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理念的絕對顯現——文天祥

從總體上看，南宋王朝是個衰弱的王朝，但也是個英雄輩出的王朝，總有些優秀人物，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竭盡全力捍衛國家的尊嚴，如岳飛、陸游、辛棄疾、陳亮等等，在這一系列優秀人物中，最優秀者當是文天祥，他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大宋王朝可以亡，但中國不會亡！

江西吉安文天祥陵園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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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36年6月6日（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初二），文天祥誕生于江西吉州廬陵縣的富川鎮（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他父親文儀是一位飽讀詩書的鄉儒，由此推測，他的家境應是個中等地主，所以有財力供他們父子專心讀書。廬陵縣是產生過“名人”的地方，歐陽修、楊邦義、胡銓，都是廬陵人。在縣辦學堂里，就掛著這些鄉賢的畫像，以激勵后學。據記載，少年文天祥曾對著這些人的畫像發誓說：如果不能躋身于這些人物的行列之中，就算不上大丈夫。

公元1256年（南宋理宗寶祐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壁一起參加科舉考試，同被錄取為奏名進士。在隨后的殿試中，文天祥被點為當期狀元。

當時的皇帝是宋理宗趙昀，他提出了五個問題，核心意思是人們都說存在著天理和天道，只要國君克制己欲、勤于國政，就會實現天道、天理，并得到天之保佑，可是我雖然很勤奮、很努力、很克制，但為什么還是內有盜賊、外有邊患？人們又說，講道德、行仁治的國君能致天下清明太平，而那些欲望強、注重功利進取的國君能導致天下污濁混亂，可是，揆諸漢、唐諸帝，為什么那些務德化、施仁義者都不能使天下大治，而不積仁德者卻可以憑綱紀制度建立偉大的功業呢？說起來，這些問題是有深度的，南宋大學者朱熹和陳亮代表的理學與功利主義之間，爭論的也是這個問題（詳見本刊2010年第二輯《男兒有夢心如鐵》一文）。這些問題的實質是道德手段能否解決實際政治問題，而皇帝個人勤勉節儉是否就能解決眼前的內外危機。

文天祥在殿上做了洋洋萬言的答卷，核心意思是“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簡言之就是天道自然在，如果您覺得還沒得到天道的顯現保佑，那說明您努力的還不夠；只有您持續不斷地努力下去，天道才能顯現。不用說，這位年僅21歲、尚未經歷世事風霜的年輕考生，言論之中有著太多的不切實際之處，他提出的解決時弊的辦法幾乎沒有任何可操作性，但是，其字里行間所涌動的那種生命激情打動了已經五十一歲的皇帝趙昀，他點了文天祥的卷子為第一。后來的研究者把文天祥在殿試答卷中所表達的思想概括為“法天不息”，認為這是他最基本的哲學理念，是其一生的生命基礎，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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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狀元之后的文天祥，先后在各地做過不同的地方官，和那個時代的絕大部分官員一樣，留下了一些政績，也因為參劾某些官員數次被免職，這中間的是非對錯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明白的，我們暫且略去不表。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他當的第一個較大的官瑞州知州是宰相賈似道舉薦的，而且，就在賈似道當政期間，他有兩次被罷官回家，又有三次被重新起用，且一次比一次當的官大。文天祥與賈似道之間沒有什么私交，他后來的文章中，沒少攻擊賈似道，可是，就在權傾一時的賈似道主政期間，他能屢踣屢起，倒是可以從反面證明，賈似道沒有某些人所攻擊的那樣壞，如果真那么壞，那文天祥這種愛提意見的“刺頭”，早就一貶到底，不再起用了。

文天祥主要是在當時的后方江西、湖南一帶做官，盡管當時的宋元前線戰事不斷，但和后方的大多數官員一樣，文天祥也過著豪奢的生活，《宋史·文天祥傳》記載“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襄陽戰役之后），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當代有學者如萬繩楠先生找出別的史料來證明文天祥生活儉樸，不事奢華，認為《宋史》的這段記載不實。我以為這是出自想把文天祥塑造成一個完美的道德偶像的偽飾，大可不必。持此論的萬繩楠先生雖然否定《宋史》中“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的記載，卻又肯定其“盡以家貲為軍費”的記載是實，這在邏輯上是矛盾的，若不是“自奉甚厚”，狠命撈錢，又何以有“家貲”作軍費。事實上，文天祥自己從不掩飾這點，他是封建時代的官員，認為弄點錢享樂一下理所當然。在1274年3月他做贛州知州時，他借著給自己母親做壽，召集贛州城內外71歲到96歲間的老人1390人舉行盛大宴會，犒恤有差，用他自己的說法是借此舉提倡孝敬老人的風氣。可這時，襄陽已為元軍所破，國事飄搖，他居然還在以倡孝之名為自己母親大操大辦壽禮，按現在的標準，早該撤職查辦了。他有一妻兩妾、有婢有仆，實在不能說得上儉樸。所以，我以為《宋史·文天祥傳》的這段記載是屬實的。在他直接投入到抗元戰爭前線之前，他是和當時的大多數官員一樣，過著聲色犬馬的奢侈日子的，這一點用不著回護。文天祥的可貴之處不在于一開始就與這種沒心沒肺的奢侈生活無緣，而在于能從這種頹廢奢靡的生活中掙脫出來，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更可貴的是，在后來極其艱苦的囚禁生涯中，從不動搖，沒有被重返這種奢侈生活的誘惑而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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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4年十二月，元軍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漢），順流東下，次年（1275年）正月十三日，謝太后下旨各地官員率兵勤王救京師。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文天祥才一改其往日“狀元官僚”的頹唐生活，轉而和這個行將滅亡的王朝一起承受各種苦難。當時他是贛州知州，在當地招募了近萬人的軍隊，開往臨安方向勤王。建立這支部隊時，主要得到了當地豪杰、退休官員陳繼周父子和溪峒少數民族部落的支持，但倉促中召集的人馬缺少足夠的訓練，戰斗力并不強。文天祥的朋友當面對他直言：“這是一些烏合之眾，帶著這樣一支隊伍上前線，無異于趕著羊群去與老虎搏斗，那不是去送死嗎？”文天祥回答道：“我知道你說的是事實，但是國家養育了我們這么多年，一旦有急，征天下之兵，如果無一人一騎響應，那還怎么得了。所以，我不自量力，帶著這樣的隊伍殺奔前線，哪怕打敗了死在疆場，但可以鼓舞起天下的忠臣義士聞風響應，這樣，聚集起的人多了，社稷說不定還有救。”

就這樣，文天祥帶這支并未經過充分整編和訓練的隊伍和一腔為國犧牲的慷慨激情上路了。果不其然，這支隊伍轉折行進了一年左右，直到第二年初，沒打過一場像樣的仗。這其中的原因很多，現代的研究者，多將文天祥這一年的勤王無功歸咎于中樞決策者如謝太后和宰相陳宜中、留夢炎等指揮失誤。其實，冷靜地觀察這一時期文天祥的所作所為，發現他這支勤王之師之所以師出無功，與他本人也有重大關系。

