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復仇主義者”

本文刊載于5月18日《浙江日報》

編者按：今年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但日本國內篡改歷史、推進再軍事化之風甚囂塵上，為正視歷史，我們特推出東京審判80周年系列談，以警世人。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

——東京審判80周年系列談之一

近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全譯本》在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首發。這是東京審判庭審記錄在世界范圍內首次以中文形式完整呈現，歷時十年翻譯，合計約兩千萬字，覆蓋從1946年4月到1948年11月的全部庭審階段。一部蘊含中國人心血、又飽含中國人血淚的歷史典籍，在這個時間節點問世，把人類的記憶再次拉回八十年前那場歷史清算。

2026年5月3日，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八十周年。八十年的時間，足夠一個親歷者從青年走到暮年，足夠一代人完整地退場。但有些東西不能退場，比如真相，比如正義，比如定論。東京審判不是勝利者的單方報復，而是人類文明對野蠻侵略的正義清算，是基于確鑿證據與嚴格程序的歷史定論。它是中日兩國乃至全人類必須堅守的文明底線。

有一種論調，這些年始終在日本國內游蕩，說東京審判不過是“勝利者的審判”，說那是贏家對輸家的政治報復。這種說法很能迷惑人，因為它在形式上占據了一個看似“中立”的位置，仿佛在質疑程序的公平性。但東京審判的程序公平與否，歷史自有公論：11個國家的法官和檢察官參與，歷時2年多，818次開庭，419名證人出庭，4336件證據被提交，48412頁英文庭審記錄。被告擁有辯護權，可以自行聘請律師，可以提出抗辯，可以對證據進行質詢。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全面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細菌戰、強征“慰安婦”、屠殺平民、虐待戰俘——這些罪行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檔案、照片、命令、口供和幸存者證言支撐的鐵一般的事實。

在法庭上，曾任內閣首相的“戰爭狂人”東條英機、南京大屠殺首惡松井石根等28名甲級戰犯妄稱自己“無罪”。他們把“大東亞戰爭”狡辯為“自衛戰爭”，把數千萬人的死亡輕飄飄地推卸干凈。而法庭最終用判決書給出了回答：東條英機等25名被告被認定“反和平罪”，7人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日本在國家層面被國際法庭明確認定為發動了侵略戰爭。這不是政治報復，而是戰后國際社會以法律方式回應戰爭暴行的重要實踐。它與紐倫堡審判一道，奠定了現代國際刑法的基礎，確立了“發動侵略戰爭是犯罪”這一關鍵原則。

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在庭審日記里寫過一句話：“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把日本軍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身上。但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這句話在今天讀來，分量比八十年前更重。因為那位法官擔憂的“忘記”，正在以另一種方式發生。日本右翼勢力從未停止對東京審判的否定，部分政客與團體無視鐵證，篡改歷史，妄圖推翻二戰勝利成果。他們口中的“歷史修正主義”，其實修正的不是歷史，而是良知。

正因如此，這部兩千萬字的《全譯本》在今天問世，不只是一次學術出版，更是一種立場的重申：歷史不容篡改，正義不容踐踏。日本越是篡改歷史、否認罪行，曾經飽受日本軍國主義鐵蹄蹂躪的亞洲國家，就越要重讀東京審判，越要守住歷史真相的底線，遏制“新型軍國主義”的妄動。

而守護歷史，從來不是為了延續仇恨。梅汝璈那句“我不是復仇主義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仇恨是往事的枷鎖，但記憶是未來的燈塔。東京審判的庭審記錄里有數千萬生命的控訴，也有法律程序對文明的托舉。它用最沉痛的方式告訴世人：軍國主義是人類文明的毒瘤，侵略戰爭是全人類的共同災難。今天的世界，地緣沖突依然頻發，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不斷抬頭，侵略擴張的思維仍在某些角落死灰復燃。正因如此，不只是亞洲國家，全世界都需要重讀東京審判，從戰爭的創傷中汲取教訓，從正義的審判中凝聚共識。

東京審判鐫刻的歷史真相，早已融入人類文明的血脈。站在八十周年這個節點上，我們重溫它，不是為了翻舊賬，而是為了守住一條底線。這條底線是數千萬生命用犧牲劃下的，是法律與文明共同筑起的。今天，我們用兩千萬字的翻譯去守住它，明天，我們還要用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去守住它。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和平。

本文刊載于5月18日《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