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畢業5年后，我住進精神病院

? 轉自“冷杉RECORD ”丨作者：李一鳴

2021年9月，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教授杜素娟，將自己的文學課發到視頻平臺上，這位線下“一座難求”的文學教授，從此開始成為年輕朋友們的“互聯網媽媽”。

時至如今，在杜素娟發布的首支視頻底下，熱評第一條，帶著幾個感嘆號驚呼：“終于不用搶杜老師的課了！”

這是發生在一個北大畢業生身上的真實故事。記者以親歷者的身份，記錄了自己入院一個月的治療過程，以及抑郁為什么會發生，怎樣能讓一個人柔軟地被接納并改變。

我們希望通過這篇稿件，打破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想象，也試圖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人陷入情緒的困境，什么樣的環境才能真正托住他？這不是一個“天才墜落”的故事，而是關于抑郁、治療與自我接納的日常敘事——它關乎我們每個人內心都可能經歷的風暴。

在精神健康成為公共議題的今天，這樣的記錄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從大學二年級到現在，抑郁癥已經伴隨了我七年——或許更久——無論我在其間是否承認過它的存在。我一直羞于承認“抑郁癥”的事實，大概是因為它作為一種標簽，代表著否定和排斥。而且無論如何，我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真的會因為抑郁癥住院。

所以，當今年7月，我在北京回龍觀醫院，聽到醫生說出“可以考慮住院”時，腦子像被電流穿過一般：我的工作怎么辦，我該如何向家人解釋這一切——我在想很多，唯一沒想過的是自己——和此前走過的那些年一樣。

癥狀

我住進的是回龍觀醫院28病區，正念靜觀醫學中心。

來描述下我發病時的樣子吧，其中一種是：蜷縮成一團，可能在椅子上，在床上，在地上，發抖，會抽自己耳光和打自己的頭。目光呆滯，身子佝僂，行動遲緩，聽到手機消息提示音就升起劇烈的恐懼。可以在不開燈的房間把自己關上一周，甚至更久。

住院前，這些癥狀進入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高發期。

“你怎么又這樣了？”“你能不能別這樣？”“你又來了。”這些聲音有時來自別人，更多的時候來自自己。我感覺自己跌入一個又一個深不見底的箱子，箱口一扇扇合上，光越來越少。

入院時簽字的文件顯示，我是自愿住院。“感謝《精神衛生法》，”我心里默念，“所以說我還沒那么差對吧。”可有時候我就是想一差了之，在那些下不了床的時刻，我也想過住院，或是逃到一個沒人認識我沒人能找到我的地方，過一輩子都行，失去自由也行。

幫我辦理住院的醫生笑起來會瞇起眼睛，露出一排上牙。她后來也成為我住院后的主管醫生。28區在一間小院里，和其他病房一樣，不能隨意進出，但病人們可以一起學習一起參加治療。更重要的是，能用手機電腦，能遠程辦公，她這樣介紹。

病房內景

接下來的挑戰是請假。住院之前，我已經將近一個月沒有正常工作了。我沒有能力讓自己工作——完全沒辦法集中注意力，每天常常頭暈頭痛，晝夜顛倒，一天之內情緒總是大起大落很多次。在我畢業后的這五年，類似狀況也數次出現，但之前，我把它們歸結于我的拖延，而從未想過這是焦慮抑郁的癥狀。我會在深夜里突然躊躇滿志，也會在陽光下感到我觸碰不到自己對周遭一切的感覺。

走進領導辦公室的時候，正是我感到全身麻木的時候。

“不用有病恥感。”領導說。我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很多道理我都知道，比如說“別想那么多”“差不多就得了”“別放在心上”。只是當感官被那些黑暗的膠狀物攫住的時候，這些聲音被隔離在外了。領導說起他的前同事張進——一位已經離世的、生前患有抑郁癥的知名媒體人。那一年，他去世的消息刷屏了我的朋友圈。后來住進病區，書架上還擺著他寫的《渡過》等一系列抑郁癥的科普書。