他這支部隊是正月開始征募，四月份出發的，當時江西的安撫副使黃萬石（這人后來投降了元朝，是個叛徒，但他當時對文天祥所招募的民軍的評價還是中肯的）將這支部隊是烏合之眾的實際情況匯報給了朝廷，所以，朝廷沒有把他們調往前線，而是命令他們暫駐隆興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八月下旬，文天祥本人被調往臨安；九月，被任命為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十月十五日，他赴平江府就任，當時元軍正猛攻江蘇常州；十月二十六日，文天祥派尹玉、麻士龍、朱華等人率兵三千前往救援，在五牧戰敗，尹玉、麻士龍戰死，這三人是文天祥從江西帶來的勤王將領，想必其部隊也是他招募的江西義軍；十一月二十二日，文天祥撤守余杭獨松關；二十三日，獨松關失守；二十四日，平江府降元。

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文天祥在政治上的兩個特點：

1、他在政治上有理想、有獻身精神，敢于在一切危難時機挺身而出，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道德勇氣。

2、他缺乏實際的政治才干，不去做細致的組織、訓練工作，憑著熱情與幻想去打仗，以這種方式行事，在實際工作中只能導致失敗。

這兩個特點貫穿了他的一生。

是的，在天下危機的時候，響應朝廷的號召，征募義軍勤王，是正確的，剛征募的義軍缺乏訓練也是正常的，這種道德勇氣固然可嘉。但是，你不能真帶著這樣一支烏合之眾上戰場，真讓部隊去送死。試圖以自己部隊的英勇犧牲，來換取全國軍民的響應，這只是他這種道德英雄一廂情愿的想象。試想，你這支部隊一上戰場就全軍覆沒了，誰還敢再跟著你學，去起兵勤王？動員天下忠臣義士起兵勤王的真正力量在于你的第一支勤王之師打了勝仗，如果你打了敗仗，全國的士氣受到打擊，那江山社稷豈不是更沒救了！作為一個道德英雄個人的犧牲精神是不能成為解決政治全局問題的可操作手段的。

從解決實際問題的可操作性方案的角度來說，文天祥應一直與他的部隊在一起，就守在隆興府（江西南昌），集中整訓半年，并進一步擴大隊伍，然后，整建制地援往某一具體戰場，至少可在局部戰役中打一個勝仗。可他本人在部隊里沒待上四個月，就奉命調到朝廷，雖然官階有很大提高，但也失去了整訓自己嫡系部隊的機會。從朝廷對他的任用上來看，是越來越重用他的，短短幾個月期間，就從一個知州（相當于地市級的干部）提拔為一路的制置使（相當于大軍區司令員），將其由臨安（今杭州）側后方的隆興府（今江西南昌）調至臨安北方的平江（今蘇州）前線，沒有后人所說的因皇太后和宰相的不重用而志不得申的情況。問題在于，當時宋軍從整體上已經渙散，軍隊各自為政，形不成統一的戰斗力量，作為一方閫帥的文天祥，對下屬另一支兩千人的淮軍張全部都指揮不動。這種情況出現不是一天兩天了，自南宋建立起就存在，如果有賈似道這種強臣當政，還勉強有個整體上的呼應，如今賈似道已下臺，再也沒有人有這個辦法能維持住整體的軍令統一。換句話說，這時國家的軍隊已經腐爛透了，任何朝廷任命的大員都是空頭司令，指揮不了下面的軍隊。這時，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打鼓另開張，建立起一支有統一紀律的軍隊，如三國時曹操所做的那樣。文天祥有這個機會，他完全可以以他招募的江西義軍為班底，創造出這樣一支軍隊，但他毫無這方面的意識，終其一生，他從來都不安分于與自己手創的軍隊一起，扎實地守住某一地盤，而是總是熱衷于朝皇見駕，在一個完全喪失了實際控制力的“中央”里，提出種種沒人去落實的“正確”的戰略決策。

我們不惜筆墨指出文天祥的政治性格特征，當然不是為了貶低他的價值，而是想實事求是的說明，文天祥之所以在實際政治軍事活動中沒有建樹，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他個人的性格特點，而不是別人的掣肘限制，而且，也是理出當然，大凡歷史上的道德英雄，均不是有實際才能的政治干才；而有實際功績的政治干才，在道德上往往瑕穢盈身。文天祥固然沒像曹操一樣，成為扶持流亡朝廷、獨霸一方的軍閥，但也沒落得“奸雄”的罵名。事功與道德不能兩全，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人類政治活動本身使然，文天祥不能游離于其外。

江西吉安文天祥紀念館：文天祥紀念館位于江西省吉安縣城東昌贛、敦永公路交叉處之文山公園內，距吉安市約10公里，建于1984年，于1992年元月9日（文天祥就義709周年）正式向游客開放。

文天祥紀念館占地約8公頃，整個建筑分為游覽觀光區和文天祥生平展覽區兩部分，采取中軸對稱的宮殿式布局，由南而北、漸次升高構成仿古建筑群。主體建筑為正氣堂，坐北朝南，紅墻黃瓦，氣勢恢宏。周圍綠樹成蔭，碧水蕩漾，步移景換，從山門開始經臨安橋、99級臺階進入文天祥生平展覽區。文天祥生平展覽區由正氣堂、西廂、西廡、詩屏、東廡、東廂相互銜接，形成一個四合院，分五個展廳、六個部分，通過文物、文獻、圖片、繪畫、雕塑、碑刻、蠟像等實景布置，藝術地展示了文天祥光輝的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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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6年（宋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已敗退入臨安，朝廷任命他為臨安知府，他辭而不受，正月十八日，元軍已進駐臨安以北的皋亭山，離臨安城只有三十里。

這時的宋朝中樞，已經完全渙散，包括右丞相留夢炎在內的大批官員逃跑，正月初五上朝時，從早上到中午，只有六個官員來上班。

關于這一時期的歷史，迄今為止，一切研究著述都沒說明白，各種記載互相矛盾，我們也只能按照自己可理解的邏輯，勉強梳理出一條線索。

起初，太皇太后謝道清拒絕了帶著六歲的德祐皇帝（宋恭帝）離開臨安，她以為有自己的堅持就可以換得朝廷的穩定，但到了正月初五前后，她發現這個想法已經極不現實，官員大量逃亡，沒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任命，沒有人愿意再當這個行將滅亡的朝廷的官，連文天祥也不愿意當（雖然文天祥不接受任命另有想法，與那些舍生怕死的人不同），但對謝太后來講，面臨的是幾乎沒有任何人可用、沒有任何人可聽話的局面。正月初七，她接受文天祥等人的建議，封宗室子9歲的趙昰（后來的宋端宗）為益王、6歲的趙昺（后來的宋末帝）為衛王出鎮閩、廣。由趙昰生母楊淑妃的弟弟楊亮節等帶著這兩位小王爺及其生母楊淑妃、俞修容等逃出臨安奔浙江。她本人也一度準備帶著宋恭帝撤離臨安，但在行動時，發現既沒有隨行的官員，也沒有護送的軍隊，原來那個唱高調的宰相陳宜中也跑了，不見蹤影。她只能守在宮里，等著投降了。

