯薩基斯教授將研究重心拉回西方，追溯“西方的西方”，并不是要退回到千夫所指的那個“西方中心主義”。他要重申一個更符合邏輯和常識的觀點：“西方”觀念的形成，首先，并主要關乎西方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界定。這個進程雖然會受到非西方力量的壓迫和沖擊，但決定性的影響一定來自西方自身。但“西方”并不等于“死白男”（dead white male）。“西方”即使在李普曼的標準意義上，也不是鐵板一塊的概念，也注定要涵蓋西方內部的不同族裔和不同聲音。我注意到在這本書中，瓦魯薩基斯教授將大量篇幅分給黑人作家和思想家。核心問題就是：黑人算“西方人”嗎？如果這樣問太傷感情的話，也可以換個問法：非裔歐美知識分子如何理解“西方”？他們如何自我定位？黑人作家生在西方、長在西方，既受西方文化的撫育，又遭西方種族主義的殘害。所以，他們是西方內部天然的局外人和反抗者，又是西方文明不情愿的接受者和受益者。書中引用美國作家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1868-1963）的評論，讓人感慨萬千：

在歐洲文明的圍欄中，我生，我死，我被囚禁、被限制、被壓抑、被抬升、被感召。（128頁引）

杜波依斯將黑人知識分子的矛盾與尷尬表達得最為痛切。西方文明給他們帶來種族歧視和政治壓迫，但他們又無法找到西方文明之外的文化資源來表達自身的體驗。所以，西方文明才能既是他們的壓迫者、限制者，又同時是高舉者和啟迪者。

理查德·賴特

瓦魯薩基斯教授在書中引用更多的一位美國黑人作家，是長期旅居法國的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賴特在一系列著作中表達了對“西方”觀念的深刻反思，這是我讀此書最大的收獲。2026年3月30日，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和北大文研院組織的線上研討會上，瓦魯薩基斯教授曾說，“理查德·賴特是本書的主角/英雄”，這也印證了我的想法。冷戰期間，賴特明確說：“我們奮力要變成我們所接受的文明的一員。我們不反對西方，我們要的是西方自由原則的有效實施。”他想說明，西方文明不是黑人的原生文明，而是他們不得不接受的文明。黑人愿意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員，但他們更要求西方文明所推崇的自由、平等等基本原則必須原封不動地貫徹在黑人身上。賴特痛切地指出：在文化、教化的意義上，黑人作家就是西方人，但又不見容于西方，因為西方不允許少數族裔自然、有機地融入西方社會。但即便如此，賴特也無法認同因西方殖民而消失的非洲原生文明。作為文化上的西方人，賴特拒絕回到前現代、前啟蒙的本土文化和宗教。故而賴特的立場非常微妙，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他既同情、支持非西方人民，又拒絕無條件的尋根和回歸非洲傳統；他接受西方文明有關自由、平等、政教分離的基本主張，但又激烈批判西方社會將黑人排除在這些原則之外。

“重思‘西方’”線上研討會

瓦魯薩基斯教授以生動的筆觸和同情之想象，描寫了杜波依斯和賴特等人的困境：身在西方，腦在西方，但心魂卻不在西方。就像賴特所說：比我更強大的歷史力量將我變成西方人，我被迫成為西方人，但西方文明又永遠不是我心安理得、休戚與共的原生文化。我們可以看到，黑人既是西方內部感覺不適的非裔人，又是對非西方的原生文化感覺不適的西方人。黑人知識分子和作家自動成為西方與東方之外的第三者，他們的立場和心態是我們理解“西方”的重要參考。

觀念之晚近

《“西方”觀念的歷史》是一部重磅著作，討論的題目至關重要，能輻射、穿透人文社科各個專業。瓦魯薩基斯教授的閱讀量讓人望洋興嘆，對于一個通讀過孔德、密爾、斯賓格勒、沃爾特·李普曼、理查德·賴特、雷蒙·阿倫（僅舉最明顯的幾例），并且高度熟悉圣西門、馬克思、湯因比、杜波依斯、阿倫特、基辛格、亨廷頓、福山（僅舉幾例）的學者，如果想反駁他的意見，最好先豐富自己的知識存儲。由于書中引用的材料過于豐富，要準確理解全書的主旨，并不容易。概括而言，全書第一部分對于指代文化和政治群體的“西方”一詞的生成年代，作了更精準的定位，完成了觀念史的追本溯源。作者將“西方”觀念的“斷代”提早了半個世紀，并且對原本附著在“西方”觀念上的帝國主義色彩進行了一定的沖刷：“西方”觀念最初的提出，源于歐洲內部的政治爭斗，而不是歐洲對外的侵略和擴張。用“西方”取代“歐洲”和“基督教世界”，初始動因是對沙俄擴張的警惕，以及孔德所提出的更善意、更積極的“西方共和國”政治構想。

第二部分追蹤此觀念在將近兩個世紀中的演變。“西方”的概念時而收縮，時而擴展。比如在一戰期間，美國終于意識到自己想擺脫的舊大陸和舊文明，乃是無法斬斷血緣關系的文化血親。美國不僅是逃離舊大陸、移居新迦南地的流亡者，也是歐洲文明的延伸和拓展。因此，一戰使得“西方”的觀念從收縮（排斥沙俄）又進到擴展（接納美、澳等英國在海外的延展）。類似的演變，在冷戰結束、特朗普執政等歷史節點都會出現。“西方”這個觀念一方面保持某種內核，一方面又以彈性的姿態應對各個歷史時代的巨變。

讀完這本書，我最深的體會就是：很多最基本的概念，我們習焉不察，誤以為是千百年來一直沿用的概念。而一旦有學者替我們完成了精密的觀念史考索，我們就會渾身一激靈，發現最熟悉的觀念，其實是非常晚近的創制，是在并不遙遠的年代、為因應某個具體事件或棘手的問題，方開始投入使用。我們不免感到一陣驚懼，因為我們對于觀念形成之晚近，已完全喪失警惕。當我們談到現代意義的“西方”時，完全不必追溯到希羅多德，更不必像尼莎·麥克·斯威尼（Naoíse Mac Sweeney）那樣認為“西方”的觀念完全是歐洲歷代用來擴張的政治詭計。如果我們接受瓦魯薩基斯教授的結論，那就應該多多關注希羅多德兩千兩百年之后的孔德——那個想消除東西方差異的實證主義創始人和社會學締造者。

在西方之外的地區，西方和“西方”的觀念，有時引來景仰和贊嘆，有時又引來仇視和抵抗。討論“西方”的觀念，如同駛入一片危險的水域。但總有勇敢的學術航海家和淵博的思想探索者不懼風浪和沉船的危險，在這險惡的水域中發現新的暗流。瓦魯薩基斯教授著眼于從西方看“西方”，這是對“從周邊看西方”的校正。“東方”“南方”“北方”如何看待“西方”，是在西方先行界定了自身之后才發生的。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對西方學者如何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給予更多的關注，而將非西方對西方的評判，放在一個更恰當、更符合比例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