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臺灣老兵攜現任妻子回大陸看望苦守五十年的原配，僅相談一小時，原配卻表示沒有什么可說！
1987年秋，臺灣方面宣布解除離島赴大陸探親的限制，臺北火車站里擠滿了等待辦理手續的老兵。人群中，白發蒼蒼的蔡國棟攥著填好的表格，袖口被汗水浸濕。他側身嘀咕一句：“該回去看看了。”站在一旁的長女蔡怡聽見，卻沒有追問，那句輕聲的應答“嗯”在嘈雜聲里幾乎聽不見。
名單很快貼出，蔡國棟名列其上。隔著四十年海峽，他在島上教書度日，日子清貧卻不至于拮據；而在塞北鄉村，有個人從未離開過他早年的院落。辦妥手續的當天夜里，他攤開一張舊黑白合影細看：照片里，他十五歲，瘦削伶俐；旁邊女子比他高半寸，眼神怯生，卻執拗地拉著他的袖子。那是劉金娥，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是家譜里唯一寫著“仍健在”的名字。
把時間撥回到1936年。魯西平原還沒被戰火撕裂，鄉里依慣例在孩子稍一長成時便置辦婚事。蔡家家境勉強，攢了兩年谷子，才請來媒婆說合。婚禮那天，新娘子守規矩，頭上蓋一塊大紅帕子；新郎卻心猿意馬，敬酒時一杯接一杯，只想趕緊結束，好去河邊吹風。成親后三年，兩人竟像住在同屋檐下的陌路人，家里靜得連針掉地都聽得見。
偏偏同一年，濟南《大眾日報》刊出國立中央大學招生簡章。蔡國棟抱著試試的心交了報名表，那一紙錄取通知書像一陣狂風，把他從麥田里卷進了南京的校園。課桌邊，教授們談的是航空動力、氣象學，頭頂則是日本飛機劃過的尖嘯。課堂轉移到后方時，他隨隊報名從軍，成了空軍預備干部。
在青島受訓的日子，海風帶著咸味，也帶來另一段感情。基地附近的女師校里，一位姓李的數學老師常來為飛行學員補課。她愛讀泰戈爾，語速溫柔，崇尚自由戀愛，與蔡國棟迅速投契。那年盛夏，兩人在棧橋旁留影，海鷗掠過，浪花聲掩住了他“已婚”的低語。婚禮簡樸，卻熱鬧；蔡國棟沒有邀任何山東親友，他說自己是孤兒。
1948年冬，淮海戰場硝煙未散，駐青島的飛行部隊被命令緊急南撤。軍機起飛時，李老師抱著剛滿周歲的蔡怡，淚眼未干；飛機在暮色中轉向臺南集結，一夜之間，大陸與海島成為兩個世界。此后38年，海峽像一把閘刀，斬斷每一封信、每一次探親的可能。
而在千里之外的聊城小村，劉金娥守著公婆與三小姑，一茬又一茬地收麥插秧。院子里添了新屋，也添了空寂。她不會寫字，逢年過節就托鄰家學堂先生代筆，寫一句“盼歸”，貼在灶臺旁，年復一年。鄉鄰勸她改嫁，她只笑，說“他在外邊能活，我就能等”。
1979年春，香港《大公報》刊出一則“尋父啟事”，落款“蔡怡”。這封跨海尋親的聲音幾經轉手，輾轉到了仍在世的蔡父母手里。老人家用顫抖的毛筆回信：“你爹尚在人世，家里一切安好，惟汝大嫂劉氏，仍恪守婦禮。”信抵臺北，客廳里陷入長久沉默。第二任妻子看完信，輕聲說：“該給她個交代。”
1988年春，蔡國棟帶著妻子、兒女登上廈門—泉州的客輪。回鄉那日，村口舊槐樹早已粗過水桶，老鄰居卻一眼認出當年的小伙子。祭掃完父母墳，他獨自走向東廂房。門虛掩，劉金娥坐在炕沿，粗布衣已洗得發白。兩人對視良久，竟不知先說什么。
“過得可好？”這是他擠出的第一句話。她只回了一個字：“好。”屋外炊煙升起，遠處拖拉機轟鳴，像在提示時間所剩無多。一個時辰后，他推門而出，目光低垂，揣著她遞上的家譜與一塊用布包好的紅薯干。
蔡家小妹想勸嫂子一起去臺灣，被婉拒；劉金娥只說，蔡家老屋需要人守。幾年后，她在冬夜里病逝，鄉親們按照她生前交代，將她葬在早已長滿松柏的蔡氏祖塋，與公婆相依。
2005年，李老師病故。兩年后，蔡怡帶著弟妹踏上北上的火車。清明時分，幾位青年跪在土丘前，燒上一大捆紙錢。火光映紅他們的臉，也映紅碑前“劉門金娥”四字。跪拜良久，蔡怡起身，低聲道謝：“沒有您，父親就沒有家可回。”炊煙再起，田埂上的油菜翻出新嫩的黃花，風一吹，漫過舊屋的土墻。
四場風暴——硝煙、撤退、戒嚴、時間——依次席卷，各自帶走些什么，也留下些什么。有人搭上了時代的飛機，有人守在原地的柴灶；有人記得天空的轟鳴，有人只記得門前那棵槐樹的年輪。兩岸往來終究恢復，可有些裂痕，被風填滿了塵沙，連當事人自己也難以回頭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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