當時的臨安城里，已經秩序大亂，竟由元軍統帥伯顏派了一支隊伍進城來幫助維持秩序，謝道清的宮室沒被亂兵搶劫，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元軍保護的。這時還堅持“在崗”的南宋官員已經知道，自己是在給元朝當官，不是在給宋朝當官了。要打仗，已經無將可調、無兵可用，留下的只是等著投降的官員，而且，這些人之所以還能名義上是宋朝的官員，也只是因為元軍統帥伯顏想要一個體面的受降儀式，所以，一定要保留一個形式上完整的宋朝宮廷與中樞干部隊伍。

正月十九日上午，謝太后任命文天祥為樞密院樞密使，到中午時，發現右丞相陳宜中已經逃跑了，就再加封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從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天下兵馬大元帥”，但實際上能做的事只是作為宋朝的最高投降代表，去元營履行投降手續。所以，文天祥辭而不受，但他又看著謝太后實在可憐，不忍拒絕，所以，只愿以資政殿學士的身份出使元營。

我推測這時的文天祥手上甚至連支數百人的軍隊都沒有，整個臨安城的宋軍早已潰散，包括張世杰的部隊也都不見了，因為，如果能有一支數百人的忠誠的部隊，就足以把謝太后和宋恭帝護送（或挾持出城），免得做元軍的俘虜，文天祥已經獲得了都督諸路兵馬的任命，完全有身份這樣做，可他沒有這么做，只能解釋為他沒有能力這么做，而不是不想做。這時，他到不到元營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從上到下，南宋的皇太后、皇帝及殘余的官員已經完全處于元軍的控制之下，已經被俘了，只是穩操勝券的伯顏將軍給他們時間，把面子活兒干完。后來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批評文天祥到元營去談判是“愚不可及”，那是他沒有設身處地地想明白當時的情況，但凡有一點機會，文天祥也會帶著皇太后和皇帝逃跑的，他沒跑，是因為事實上已被控制起來了，跑不了。

正月二十日，文天祥帶著也是臨時任命的左丞相吳堅、同知樞密謝堂、臨安知府賈余慶等到元軍營中去見伯顏。對于對自己的任命和此次“出使”元營，文天祥是矛盾的，他明白，盡管自己說自己不是右丞相，只是資政殿學士，但那只是自欺其人，人家伯顏是把他當成宋朝的第一丞相來投降的。不去吧，對不起太皇太后，這時已經沒有人肯聽這個老太太的話了，自己這位以忠臣義士自詡的人不能不聽她的話；去吧，就得商量投降的事，履行投降的手續。怎么辦？矛盾中的文天祥也采取了矛盾的做法：接受謝太后的指示，去了元營，但是，又不投降。

到了元營以后，伯顏以為文天祥是來投降的，沒想到，文天祥發了一大通議論，指責元軍侵宋是毫無道義的侵略行徑，要求伯顏立即撤軍。伯顏糊涂了，說：“你不是宋朝丞相前來商談投降事宜的嗎？”文天祥說：“商談投降的是前任宰相陳宜中，我來是讓你退兵的。”伯顏大怒，將文天祥扣留在元營，把其他人派回去，繼續落實投降儀式各項事宜。不過，伯顏和很多元軍將領都很喜歡文天祥，他那副慷慨磊落的英雄氣概讓元軍將領們很欣賞，這段時間，他們見過太多貪生怕死前來乞降的宋朝官員了，這么豪邁英俊的人物還是第一回見（《宋史》記載文天祥長得很帥，“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他們都稱文天祥為宋朝第一大丈夫，把他軟禁起來，待若上賓。

江西吉安文天祥紀念館內的蕉雨琴：蕉雨琴為文天祥所用過的琴，后被清末豪杰譚嗣同所收藏，譚還曾專門寫過一文《蕉雨琴記》。譚嗣同就義后，其遺物被埋于地下，蕉雨琴也在其中，被發現時已腐爛為一堆木屑，所以，此文天祥紀念館內蕉雨琴應為仿品。

江西吉安文天祥紀念館內的文天祥手書：此幅文天祥書法字體纖細靈動、風格秀勁、翻轉流動，現藏于江西省吉安縣文天祥紀念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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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了文天祥，投降儀式也得搞，1276年二月初二，南宋朝廷履行了正規的投降儀式，二月初八，伯顏帶著投降的宋恭帝北返，把文天祥也帶著一同走。沒想到，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行至鎮江時，二月二十八日，文天祥和隨從杜滸等共十二人逃離了元營。

文天祥能逃離元營主要得益于元人對他的松懈。如前文所說，元人雖然將文天祥扣留在元營，但其實只是軟禁，特別是宋恭帝和皇太后都被押入元營之后，大概是元方認為，文天祥早晚也會和那些已投降元朝的宋官一樣投降的，所以，在攜其北上的一路上，放松了對他的看管。這一路上，文天祥可以會見沿途原屬宋朝的地方官，他的隨從，如杜滸等人，更是可以隨意行動，出入元營不受限制。杜滸是文天祥在臨安結識的江湖豪杰，江湖經驗豐富，他在鎮江收買了一位當地原宋軍的下級軍官為他們帶路，又收買了兩條販私鹽的民船，灌醉了監視文天祥的元軍軍官，趁黑夜逃出了鎮江。

逃出鎮江后，文天祥等人先逃到了還在宋軍控制下的真州（今江蘇省儀征市），真州守將苗再成接納了文天祥，兩人還共同慷慨激昂地規劃了一番起兵抗元、收復失地的大計。但沒過兩天，苗再成接到了他的上級、駐守在揚州的宋淮東置制使李庭芝的一份密令，讓他殺掉文天祥。原來，元人發現文天祥逃跑后，便放出風來，說是派了一名已降的宋丞相潛入宋地做內奸詐城。頭腦簡單的李庭芝信以為真，便給苗再成下了這道命令。接到這份命令后，苗再成頗費躊躇，以他這兩天與文天祥打交道的經驗，他覺得文天祥不像個來臥底的叛徒，所以，不忍心下手殺了文天祥，不殺吧，又違背了上司的命令。他采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第二天（三月初三），以視察城防工事為名，將文天祥騙出城去，告訴了他上級的命令。文天祥當時很激動，決定親自到揚州去找李庭芝說個明白，等到揚州城下，發現揚州城守備森嚴，他們根本就進不去，也不敢硬闖。這時，追隨文天祥的隨從杜滸等人勸他另投別的宋城，無奈，文天祥只好再逃向宋軍控制的通州（今江蘇省南通市）。在逃亡的路上，原來跟他從鎮江一起逃出來的十一個人中，有四個人不愿意再跟他過這種被宋元兩方追殺的日子，各攜一百五十兩銀子半路逃跑了。剩下他們八個人在行經一個叫板橋的地方時，受到二十多名蒙古散兵游勇的追殺，一名隨從又被俘，另有兩人受傷，等他們逃到通州時，只剩下七個人了。通州守將楊思復也接到了李庭芝追殺文天祥的命令，所以，一開始他將文天祥拒之城外，但后來，聽說元營也正派出人馬在追捕文天祥，才發現李庭芝上當了，所以將文天祥等人接入通州。這已是三月二十四日的事了。