“張進剛得病的時候，大家都對抑郁癥這種東西還沒什么認知，”領導跟我說，“但現在不一樣了，社會對抑郁癥已經接納了很多。”“真的么？”我心里想，然后小心地咬了一口他遞給我的香蕉。大概是我沒有嘗試過被接納，學校的角落，公司的衛生間，小區的地下室，都容納過我的哭泣。

“反正醫生讓你住你就住，讓你住一個月，你就正常請病假。”我能感受到他努力想讓我放松一些，但我仍然坐在沙發上抬不起頭。

“需要停薪留職嗎？”這是我想到的最好后果。最差的是被開除，然后被整個職場拉入黑名單。在我看來，抑郁癥等同于一種失能，而我的成長經歷告訴我，我不能做不到，也不能做不好。很長一段時間，面對編輯對我稿件的修改意見，我就像看到試卷上的紅叉。

“你去醫院切個痔瘡用停薪留職么？”他問。

一語成讖，我后來住院的時候真的犯了痔瘡。這是后話。

角落

病區環境不錯，院子里有好幾棵柿子樹，只是失去自由的感覺比我想象中難受得多。不能點外賣，定點從食堂訂飯，指甲刀和鞋帶都要收走，每天定時歸還充電線，打火機鎖進柜子，每天定點抽煙。有些時候我會想起三年前。

比隔離好些的是能社交，不好的是我當時的狀態有些怕人。剛住院那幾天，我老是在病區門口的角落處晃悠，聽到其他人的談話聲，還會更加慌張。

病區小院

在抑郁狀態中，我的身體像是被裝了個“放大鏡”——負面的自我評價會指數級放大，覺得自己“不配被喜歡/接納”；對于陌生的環境，我也更加警覺，也許也會把過去曾被傷害過的經歷投射進其他場景，總覺得身邊有潛在的威脅，會下意識疏遠別人，即便對方沒有傷害我的想法。

即使面對別人的夸獎——我總會聽到“你很優秀”“你都能考上北大”這樣的話，但我習慣于在后面腦補上那句“那你怎么還能犯錯”“那你為什么做不到最好”。“讓自己做得好”，或者說“好”這個標準在時時刻刻困住我。做好一次是不夠的，你必須永遠展示出讓他人滿意的那一面。

“抱持”——提供安全感和情感心理支持——這是醫生向我允諾我會在這一個月的治療中感受到的。但我怎么就毫無感覺呢？

我需要讓自己放心被接納。在病房里，至少有一點好，那就是周圍人都在吃藥。共同的身份是安全的一部分。

讓我最先感受到接納的是醫護。住院那天，因為遲到，我錯過了取號。我戰戰兢兢地敲開醫生的門，覺得自己一定會被責怪。但她只是幫我找了其他大夫幫忙，最后還讓我幫她操作了一下電腦。“謝謝你，你看，讓你進來還是有用的吧。”那一句話讓我踏實了不少。住進病房后，醫護們讓我幾乎感受不到是在住院，就連廣播里對我們的稱呼也是“各位休養員”——當然，后來我得知，會因病情輕重不同區別對待，并非所有病區都像這里一樣。

那段時間，我的生活很規律。7點起床，9點做八段錦，10點去做工娛治療，14點做團體治療，中間穿插包括吃飯治療在內的其他活動，22點熄燈。但在真正適應之前，我依然感覺自己身處監獄，或者說，我一直被關在幾面自己立起的墻里。

第一次發病應該是在2018年夏天，上大二。我在上課時幾乎無法集中注意力，甚至不敢去上課，幻想很多人都討厭自己，很難完成論文，走在路上會突然哭泣。整夜整夜失眠，成天沮喪無力，像是支持我活動的繩子突然全斷了。

