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紹溫：《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創刊序言

《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創刊于1990年，由時任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長常紹溫先生創辦，至今已有36年的歷史。36年來，我們以整理歷史文獻為根基，以研究中華傳統文化為旨歸，已刊發國內外專家學者600余篇學術佳作，積淀了扎實的研究成果。值此集刊加盟廣東省社科聯學術集刊矩陣的全新發展節點，我們推送常先生在創刊號上刊發的序言，懷守初心，再啟新程，以更開放的視野、更嚴謹的態度，繼續深耕歷史文獻與傳統文化研究領域，持續提升集刊辦刊質量，以期助力弘揚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編者按

序 言

——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傳統進行專題探索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我國古代文化是人類文化史上的瑰寶，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而歷史文獻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文明發展程度的歷史標志。我國的歷史典籍浩如煙海，整理和研究現存的歷史典籍，對于研究我國的歷史文化，總結我們民族在社會發展的各階段從社會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各個領域的成就和歷史經驗，有著重要價值和現實意義。通過對古代文化遺產包括對歷史文獻和其他文化寶藏的系統整理研究，分析判斷，在此基礎上發揚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對于創建與中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建成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不可或缺的過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任何國家的文化不能離開本國的民族傳統。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隨著民族的產生形成，文化就具有了民族性，并且以民族的形式向前發展。中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就是漢民族的形成，也是與其他民族經過長時期混血、融合的結果。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是祖國各民族的共同創造，但由于漢族文化歷史悠久，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無論是史前文化遺存、口碑傳說或有史時期的文字記載，就總體而言，一般都比同時期兄弟民族發生早，發展快，程度也高。即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屬有嚴密規范的文字，甲骨文組成的卜辭則是以貞卜形式出現的歷史記事。從殷墟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看到，公元前十六至十一世紀商殷奴隸社會的經濟文化，不僅早于我國境內各兄弟民族，就是在世界文明古國中也是屈指可數、名列前茅的。周代禮制文化的建立和發展，對后世影響更大，可以說，在頗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軌道和面貌；而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局面，在思想界放出異彩，使我國古代文明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對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都起了推動作用。我國夏商周以來的古代文化，都屬階級社會的文化，研究三代以來歷代文化發展的過程、成就和特點，對于總結歷史經驗是重要的環節。即如春秋末孔子首創的儒學，成為先秦諸子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學派，被后來歷代統治者奉為正宗。以后隨著時代的前進、形勢的變化、內部流派的出現和各朝統治階級的需要，儒家學說也增添了新的內容和特點，已不全同于孔子時代的儒學。不論儒家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如何，作為封建時期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學說和學派，后人有必要對它進行研究，給以實事求是的評價和歷史地位。

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主要傳統，就民族這個范疇來說，主要是華夏族——漢族文化。在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史上，漢族文化起著主導作用，并在歷史的長河中對兄弟民族或起潛移默化作用，或發生某種形式的強烈影響。與此同時，它也不斷汲取兄弟民族文化乃至外國文化的某些部分，豐富并更新著自身，把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以其特出的持續性和凝聚力形成獨特的文化體系和傳統力量，沒有任何外來文化曾經能于取代。

因此，整理研究現存的歷史文獻、文化典籍，清理古人留下的文化遺產，從而弘揚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就成為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任務。在這個問題上要防止兩種傾向，澄清兩種觀點，一是所謂“全盤西化”以及把中國傳統文化同封建主義等同起來的看法，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前者的理論根據之一。全盤西化論者認為西方文化至高無上，抹煞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有其腐朽性，特別是資本帝國主義時代的西方文明之對于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侵略、滲透。任何國家如果一任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文化勢力長驅直入改變自己，就必定會淪為它的附庸，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過血的教訓，為此中國是吃過大虧的。我們要學習、引進的西方文化是其中的先進成分，是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用的部分，因此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全盤接受。事實上，所謂“全盤西化”,在理論上固然是錯誤的，在實踐上也是行不通的，我國的近現代史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同樣重要的是，反對“全盤西化”并不是說我國傳統文化中一切都應該繼承發揚；繼承和弘揚祖國優秀文化傳統不等于食古不化，搞盲目的祖先崇拜。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年代就曾經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容并蓄。”“中國現時代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毒素。”(《新民主主義論》)這里，首先“要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對于我國封建社會創造的文化，不能采取民族虛無主義、取消主義態度，而是應該樹立民族的自信心，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我們現在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是不應也不能離開民族文化傳統的。這是一。與此同時，同樣重要的是，對于我國古代文化，特別是長期封建社會中發展、留存下來的傳統文化遺產，要運用歷史的辯證法，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既考慮到它們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給以一定的歷史地位和評價，又要分清何者是民主性精華，何者是封建性糟粕，批判地繼承并加以發揚。這里既不是不加分析、不作抉擇地兼容并包，也不應混淆概念，把傳統文化和封建糟粕劃等號，在反封建主義的旗號下對封建社會創造的文化一概打倒，全部抹煞。這就有必要開展“清理古代文化發展過程”的工作，同時也要求我們對古代文化遺產首先應該保存，而不是消滅，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談得到分析抉擇，批判地繼承并發揚其精華，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

清理古代文化發展過程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全國各有關單位的人文科學工作者有計劃、有步驟、有分工地進行。我們研究所——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即古籍研究所)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個小分隊，人數不多，大部分是中青年，自1984年冬建所以來，在教委古委會和本校領導的支持下建立起工作隊伍，開展工作，工作重點是整理研究古代文史典籍文獻，同時也進行文史哲方面的專題探索。大家認為，這種專題探索有助于清理古代文化發展過程的工作，也可說它本身就是這項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不揣鄙陋，將探索所得寫成專文，匯輯成這本小冊子，就教于學者專家和廣大讀者。今后倘條件允許，還擬繼續刊行下去，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幫助和指正。

常紹溫

一九九〇年七月于暨南大學

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編輯：陳新元

初審：黃學超

復審：王京州、吳青

終審：陳廣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