在通州呆了不到一個月，傳來益、衛二王在張世杰、陳宜中等人的擁戴下，于浙江永嘉（通州治所）建立了元帥府的消息，文天祥喜不自勝，決定南下投奔元帥府。由于當時陸路已被元軍封鎖，他們只能走海路，顛簸了半個多月，抵達溫州。這一年（1276年）五月初一，陳宜中、張世杰擁立益王趙昰即帝位于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改元景炎，其生母楊淑妃為太后，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李庭芝為右丞相，張世杰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

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也到了福州。

江西吉安文天祥墓：文天祥墓位于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富田鎮鶩湖大坑村東北虎形山的文天祥陵園內，始立于元代至元21年，后經多次修葺，1987年12月被列為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

文天祥陵園內有“仁至義盡”牌坊、石拱橋、文天祥雕像、臺階、平臺、神道、拜謁臺等建筑，神道長47米，寓文天祥47歲為國捐軀之意；臺階自下而上為12級、8級、3級三個層次，以示文天祥于1283年殉難。

文天祥墓坐東朝西，呈半球形，墓高2.6米，墓碑上書“宋丞相文信國公天祥之墓”，墓前有祭祀臺地，兩邊各豎一墓表。墓左右兩山，山下一泉，正處山環水繞之中。墓的山麓前兩邊一尊尊古樸威武的石俑、石馬、石虎、石羊忠實地列于神道兩側，默守千古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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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到了福州，找到了“中央”，原本以為可以干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不想到了“中央”后才發現，局勢遠遠要比他想的嚴峻得多。

先從“中央”內部的情況看，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手里并沒有多少軍隊，二是執宰大臣也并不優秀。

當時，這個流亡小朝廷真正能依靠的，只有張世杰的部隊，這支部隊的人數并不多，雖然有些史書上甚至說有一、二十萬之眾，但從其實際作戰情況來分析，筆者推測至多不過兩、三萬人。由于手上真正能作戰的軍隊太少，所以，張世杰就努力避免與元軍的正面作戰，總是在帶著這個小朝廷四處“流浪”。

當時的景炎皇帝趙昰（即宋端宗）是個9歲的孩子，沒有能力親政，其母楊太后又只是個善良而平庸的婦女，根本沒什么政治主張，朝政實際上把持在張世杰和陳宜中手中，而又以實際擁有軍隊的張世杰權重要大一些。但這兩個人都不是那種胸懷寬闊、有雄才大略的人物，相反，都有些笨拙、偏狹，陳宜中還加上一個不負責任。內部這幾個人就團結不起來，有一次，陳宜中因對陸秀夫有意見，竟因襲官場故伎，暗中唆使諫官上奏章，彈劾陸秀夫，把陸秀夫貶謫到潮州，張世杰覺得太不像話，說都到了這個時候，怎么還玩這一手，借臺諫之手整人。在張世杰的要求下，陳宜中只好又把陸秀夫召回朝廷。

從各地的情況看，更不樂觀，大批宋朝的地方官員主動投降元軍，剩下的仍忠于宋朝的州縣被分散隔離，形不成統一的戰斗力量。那些沒見到這個流亡小朝廷的宋朝地方官還好一些，因為還對朝廷有所幻想、有希望，立場還能堅定一些。而一旦見到朝廷，發現這個朝廷要兵無兵、要錢無錢，這些地方官就開始動搖，思謀著背叛朝廷，張世杰之所以帶著小皇帝四處“流浪”，停不下來，缺乏地方官員的支持，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天祥剛來朝廷時，被委以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的官職，這是謝太后曾經委任給他的官職，從名義上看，應是朝廷第一重臣。但很快他發現，這個本來是“都督天下兵馬大元帥”的官職其實只是一個空名，因為天下已無兵馬可督，唯一一支稍微像樣的軍隊只聽張世杰的話，他也督不了。另外，他與陳宜中這種偏狹之人也相處不好，所以，便自請到前線，試圖直接掌握一支抗元部隊、有所作為。他先是到了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市），后來又到汀州（今福建長汀縣）， 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的官銜招兵買馬，組織反攻。

從1276年七月初在南劍州建立同督府，一直到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于廣東海豐縣五坡嶺被俘。大約一年半的時間，文天祥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他始終連一支像張世杰那樣忠誠能戰的隊伍都沒有建立起來，更不要說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了。唯一可以說的成就是1277年上半年，因元朝諸王內訌和北方的朝鮮造反，調集南方主力北上，文天祥趁機號召支持者們收復了江西贛州、吉州一些州縣，到了8月份，元廷處理好內部事務，派李恒為江西招討使，帶領主力元軍南下，很快又奪回了已經附宋的州縣，文天祥一路敗退。1277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江西永豐縣空坑，遭遇元軍突襲，隊伍被沖散，文天祥的妻妾及次子和兩個女兒被俘。同行的宋軍江西招討副使趙時賞故意坐在轎子里，假扮文天祥，被元軍抓獲，文天祥本人得以逃脫。趙時賞被押到元軍在隆興府（今江西南昌）的元帥府后被識破身份，慘遭殺害。文天祥一路南逃，敗入廣東境內，再沒有過有效的抵抗，此期間，他的母親和長子先后病故，他數次提出要去朝廷覲見皇帝，被張世杰拒絕。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廣東海豐縣的五坡嶺，他帶著同督軍府的直屬部隊正吃飯時，遇到元軍騎兵的突襲，文天祥被俘。被俘后，他吞下了二兩腦子（中藥名，即冰片）試圖自盡，不想沒死，只是狂瀉了一陣肚子。他的一名屬下劉子俊被俘后謊稱是文天祥，不想兩人被元兵押解時遇于路上，兩人為了救對方，爭說自己是文天祥，元兵將他們押解到大營后，找到認識他們的降兵辨識清楚身份，劉子俊被識破，元兵逼他投降，他大罵不降，被熱油烹死。

平心而論，這一年半間文天祥的無所建樹，也是勢在必然。他和張世杰不一樣，不是崛起于行伍之中的將軍，缺少和軍隊的天然聯系，倉促之間，很難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的有戰斗力的部隊，所以，他真正能掌握的只有數百人的隊伍。他在江西的反攻事實上只是靠過去的人脈關系聯系舊日同鄉親友，趁元軍北撤的空虛暫時掌握了一些縣的政權，這些人手上也沒有像樣的軍隊，所以，很多史料中聲稱他們收復十余州縣，擁有數十萬兵眾，主要是出于宣傳需要而做的夸大其實的說法。空坑之敗，掩護他撤退的只有幾百名弓手（就是民兵）；海豐被俘，他身邊的直屬部隊恐怕也不及百人，否則一支元兵小部隊也不會一下子就把他們擊潰（有史料上說是役元兵斬殺宋兵七千余人的說法不可信）。帶著這么一支小隊伍，他也和張世杰一樣，幾乎在每個駐扎過的宋朝州城都要被當地的地方官出賣，就是我前面說過的，沒見到這位同督天下軍馬的樞密使大人的地方州官，還對他存有幻想，一旦見到他只帶了這么一支弱小的隊伍，頓時喪失了戰斗下去的信心，轉而想把城池和文天祥一起交出，以增加投降元軍的資本。這使得他也始終處于“流浪”之中，從來沒有穩定的根據地。

廣東海豐方飯亭：方飯亭座落于廣東海豐縣城北郊的五坡嶺上，坐西北向東南，占地960平方米，為一座八角雙層重檐攢尖頂的古亭。此亭是為紀念文天祥被俘之地而建，取名方飯亭，是說他正在吃飯時被捉。