過完暑假，我的狀態好了一點兒，可以完成一些學習工作，但依然會突然“斷電”。比如說曾經在一門課上，我坐在第一排，聽一位我喜歡的老師講有關社會越軌的內容。“患抑郁癥的人都不會說自己是抑郁癥的，說自己得抑郁癥的人都不是真的抑郁癥。”在講到精神病與社會治理時，他說過這樣的話。后來我能回憶起，這不是他的真實意思，但聽到這句話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天旋地轉。

那個階段，我沒去醫院，但會徘徊在掛號處的門口，心里想的全是如果自己被確診，那所有人都會離我而去。接著騎上車離開，邊走邊哭。

懲罰

這里還要感謝一位在抑郁服藥的同學。一段時間里，我拿他當作校園里唯一的同類。也感謝他的存在，讓我在抑郁半年后，終于有勇氣到校醫院掛號。

前兩次去門診，我都只和醫生說過一句話。第一次是面對“小時候有過什么不太好的經歷嗎”時，回答“我爸總打我”；第二次是面對“最近有什么不舒服”時，回答“我覺得我找不到工作了”。

第二次發生在2020年5月，畢業前夕。兩次回答后，我就一直在診室里哭。

但即便去過門診，我也沒有把自己當成抑郁癥患者。大概我認為那是一種示弱，同時也確實沒人看得出來我抑郁。是的，如果認識這位身體里有著你對天津人的一切刻板印象——說話時常陰陽怪氣，動不動就講兩個冒犯人的笑話的人的時候，你也不可能覺得他有抑郁癥，連病區里的病友都覺得我“看起來一點問題沒有”。

住院期間每天的日程安排

可抑郁癥就是一種容易被忽視、被隱匿的病痛。診斷結果顯示，我在入院時處于重度抑郁、中度焦慮、惡劣心境的狀態。

能看到我“膚下一面”最多的是我的伴侶。她和我說過她很疑惑，為什么在外面收放自如，處事游刃有余的人，到了親密關系里就像“切了個小號”。

證據之一是我總是懲罰自己。我常會因為一點小事道歉個不停，無論事實上是不是我的責任。一旦開始道歉，就會進一步指責自己，持續地自我貶低。“你真廢物”“你真垃圾”“快去死吧”這些話像泄洪一樣從我腦子里冒出來，然后從我嘴里噴涌而出，繼續指向我自己。

當然這些也發生在其他地方。在地鐵上或者在路上不小心碰到別人，我即便沒說，心里也會道歉個不停，升起一股股對自己的憤怒，想抽打自己的念頭越來越強。寫稿時過了截稿日，我會覺得一下子天昏地暗，世界末日，然后感覺被打入了一小只黑箱，無法面對這一切。

后來我意識到，這大概是兒時行為模式的復刻。

小時候，我覺得只要考試沒考好，整個人生就全完蛋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學五年級一次數學考試，我得了84分，回家后站在房間窗戶框上哭，結果被父親拽下來一頓打。每次挨打，打得最多的是頭。后來在病房里，當我停不下來那些黑暗的想法而持續頭痛時，也會砸自己的頭，直到暈眩為止。

“模式”，這是醫生給我總結的詞匯。在很多行為背后，都有一些共同的模式。比如說，自己心里有一些嚴格的條條框框。這體現在我在地鐵上對不守規則的人難以忍受，對自己無法按規定完成工作時的強烈自責，對那些“對錯”的執著等等。這種條條框框的思維模式使我一次又一次像永動機一樣，自動陷入焦慮和抑郁的情緒中。

“放下”，這是醫生給出的方案——又是一個很多人都明白道理但做不到的事。當然有很多人和我說過“放松點”“別在意”“差不多得了”，可這些話在我耳朵里就像是自上而下的說教。而一旦意識到自己有什么事“做不到”，我的大腦就會像爆炸一樣，崩潰而無法理性思考。

