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托馬斯·皮凱蒂：左翼必須重新找回過去的平等主義抱負，把來自各個地區的工薪階層團結起來，歷史學家兼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認為，特朗普主義的、帶有商人色彩和民族主義色彩的右翼，與自由派民主黨左翼之間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構造。
在他看來，這套敘事幫助兩邊的精英進一步鞏固對工薪階層的控制，同時阻礙真正的人民替代方案出現。在傳統的三層社會中，人們設想武士階層會受到婆羅門勸誡的約束。武士與知識人這兩個統治階層之間的這種聯盟，被認為能夠平衡權力，推動社會和諧。
但現實中，這種模式遠比人們想象得更普遍，也更像一種規范性話語，而不是固定不變的社會現實。它通常由祭司塑造：比如公元前2世紀《摩奴法論》中的婆羅門。
如今，歷史似乎又在重演這種精英之間的問題性競爭。一邊是帶有商人氣質、近似武士風格、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右翼。這一陣營喜歡把自己包裝成反智力量，在美國則由唐納德·特朗普和共和黨體現。
另一邊，則是“婆羅門式”左翼：受教育程度較高、立場自由、具有國際主義傾向，在大西洋彼岸由民主黨代表。正如三層社會時代一樣，商人右翼與“婆羅門式”左翼之間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為構造。
這種對立讓民族主義精英和自由派精英得以分享權力、鞏固對工薪階層的統治，同時壓制任何真正的人民替代方案。
無論雙方如何表述，特朗普主義者同樣依賴數以百計的專家和學者。這些人聚集在傳統基金會等強大的智庫之中。
他們所鼓吹的超級資本主義議程——本能地維護社會等級、推崇權力和財富的極端集中，并支持有利于富人的稅收政策——與自由派經濟學家的主張幾乎沒有本質差別。自由秩序的黃金時期也并不溫和：2003年喬治·W·布什入侵伊拉克時，軍事暴力的程度與今天所見大體相當。
拋開言辭上的沖突不談，精英內部始終存在不同的訴求、風格和身份認同，就像在有限選舉權的君主制下，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之分。
但問題在于，這些不同精英都有充分動機夸大彼此差異，以便輪流執政，盡管他們在根本政策選擇上的差別并不大。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又該如何走出去？世界并非一直由精英統治。19世紀的社會革命之后，隨著20世紀普選權的興起，工薪階層及其工會和政治組織曾推動深刻的社會變革。
有時，他們是通過直接掌權實現這一點的，比如1932年至1976年的瑞典社會民主黨、1945年的英國工黨、1936年和1945年的法國社會黨人，以及1932年的羅斯福民主黨人。更廣泛地說，他們還通過扭轉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力量對比，推動了這種變革。
大約從1910年到1990年，在左右翼選舉對抗最激烈的時期，政治斗爭的雙方，一邊是以財富、收入或教育界定的優勢階層，另一邊是工薪階層。
在每一個國家、每一次選舉中，前者都壓倒性地投票給右翼，后者則投給左翼。精英階層在政治上高度一致，處境不利的階層同樣如此，農村工薪階層對左翼的支持力度，幾乎與城市工薪階層一樣強。
這種以階級為基礎的分野，使減少社會不平等成為政治的核心議題。
但這一階級型體系，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到21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之間逐步瓦解。在所有西方民主國家，收入和教育開始對投票模式產生分化影響。
在教育水平相同的情況下，收入越高，越可能投票給右翼。但在收入相同的情況下，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投票給左翼。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地域分化的強勢回歸。與大城市相比，小城鎮更難獲得大學和醫院資源，也更容易暴露在國際競爭之下。不過，最主要的解釋仍在于社會民主黨及類似政黨的政治選擇。它們逐漸放棄了任何再分配抱負。
結果是，最弱勢選民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尤其是小城鎮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轉向了民族主義者，或者干脆不再投票。要走出當前危機，打破精英之間這種人為制造的對立，左翼就必須重新找回過去的平等主義抱負，把來自各個地區的工薪階層團結起來，同時接受一個現實：精英會聯手反對它。
這是恢復真正政治替代可能性、應對民主侵蝕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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