7

文天祥被俘之后，元軍統帥張弘范決定挾持著他一起繼續南下，最后消滅盤踞在廣東新會崖山海邊的張世杰部和南宋流亡小朝廷。1279年二月初，元軍船隊完成了對宋軍崖山駐地的包圍，二月初六，元軍乘漲潮之際，分別從海外和內陸兩側山地向盤踞在崖門灣內的張世杰部發起了總攻，不到一天時間，張世杰部全軍覆滅，陸秀夫抱著年僅8歲的宋末帝趙昺跳海自盡。文天祥目睹了戰役的過程，眼看著自己的戰友被殲滅，這是何等的痛苦！文天祥以詩歌的形式記下了他當時的感受和戰斗的經過，他的記錄，成為后人研究這場戰役的重要史料。

在對張世杰部發起總攻之前，張弘范曾派他的副手、也是文天祥在江西戰場上的老對手李恒去見文天祥，希望文天祥能作為說客去勸說張世杰投降，文天祥拒絕了這一要求，并出示了自己在途中寫的那首后來流芳千古的詩《過零丁洋》，請李恒轉交給張弘范，詩云：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張弘范見詩后說：“好人好詩”，遂不再強迫。

崖山海戰結束后，三月十四日，張弘范設宴慶祝，讓文天祥也參加。酒宴之上，他勸文天祥：“你們的國家已經亡了，您的忠孝義務已經盡了，現在您可以考慮一下，以事大宋的態度來事大元，照樣可以在大元朝當丞相。”文天祥流著淚回答道：“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余罪，還敢有什么其他想法。”張弘范想起了文天祥的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猜測文天祥是擔心自己的歷史評價而不投降，便又勸他說：“你們國家已亡，你要是死了，還有誰把你寫到歷史書中？”文天祥回答：“當年商朝滅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只是盡其心罷了，記不記到史書上無所謂。”張弘范無奈，將文天祥的表現上奏給遠在北京的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攬奏之后嘆道：誰家沒幾個忠臣呢！下詔讓張弘范把文天祥押解到北京，企圖勸降他。

四月二十日，張弘范派部將石嵩押送文天祥去大都，快進江西時，石嵩擔心江西的抗元人士劫走文天祥，便把文天祥的手腳捆起來，鎖在船艙之中。為抗議這種虐待，文天祥開始絕食，他本想絕食到死，但絕了七天之后，也沒死，而且元兵準備捏著鼻子給他灌食，他看死不了，又主動恢復了進食。

1279年十月初一，文天祥到了大都，從此開始了他最為艱苦、也最為輝煌的人生歷程。

北京文天祥祠堂（文丞相祠）：文丞相祠坐落在北京東城區府學胡同63號，據說是明清兩代為祭祀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將當年文天祥被囚禁的土牢舊址擴大改建而成。祠堂最早建于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后屢修葺, 至今仍保持明代的建筑風格。1979年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84年10月修繕后對外開放。

祠堂坐北朝南，由大門、過廳、堂屋等三部分組成，面積近600平方米。堂屋內保留有原祠堂的部分珍貴文物，如明《宋文丞相傳》石碑、清《重修碑記》石碑及《宋文丞相國公像》碑等。祠堂前院的“生平事跡展覽”簡要介紹了文天祥青少年時期、入仕后十五年間，起兵抗元、九死一生、再舉戰旗、兵敗被俘、楚囚就義的英雄事跡。

8

到達北京之后，元朝開始了對文天祥的誘降工作。一開始，他們對文天祥很優待，待若上賓，讓他住在高檔館舍之中。先是派南宋投降過來的前丞相留夢炎來勸降，留夢炎也曾經中過狀元，元人以為他會與文天祥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沒想到，留夢炎被文天祥罵了回去。

接著，元朝又派已經投降了的宋恭帝來勸文天祥，想著這是你所忠于的國君，現在他讓你來投降，你應該聽話了吧。文天祥見到恭帝后，立即行君臣之禮，北向跪拜，但是嚎啕痛哭，絕不投降，只是請“圣駕且回”。恭帝雖是個只有十歲的孩子，但也懂得基本的人情道理，而對這種忠肝鐵膽的忠臣，他也說不出勸降的話來，回去了。

最后，元朝的宰相（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親自來勸降。阿合馬是當時第一權臣，他來見文天祥，以為僅憑自己的身份就能震懾住文天祥，沒想到文天祥見了他長揖不跪，阿合馬問：“你知道我是宰相，為何不跪拜？”文天祥答：“我是南朝宰相，你是北朝宰相，平級相見，何用跪拜？”阿合馬諷刺說：“你是南朝宰相，怎么被抓到這兒來了？”文天祥回答說：“那是南朝用我用晚了，若是早用我，誰被抓不一定呢！”阿合馬說：“你現在命都捏在我的手上，還說這些話干什么？”文天祥答道：“是啊，命既然已經捏在你手上，馬上把我殺了不就得了，說什么捏不捏在你手上之類的淡話干什么？”阿合馬無功而返。

元朝統治者覺得可能是文天祥過得太舒服了，所以嘴硬。此后，便把文天祥轉入兵馬司的監獄，關入一間標準的小牢房中，還給文天祥帶上了枷鎖等刑具，折磨了他一個月后，又由副宰相孛羅和張弘范一起主持對文天祥的審問。說是審問，其實還是一種勸降，他們希望經過真正的監獄折磨后文天祥能夠屈服。一開始，他們便想讓文天祥行跪拜禮，文天祥立而不跪，旁邊的差役強行按著文天祥下跪，文天祥掙扎著坐在地上，就是不跪，而且反言相譏，你們這是施刑，不是行禮了。孛羅等人只好作罷，他問文天祥：“事已至此，你還有什么可說的？”文天祥說：“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忠于宋氏社稷，今既被執在此，請您早執行死刑。”孛羅又問：“您就不想說點兒別的？”文天祥說：“我身為大宋宰相，國家滅亡了，依我的職責應當死；我是你們的敵人，今被你們抓住，按照你們的法律，也應當死！還有什么可說的。”孛羅想打破這種簡單的對抗局面，便順著文天祥的第一句話問下去：“你說代有興亡，請說一說有幾代？是怎么興亡的？”文天祥回答：“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我今天不是來應博學宏詞科考試的，就不必多講了，你們還是該殺就殺吧，別耽誤工夫了。”此后，孛羅和張弘范等又努力想說服文天祥投降，都被文天祥頂了回去。孛羅最后說：“我知道你只求速死，我偏不殺你，就關著你。”文天祥回答：“死都不在乎，關就關吧。”

元朝統治者是真想逼文天祥投降，以為通過長期的關押，能使文天祥屈服。

從1279年十月開始，直到1283年一月九日被殺，文天祥一直被關押在兵馬司的監獄里，過著真正的囚徒生活，環境非常之惡劣，他身上長滿了虱子，衣衫襤褸。只有四十六歲的他，多次生病，瘦得皮包骨頭，已顯老態龍鐘，左眼已經看不清東西，接近失明。但他一直很平靜地對待一切，從容地寫詩、讀書，把自己的主要經歷寫了下來。他說，我想死，也求早死，剮、斬、鋸、烹、淹，怎么弄死都行，但就是不自殺。最艱難的一次是1281年五月中旬，北京下了一場暴雨，整個牢房被淹，床都漂了起來，老鼠被水淹得像魚一樣在水里亂跳，茅坑里的糞土被沖進牢房有兩尺多厚，就在這樣骯臟腐臭的環境里，他寫下了另一首流芳千古的長詩《正氣歌》（全文參見本文附錄）。