“你當然一下子做不到啦。”醫生說，“先覺察。”她好像總是在微笑。

“你好像總是在擔心別人，擔心別人會生氣，擔心別人會討厭你。那我想問問，在這些事情和思慮里，”她用筆尖在記錄本上圈了圈，“你去哪兒了呢？”

接納

是啊，我在哪兒呢？在我的治療中，有一項是跟隨引導語進行冥想練習。其中幾句引導語的內容是“你可以愛自己，你的身體需要你的愛”。最開始的那一段日子，每次聽到“愛自己”三個字，我就會條件反射式地頭痛不止。

覺察的大概意思是，有意識地將注意力導向自身內在狀態。這也是找到自己的過程。

我開始留意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了。在病區里，度過了最初的尷尬與謹慎，我開始和其他人打成一片。別人知道我是北大畢業生后，和我聊得最多的是韋東奕。

這里住著二十多名患者，年齡橫跨高中到退休。我們每天一起排隊做治療、編繩串珠、寫書法，定點放風吸煙，在院子里打球、摘柿子，像一個小班級。

娛療室的一角

我好像不再恐懼集體。并且有一天我突然發現，面對別人的夸獎時，我不會再感到自責，也能接受其他人給予我的幫助了。有一次，我在病區里驚恐發作。一位護士拉起我的手，幫我梳理我為什么會在面對他人的沖突時如此害怕；一位大姐過來和我說，“你還記不記得你是咱病區的開心果啦”。

呼吸回到了我的身體里，原來我可以在別人的幫助下“好”起來。很長時間以來，我都給自己構筑起結結實實的殼子，告訴自己遇事必須靠自己，不能求助他人，不可以示弱，因為這些都可能會給我帶來傷害。我總記得上初中時有一次面對父親，我期待的是在脆弱時得到關愛與照顧，但迎來的是很多記耳光。

我開始面對從來沒有敢面對過的、真實的自己。

很難描述究竟有什么“決定性時刻”讓我在短短一個月“改頭換面”。改變都在很小的地方。比如做陶藝時，我開始接受自己居然也可以有權利失敗，比如團體治療里的呼吸練習和身體掃描，讓我開始觸摸到自己的感受與情緒——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大腦麻木，感受不到它們。

娛療內容包括陶藝、音樂、體育、書畫等

那個“內在小孩”被從盒子里解救出來了。病區窗外的空地上，有一窩小貓。一只大號的橘貓媽媽和五只小貓，其中一個與眾不同，我們叫它小白。有護士總從窗沿喂貓，我也和其他病友買了袋貓糧跟著喂。住院的時候，我總把那個還在從幼年期成長的自我投射到小白身上。它從來都不知道爭搶，只會遠遠地看著，似乎對周圍的環境最為警覺。

窗外的一窩小貓

我想讓小白學會保護自己，至少，找回一些自我保護的本能。人是有很多保護自己的本能的，醫生告訴我。比如說“戰/逃”反應：人在面對威脅時，身體釋放腎上腺素，心跳加快，血壓升高，肌肉緊張，為戰斗或逃跑做準備。而當威脅過大時，可能僵住不動，呈現一種“凍結”或“僵直”的狀態。

我的狀態更多是后一種。我總會因為將一些沖突或威脅幻想得過于嚴重——心理學上叫“災難化想象”——而難以思考，甚至行走。但在那個住院的環境里，來自外界的幾乎所有潛在威脅都被隔離在外，我能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照護。比如當我一次又一次陷入那種狀態時，護士們會問“怎樣會讓你好一點”，告訴我“休息一下沒關系”，病友們也會用他們的行為讓我知道，他們一直都在。

允許、包容和接納——這也是這個環境希望我學會的事情。

解縛

我經歷的精神科是溫柔的，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足夠幸運。

心理治療是我在病區里被應用最多的療法。我會和其他病友一起靜坐，嘗試讓呼吸穿過自己的身體，覺察它覆蓋的每一個角落；會到戶外感知溫度、濕度和風，感受行走時重心的微妙變化。

