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氣候懸崖”“沸騰時代”……近年來，聯合國關于氣候變化的警告愈發尖銳，公眾認知也不斷受到沖擊，仿佛人類已在通往失控的道路上焊死了油門。 然而最近，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七次評估報告提供支撐的新研究認為，過去那種“人類瘋狂燒煤直到2100年”的最壞情景，已越來越偏離現實。RCP8.5、SSP5-8.5等曾被頻繁引用的“極端高排放模型”正在被弱化，甚至可能從未來的主流研究中淡出。 這一動向很快引發國外一些氣候懷疑論者的歡呼，甚至借機宣稱氣候危機不過是一場“敘事泡沫”。然而這其實是個誤區。把“最極端情景出現的概率下降”，直接等同于“氣候變化不存在”，邏輯上完全站不住腳。模型隨現實而修正，本就是科學自我糾偏的常態，而非所謂的“穿幫”。 “最壞劇本”之所以被改寫，核心是因為當年模型中的關鍵假設已經改變。過去的氣候情景大多建立在這樣一套前提之上：全球將長期鎖定在高碳路徑，發展中國家持續大規模依賴煤炭，人口高速增長，新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各國缺乏有效的減排行動。 但現實并未沿這條軌道一路狂奔。過去十多年，全球新能源技術快速迭代，光伏、儲能、電動車等關鍵領域成本持續下降并加速普及；煤炭消費不斷萎縮，全球人口增速明顯放緩；各國對《巴黎協定》的執行力度雖然不均，但“完全放棄氣候治理”的世界已不復存在。 客觀來說，過去一百多年，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速度明顯超出自然氣候波動范圍。2023年和2024年，高溫紀錄接連被刷新，極端熱浪、山火、暴雨頻繁來襲，氣候系統的壓力正越來越多地滲入日常生活。真正值得討論的，早已不是“氣候是否在變化”，而是人類能否將變化控制在可承受的邊界之內。 今天，一個更深層的變化正在浮現。過去面對氣候問題，人類更多地只能依靠“預測災難”和“發出警告”。而智能革命與新能源革命的疊加，正在重塑這一格局。光伏、儲能、電動車等關鍵技術加速落地，人工智能開始參與能源調度與電網優化，技術進步的合力使人類第一次擁有了修正高碳軌跡的現實能力。當前全球超過70%的光伏組件、60%的動力電池產自中國，許多曾經“昂貴”的減排技術，正因為規模化而變得經濟可行。 前段時間，一個關于治沙的故事在中國網絡上引發廣泛共鳴。20世紀90年代，一位名叫“賽考斯”的美國老人曾資助中國治沙人殷玉珍5000美元。多年以后，當年的荒漠已經長成大片樹林。網友感慨，那5000美元如今已化作5萬棵樹，挺立在沙地之上。這個故事之所以打動人，不只是因為善意的傳遞本身，更因為它讓人看到：修復共同家園的信念，是可以跨越山海、穿透時間的。過去那種征服自然的舊夢正在褪去，越來越清晰的，是人們對攜手向善、彼此守望的相信。 “最壞劇本”被弱化，絕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即便中國等國家的綠色發展努力，將世界氣候未來走向扭轉到了一種“危險但尚未失控”的中間路徑，但到本世紀末，全球升溫幅度仍可能達到2.5℃左右。極端天氣加劇、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衰退，依然是懸在頭頂的現實風險。模型調整不會讓高溫自動消失，懷疑論者的歡呼同樣無法讓山火就此停止。 地球不會突然恢復平靜，而人類已開始以更現實的方式面對自身行為的后果。從“災難確定論”走向“風險管理論”，或許正是當下全球氣候敘事最重要的轉折。“最壞情景”不再是唯一的未來，但人類距離真正安全仍然很遠，留給行動的時間窗口，也不會自動延長。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終究是一場屬于當代人的愚公移山，功在當代，而利在千秋。（作者是湖州師范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院教授、布達佩斯長期可持續發展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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