此后連續一個半月未見陽光，天氣還悶熱，七月初二，又下了一場傾盆大雨，床又要浮起來了，文天祥已經全然適應了這種狀況，居然還能在搖搖晃晃的床上進入夢鄉，起來后站在滿地泥濘中，他居然能笑得出來，因為他所讀的書和寫的詩稿仍在書架上沒被水泡了（他本來以為這些書與詩稿也保不住了）。他寫詩記下了這一夜的情景“死生已勘破，身世如遺忘”，“我方鼾鼻睡，逍遙游帝鄉”，“起來立泥涂，一笑褰衣裳，遺書宛在架，吾道終未亡”。在大雨的浸泡中，兵馬司監獄的牢房東倒西歪，眼看著全要倒塌，監獄當局只好把犯人們轉移到別處，文天祥被轉移到宮藉監，這里的環境不錯，“明窗凈壁、樹影橫斜”，讓他覺得有些陌生，作詩曰“不似為囚似為客，倚窗望斷暮天涯”。八月初七，又把他轉回了原來住的牢房，雖然水退了，牢房也加固過了，但濕熱依舊，臭氣仍在。文天祥反倒有一種流浪兒回歸舊家的親切，“恍如流浪人，一旦歸舊游。”查看架上的詩書，仍“浩然而長存”，于是，他心情寧靜地寫下：“哲人貴知命，樂天復何求。”

這期間，元朝統治者還是沒有停止對文天祥的勸降工作，曾派他的女兒和弟弟給他寫信勸降，都被他拒絕了。

公元1282年冬天，河北正定有個叫薛保住的人，聚眾起事，自稱是“真宋幼主”，要來劫獄救出文丞相。已經失去耐心的元朝參知政事買述丁力主殺掉文天祥，元世祖忽必烈接見了文天祥，親自勸降文天祥。這位馬上皇帝的勸降方式直截了當：“你如同事宋一樣事我，我不是讓你當宰相就是當樞密使。”文天祥首先譴責了忽必烈滅宋的非正義性，說“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你們利用我們的叛將叛臣，入我國都，毀我宗社，這是無道之舉。如今宋亡，天祥只當速死。”對于忽必烈的封官許愿，文天祥表示自己只是宋朝的宰相，宋亡，只有死。忽必烈沉吟半晌，叫人將文天祥押回牢房。按忽必烈的想法，還想留文天祥一段時間，繼續勸降，但宰相和參知政事都說，已經對文天祥仁至義盡，他鐵石心腸，不會投降，如果再拖延下去，他的影響越來越大，反而會激出事端。忽必烈同意他們的意見，決定殺掉文天祥。公元1283年1月9日（農歷是上一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被斬首于北京柴市口。臨行前，他向故國的南方下拜，并如釋重負地對刑卒說：“我該做的事做完了！”他死后，人們在他的衣帶中發現了這樣幾句話：“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為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后人稱此為文天祥的“衣帶贊”。

北京文天祥祠堂后院的棗樹：北京文天祥祠堂后院內尚存一株棗樹，相傳為文天祥被囚禁期間親手所植，向南歪斜的樹身象征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精神。如果此樹真是文天祥手植，那么應是宮藉監的臨時牢房所在地，至少有他詩中說的那種“明窗凈壁、樹影橫斜”的感覺，這種如度假般的靜謐環境他只住了不到一個月，絕大多數的時間是住在環境惡劣的牢房之中。

9

文天祥是宋朝人，他對于宋朝這個朝代的實際作用并不大，沒有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他對中國這個國家的作用極大，他不僅代表著這個國家的過去，也深刻地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未來。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文天祥的重要意義，得先從對于國家起源的哲學解釋開始。

關于國家的起源，歷來有兩種哲學解釋，一種是經驗論的哲學解釋，代表性的理論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種理論認為，國家是由某一區域的人民根據自己安全和生存、發展的需要，無形中締結了某種“社會契約”，形成的有秩序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這種理論有兩個核心點：一、對于構成一個國家的人民不加性質上的區別，籠統地認為全體人民都參加了締結“社會契約”的過程，全體人民都是形成國家的原因。二、人民締結社會契約、組建國家的目的是出于每個人最基本的個體生命需要：生存、繁衍、安全和追求幸福生活（追求幸福生活這種需要在可操作層面的表述就是過著比別人有錢、還要別人侍候著的生活）。

另一種解釋是唯理論的解釋，代表性的是黑格爾的“絕對理念論”，這種哲學認為，國家不是起源于普通人所共同具有的生存、安全與發展需要而締結的“社會契約”，而是起源于一種“絕對理念”，這種理念外化為具體的英雄人物，這些英雄人物憑著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才能領導著另外一些普通的民眾，建立起了國家這個有人口、有土地、有主權的政治實體。何謂“絕對理念”？就是最高、最終極的理念，無法以人類理性來解釋、只能通過某些優秀人物的個體生命表現出來的理念，這種理念是先天形成的，不知其原因，其內容就是要建立某一個國家，如同鬼神附體般地附著于某些人身上，這些人便完全喪失了普通人所有的“人性”，瘋狂地為實現這種理念而奮斗。有很多人失敗了，默默無聞地死去；也有不少人成功了，無中生有地建立起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人們就把這些人稱為英雄人物，供奉在神壇之上。由于黑格爾解釋不了“絕對理念”的形成原因（因為沒有原因才稱為絕對理念，意味著其本身就是原因），所以，很多批評者認為這一理論具有不可知論的神秘主義色彩。

這一理論也有兩個核心要點：第一，形成國家的核心力量是某些英雄人物而不是全體人民；第二，構成國家最核心凝聚力的不是每個人個體生命所具有生存、安全與發展的需要，而是某種說不明白的先天存在的“理念”。

揆諸歷史，復加以邏輯分析，筆者認為，黑格爾的“絕對理念論”更具解釋力，盡管確有神秘主義的弱點，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蓋因人類的理性即人類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它不能解釋很多事情的終極原因。

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社會契約論”在邏輯上站不住腳，它認為人們是出于保護個人生命財產和幸福生活需要這種動機才締結契約、建立國家。那么，對那些為了國家的存在而犧牲個人生命、財產的人物的動機如何解釋？難道這些人是為了失去自己的生命和財產才來締結這個契約的嗎？而且，還得承認，對于維持一個國家實體的存在，這些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生命、財產的人所起的作用，遠遠比那些只想著滿足個人生命、財產需要的人要大。如果承認，國家存在的前提是有一部分人（無論多少）肯犧牲自己的生命、財產與幸福，以實現別人的生命、財產與幸福為目的的話，那么，就只能回到黑格爾的哲學解釋上了：有一部分不以個人生命財產和幸福為最高目標的人，他們為了別人的生命、財產與幸福，甘愿放棄自己的生命、財產與幸福，驅使這些人如此行為的內在動力是什么？只能解釋為某種不知其原因的神秘理念了，這種理念就是絕對理念。