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接受這樣的“治療”。住進正念靜觀病區之初，我仍抱著“它不會是個宗教團伙吧”式的懷疑。對于住院，我幻想的是拘束、電擊，比如說做幾次MECT（電痙攣治療），據說做一次那個，煩惱會伴隨著那些痛苦的記憶，通通忘掉。

病區治療室之一

這正是人們對精神科的刻板印象，或者說，歷史與現實。

十九世紀以前，精神疾病患者在歐洲往往被當作“非人”，關進收容所，綁在床上或鐵鏈上。直到法國醫生皮內爾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通過醫療改革“解鎖瘋人”，人們才第一次提出，精神疾病患者應當以人的身份被對待。

但精神醫學的現代化也伴隨著殘酷。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精神科迎來過一個極端的階段。1935年，葡萄牙神經學家莫尼茲發明了前腦葉白質切除術——人們更熟悉它的民間叫法：冰錐療法。手術的方法是從患者眼眶旁插入冰錐樣的器械，破壞大腦額葉的神經纖維，以期“切斷”情緒與沖動的來源。在美國，這一技術一度被奉為神跡，甚至獲得了諾貝爾獎。它被用于抑郁、焦慮、精神分裂乃至“行為問題”的治療，患者成千上萬。可其代價是巨大的：人格的鈍化、智力的損害，許多人變成了“安靜的空殼”。

當科學終于被種進更廣大人類的大腦，對數據與“成效”的迷戀就替代了宗教，而這一狂熱在如今社會的方方面面依然被廣泛傳播著。

在前腦葉白質切除術被宣傳和應用得最為瘋狂的年代，這種本該是治療嚴重精神病的最后手段，在民眾心目中儼然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金油。在日本，許多小孩子被家長送去做前腦葉切除術，而原因僅僅是家長覺得他們“不乖”。在丹麥，政府專門為這類“新型療法”建造了大量醫院，而針對的疾病則是從弱智到厭食癥幾乎無所不包。在情況最嚴重的美國，由于科學家們鼓吹“精神病要扼殺在萌芽狀態”，成千上萬的人沒有經過仔細檢查就被拉去做了這種手術。更有甚者，將這種手術用在了暴力罪犯和政治犯身上。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這種手術在中國的一些地方仍在實施。直到現在，國內很多地方的安定醫院原址，都因為監禁、拘束和手術所帶來的對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被用作當地最惡劣的粗語當中。在我住院期間，病區主任曾在一次針對住院人員及家屬的講座中提到，在他從醫的前二十年中，見證過神經外科手術在這片土地上的狂熱，“人類總以為自己能做到對外界的完全掌控，但我們總是夸大了自己的能力。”

我想到了楊永信。在今天，沒有任何官方消息透露他的去向。

在病房里，我能感受到我身體里的一些部分在悄悄軟化。沖突與挫折不再天崩地裂一樣將我輕易摧毀，我也不再常常讓自己察言觀色敏感多疑，而被牽引進他人的情緒之中。

當然，我也知道，這和我在病區里每天積極參加治療，完成課后練習，閱讀推薦書目有著分不開的關系——是的，即便那種“要做就必須做好”的執念已經消除，可我還是努力讓自己成為了病區里恢復狀況最好的那個。

患上抑郁的原因千奇百種，但其康復并不能依靠切除大腦的某個部分來達成。人是完整的、活生生的，而不應該是被現代性的種種體制拆解成一塊塊具備某些特定功能的零件。在回家的地鐵上，看著周圍滑動著手機的人，我想，誰身上沒有點兒這個社會灌輸給我們的焦慮和抑郁呢。

離開醫院前，我來到窗邊，和那窩小貓告了別。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見到小白，但我相信，它能照顧好自己，和現在的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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