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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清華大學前博士生導師鄭毓煌教授呼吁各大學能夠向社會人員敞開大門，自由出入。為他推廣他的建議，他躬身實踐，走訪了全國26所高校，其中大部分高校無法通過刷身份證自由進入。
針對高校是否允許社會公民刷身份證自由進入的觀點，群眾立即分化成兩個極端，其中絕大部分民眾認為大學不應該隨便出入，理由是大學應該保持其安靜和安全，原因社會人員良莠不齊，擔心給大學帶來安全風險，同時也影響了學生的上課，更重要的是一些大學承擔著科學研究，這種社會人員跑到校園里，很容易泄露國家機密。
贊成者則認為，大學本來就應該是開放的，包括思想的開放和行為的開放，大學生作為成年人，被禁錮在象牙塔里，沒有社會實踐，心智極其低下，這樣的大學生走向社會，需要重新接受社會的拷打，大學時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錘煉，相當于浪費了幾年最美好的時光。
相比以上兩類觀點，鄭教授的觀點更加理性和客觀，比如，鄭教授說： 公立大學由納稅人資金建設，姓“公”不姓“私”，公眾理應有權共享校園資源，而非被門禁和預約系統阻擋；其次，國外的名校如哈佛，MIT等，沒有高墻和嚴格的門禁管理，校園與社區融為一體；更重要的是，鄭教授認為中國大學的門禁管理和預約制度是一種管理上的懶政，真正的開放不會導致混亂，關鍵在于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
從邏輯上來看，鄭教授的觀點沒有錯，但對于一個連谷歌網頁都不能訪問的局域網區域來說，即使將所有大學的圍墻都推倒了，也改變不了認知上的狹隘。有形的圍墻的推倒了，無形的圍墻更加厚實。
如果僅從公共安全考慮門禁和預約管理，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要知道，我們的雪亮工程就已經推行了10年，農村房子上的瓦由黑色換成了綠色，城建部門能夠在一個小時內上門要求換回。而我們的人臉識別系統早就全國聯網，個人身份信息包括征信等，早就沒有任何隱私可言，可見，門禁管理并非是為了驗證身份，而是不想有閑雜人等進入到校區，從另一角度理解，就是要讓大學保持一種神秘感和優越感，說穿了，用脫離群眾為自己打造高端人設。
如果真有“壞人”要進入大學搞破壞，門禁管理真管不住這樣的“壞人”，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要將已經成年的大學生鎖在象牙塔里，與我們的從小的生存環境有關，現在連拉薩這樣的城市，小孩上下學均需要家長接送，而我們的孩子從小就沒有被培養成識別危險的能力，這樣的大學生，有圍墻可能真的好一些。
鄭教授的建議有可取的一面，畢竟大學生遲早要和社會打交道，越早接觸社會，越早積累避免危險的經驗，但是，如果不先解決局域網的問題，大學即使沒有了圍墻，也無法走出一批真正具有國際眼光的大學生，我相信鄭教授也深知這一點。
當我躺在床上，望著滿天的繁星，不禁想到了星鏈，我拿起蘋果手機，試圖想測試下我們之間的距離，結果我悲哀的發現，我和星鏈之間的距離，遠不止一部手機。
推倒大學的圍墻，卻不能解放大學生的思想，鄭教授這種隔靴搔癢的建議，改變不了當下社會的認知，所謂見識，沒有見，又何來的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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