其次，從經驗的層面看，還沒有一個國家是經由全體人民締結的“社會契約”而出現的，誰也沒有在人類政治生活中觀察到一個由全體人民都同意的“社會契約”，所謂“社會契約”僅僅是一個沒有對應實體的想象。就連美國那樣號稱由全民共同意志形成的國家，如果沒有了華盛頓、杰弗遜、漢密爾頓這些英雄人物，也是不可能出現的。

我們得承認，人和人是不一樣的，至少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人，一種是杰出的英雄人物。普通人就是那些以個人生命、財產和幸福為最高價值的人，他們的天性就是貪生怕死、渴望享樂，在實際的幸福生活和抽象的理念之間，只會選擇實際的幸福生活，這種人在國家滅亡的時刻一定會當叛徒，如呂文煥、留夢炎，甚至文天祥的親弟弟文壁也是這一類人。文天祥第一次被拘元營時曾經見到過呂文煥，文天祥指責他不該投降，呂文煥辯解說，他是在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情況下，才不得已投降的，文天祥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都是借口，真實的原因就是貪生怕死，吝惜個人生命和老婆孩子的幸福生活。文天祥說得沒錯，呂文煥確實是出于這種動機投降的。后來文天祥歷盡風險逃出元營后，在真州又被自己人誤解，反被追殺，其處境比呂文煥還要艱難痛苦得多，可他為什么不投降？這說明兩種人在生命本質上就不一樣。

文天祥是那種不同于普通人的優秀人物，這種人的最高價值原則不是個人的生命、財產和幸福，甚至也不是別人的生命、財產與幸福，而僅僅只是某種抽象的理念，哪怕這個理念的外在顯現物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他們從生命本質上就確定了自己是為某種理念而生，亦應為此種理念而死的人。所以，才能堅持自己的原則，絕對不投降，而且，他們也認為別人也應和他們一樣堅持這種原則。陸秀夫是仗劍先逼著自己的妻子跳海自盡后，才抱著小皇帝跳海的，跳海前他對小皇帝說：“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從單純的個人生命價值角度看，這個只有8歲的孩子不該死，他只是個無辜者，但從國家的絕對理念而言，他作為國家的代表和象征就應該死！在這時，理念不僅與生命是矛盾的，而且是壓倒生命的最高原則。

從個體生命的角度看，文天祥首先是個普通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弱點他無不具有，他懂得享樂，過過聲伎陳設于前的奢華日子；他理解普通人的想法，知道按照普通人的正常邏輯，自己的這種做法是愚蠢之極。他也不能完全突破個人親情的約束，對別人和自己的親人有所區別，比如對一切投降元朝官府同僚如呂文煥、留夢炎者流，他都嚴詞怒斥，毫不留情，但對同樣是投降者的自己的親弟弟文壁，他是“網開一面”的，雖然他也寫詩感嘆“弟兄一囚一乘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由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三人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但是，就沒有像對呂文煥那樣的嚴詞遣責，他不僅沒有強求弟弟和自己一樣殉節，反而替他開脫。文天祥的長子在戰亂中病死之后，就把文壁的兒子文升過繼給他做繼子，文天祥害怕文升對生父不尊重，便寫信勸導他，說：“吾已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汝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意思是自己身為宰相，不得不為國家死，而文升的生父文壁為了延續文家的香煙后代，委曲求全投降元朝，算是盡孝，希望文升能一如既往地尊重其生父。而且，他也有過脆弱的時刻，他留下的《過零丁詳》、《正氣歌》、《衣帶贊》等詩句，我猜想都是在他心里充滿感傷、有些脆弱的時候寫下的，他以這種方式激勵自己堅強起來。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文人，雖然下命令殺過叛徒和敵人，但是，從來沒有親手殺過人，甚至連自己也殺不了。他自殺過兩次，但都沒死成，后來就不再自殺了。一個人若真想自殺并不難，跳崖、撞墻、上吊都可以，但他自殺不成，我理解最深層的原因就是源于對生命本身懷有強烈的眷戀，他下不了手殺害任何一個生命。

作為能考上狀元的讀書人，他有著正常人的智力水平，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維持不下去，一定會滅亡，用他自己的話說，大宋要亡是三歲的小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而且忽必烈也不是壞人，一定會將國家治理得比宋朝皇帝好，在忽必烈的統治下，天下百姓能過上太平日子，自己堅持抵抗是沒有出路的。

按照任何常人的邏輯，他都應當放棄抵抗而投降的。他忠于大宋朝，可是大宋朝的國君宋恭帝和太皇太后都投降了，而且來勸他也投降，他完全可以借口“忠于國君、服從命令”而投降，但他不投降。要是說，他因又另立了新君、宋朝還有復興的希望而堅持抵抗，那么在他被俘之后，新立的兩個皇帝也全死了，這個國家算是徹底滅亡了，換句話說，他已無國可忠、無君可忠了，那么該投降了吧？他仍不投降。他自詡要為黎民蒼生著想，那么現在，元朝人一統天下，黎民百姓已經過上了太平日子，應該投降了吧？他還是不投降。

有人將文天祥堅守下去的原因歸結為他對歷史的敬畏，他不是寫過：“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嗎？但事實上，他對歷史的虛無性也有充分的認識，所以當張弘范告訴他：你死了，沒人將你寫在歷史上時，他并沒有反駁，只是回答說：“寫不寫沒有關系，我是憑自己的內心原則在做事。”他明白，所謂“照汗青”云云，只是說給別人聽的，自己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還有人將文天祥堅守下去的原因歸結為孔孟先賢所代表的圣人之道，文天祥不是說過：“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的話嗎？可事實上，那也只是一種外在的形式，不是他行為的內在原因。《宋史·文天祥傳》的作者都知道，有宋三百年，開科取士中狀元的人也近三百位，讀的都是圣賢書，可為什么只有文天祥能做到這一步呢？這位作者得出的結論：科舉考試和圣賢書是培養不出來偉人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文天祥這位思維正常、多愁善感到甚至有些脆弱的文人，做出這么剛烈絕決、常人無法承受的選擇呢？沒有別的原因，只能說是他的生命天性使然。

我們經過剝絲抽繭般的分析，發現朝廷、皇帝、宗廟及至歷史、人民等等都是外在的因素，都不能構成文天祥的行為的內在動力。在最后的時刻，人所面對的只能是赤裸裸的自我，人所能忠誠的也只能是自我！

是的，文天祥所忠誠的對象不是具體的王朝、不是未來的史書、也不是天下的蒼生百姓，他只是忠誠于自己，而他自己是什么？就是黑格爾所說的那種“絕對理念”，關于國家的“絕對理念”。用文天祥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國亡，宰相職當死！”這確實是個永恒的原則，只要一個國家存在，就應發揮作用。

對于自己的行為動機，文天祥是有深刻的自覺的，在《正氣歌》中，他就已經說明白，自己只是天地正氣的一個化身，是一系列為了抽象的國家原則而獻身的人物中的一員。

中國這個國家，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延綿至今的國家，確實是因為有這么一種先驗的國家理念的存在，歷朝歷代都有文天祥這樣的人物，而且不是一個，是一批，與文天祥同時代的張世杰、李庭芝、陸秀夫等一系戰死不屈的英雄，還有為掩護文天祥，替他而死的趙時賞、劉子俊，都是這樣的人物，他們所忠誠的，不是某位具體的皇帝、某個具體的王朝，而是一種抽象的國家觀念，這種觀念要求這個國家的君臣以生命捍衛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實體的存在，如果這種政治實體消失了，這些君臣的生命也就應該消失：國亡，人必須死！反之，人在，國就不能亡，這是一種橫亙千古的力量，是中國千百年來經過多少次改朝換代、多少次異族夷陵，而始終沒有滅亡的根本原因。

好了，簡單地總結一下我們對于文天祥意義的理解：他是構成中國這個國家的“絕對理念”的化身，他是“中國”這個“絕對理念”的絕對顯現。

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忽必烈和張弘范等也是這種絕對理念的化身，他們之所以不想殺文天祥，花費那么多功夫和時間勸降文天祥，并不是出于通過招降文天祥來招降安撫宋朝其它臣民的功利目的，而是因為他們深刻地意識到，文天祥所代表的這種忠誠觀念是任何一個國家得以存在的前提，他們通過對文天祥的優容來表達對這種觀念的尊重。對于文天祥，一代雄主忽必烈始終有種惺惺相惜的敬意，在他與文天祥的會面過程中，只是簡單地表達了希望讓文天祥也做自己丞相的愿望，并沒有多余的勸降廢話，也許，他深知，他們都是一樣的人，彼此很相知，都在忠誠于相同的“人在國在、國亡人死”的國家理念，他對文天祥的封官許愿，表達的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嘆息：天哪，這么完美的人物怎么竟然不是我國的宰相！在殺文天祥這件事上，忽必烈表現得有些婆婆媽媽，據說，他簽署完殺害文天祥的命令后又后悔了，派人送去暫緩行刑的詔令，可是晚了，等詔令送到刑場時，文天祥已人頭落地。這個戲劇性段子的真偽姑且不論，但忽必烈對死后的文天祥的寬容是真實的。

文天祥死后，先由其妻子歐陽氏收尸，草葬于京城小南門外，半年多后，一直在京城陪著文天祥的江西義士張弘毅將尸骨取出，火化后，攜帶回文天祥的老家吉州安葬，文家人以文壁為首舉行了祭奠儀式，在當時，就給文天祥修建祠堂，而且還留出專門的祭田，其收入供文家后人祭奠文天祥用。文天祥的詩文集以及別人寫的傳記，在當時可以公開流傳。《宋史》為元人所修，以雜蕪著稱，但其中的《文天祥傳》卻寫得極好，堪稱良史。對于這位至死也不投降的敵人，忽必烈及其元朝將相給予了充分的尊重，那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原則——關于國家的“絕對理念”。

北京文天祥祠堂內的《正氣歌》碑文：文天祥祠堂前院的東墻上嵌刻有明代書法家文征明書寫的詩碑，鐫刻著文天祥的著名詩篇：《正氣歌》。

歐陽修小傳：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北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詩人。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其自稱廬陵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

歐陽修于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進士。仁宗時，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英宗時，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其于政治和文學方面都主張革新，既是范仲淹“慶歷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又喜獎掖后進，蘇軾父子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歐陽修文學方面的成就高于其政治成就，創作實績燦然可觀，詩、詞、散文均為一時之冠，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并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著有《歐陽文忠公文集》、宋詞《踏莎行》、散文《醉翁亭記》等著作名篇。

公元1071年，歐陽修辭官歸居潁州（今安徽阜陽潁州區），65歲病逝，謚號文忠。死后葬于開封新鄭（今河南新鄭），新鄭市辛店鎮歐陽詩村現有歐陽修陵園，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楊邦義小傳：楊邦義（公元1085—1129年），字希稷，南宋吉州吉水縣黃橋鎮楊家莊（今黃橋鄉云莊村）人。北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以舍選登進士第。先后任歙州婺源縣尉、蘄州學教授，授宣教郎、建康府溧陽縣知縣。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除通判建康軍提領沿江措置使司等職。

楊邦義任職十五年中，正值金兵入侵，徽、欽二帝被俘，而建康府兵又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叛亂。面對人民流離失所，社會動蕩不安的艱難形勢，時任溧陽知縣的他，在邑內“除苛政，重教化，均征搖”，并訓民為兵，加強民防，整肅治安，以至“在任三年，盜不入境”，邑人“惟恐其去，傾邑請留”。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十月，金兵再次入侵。邦義迎難而上，受命任建康軍府通判兼提領沿江措置使司，協助保衛建康（今南京）。在大軍撤出，建康城內空無守備的情況下，他仍率殘兵與民眾奮斗據守，終因寡不敵眾，城破被俘。面對降官勸降，邦義大義凜然，言：“死尚不畏，豈可利動，速殺我！”決心以死殉國，劊子手竟將其舌頭割掉，并剖開胸膛，剜去心臟。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楊邦義在健康慷慨就義，年僅44歲。后被追贈為朝奉大夫，謚忠襄，譽為廬陵“五忠一節”之一。因其愛國而去心，又被后人尊稱為楊邦乂（yì，安定太平的意思）。公元1130年，宋高宗下令在楊邦義剖心處造墓、立碑、建祠。紀念他的“褒忠祠” 位于今南京雨花臺景區內，因后又附祀文天祥，更名為“二忠祠”，其墓、碑現位于景區內二泉后山。

張世杰小傳：張世杰（？—1279年），涿州范陽縣（今河北涿州）人，曾在當時金軍將領張柔帳下當兵。蒙古滅金后，張世杰投奔南宋，成為南宋末年最重要的統帥。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臨安淪陷時，6歲的小皇帝宋恭帝被俘，張世杰與陸秀夫帶著宋朝二王（益王趙昰、衛王趙昺）出逃。他與文天祥、陸秀夫等立剛滿9歲趙昰即位為皇帝，是為宋端宗，定年號“景炎”。端宗即位后完全倚仗張世杰，張世杰多次聯合陳吊眼、許夫人等少數民族部隊抵御元朝軍隊的進攻。

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11歲的端宗溺水而死，他的弟弟衛王趙昺登基做皇帝，改元“祥興”，張世杰為少傅、樞密副使。張世杰死守崖山，另外還為太后、皇帝修建行宮。祥興二年（公元1279年），元軍大舉進攻趙昺小朝廷，張世杰率軍抵抗，在崖山海戰中大敗。眼看國家就要滅亡，他準備接回趙昺組織突圍，不料丞相陸秀夫早已背負8歲的幼帝趙昺跳海而死。張世杰知道后哭曰：“吾先立一君，不想身亡；復立一君，此君亦亡，這可如何是好！”不久，因臺風毀船而溺死。后他與陸秀夫、文天祥并稱“宋末三杰”。

浙江省東部天臺縣有一座紀念張世杰而建的祠堂，現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張世杰墓為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由香山縣知縣張汝霖捐資修成，位于珠海市斗門井岸鎮黃楊村。

《絕對理念的絕對顯現——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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