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小哥進院送包裹被狗咬傷，維權為何各執一詞？

近年來，隨著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日益受到重視，如何平衡配送效率要求與從業人員安全保護日益受到關注。

一些快遞企業及收件方往往強調“門到門”的便捷，卻忽視了快遞員在末端配送中實際面臨的人身風險與不確定環境。比如，一些收件人習慣于要求快遞上門，卻沒有對自養寵物采取必要管束措施，將配送員置于安全隱患之中。

近日，廣東省臺山市人民法院審結一起民事侵權責任糾紛案，一名快遞員因派送包裹進入收件人院內，被未拴繩的寵物犬咬傷，飼養人以其“擅自進入”為由拒絕賠償。法院最終判決飼養人承擔全部侵權責任，并明確指出，快遞員為完成投遞職責、防止包裹丟失而進入院內屬于履行工作任務的合理行為，不能成為飼養人免除其動物致害責任的理由。

快遞員進院送件被狗咬傷

“你好，送快遞。”“幫我放在門口就可以了。”2025年5月14日，快遞員黃某一如往常地到達指定地址配送包裹，被告知將包裹放在門口即可。一句看似稀松平常的回答，卻成為一起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糾紛爭議的關鍵點。

當時，黃某到達收件地址，致電包裹收件人阮某，被明確告知將包裹放置門口。但阮某收件地址為自帶花園的別墅住宅，花園外裝有一扇門，獨棟住宅另有一扇門，黃某理解的“門口”為住宅的大門。

當黃某打開花園大門到達內門口時，阮某也恰好打開內門出來接收快遞，其飼養的犬只隨即從屋內竄出咬傷黃某左手。隨后黃某報警處理并前往醫院進行治療。雙方就損害賠償責任產生爭議，2025年6月，黃某訴至臺山法院，要求阮某承擔全部侵權責任。

"門口"之界引爭議

安全注意義務誰承擔？

庭審中，雙方圍繞黃某進入花園的行為性質展開辯論。

阮某辯稱，黃某對本次事故的發生存在重大過失，自己不承擔責任或減輕責任。他認為，其在電話中明確告知，放在門口即可。黃某未經允許擅自進入阮某家中花園，存在重大過失，這才導致阮某的犬只直接引發應激反應而咬傷黃某。其次，阮某此前已為犬只進行疫苗接種，履行了飼養人的基本義務，不存在過失。據此，阮某只愿意承擔部分責任。

黃某則認為，阮某沒有明確告知放置門口具體是指哪個門，外門還是內門。而根據他的工作經驗，放置在院子外面的門口，容易發生包裹失竊事件，黃某將面臨投訴、承擔損失費等風險。綜合考慮后，黃某決定將包裹配送至內門，確保萬無一失。

這一爭議表面是對“門口”這一日常指令的理解分歧，實質是觸及勞動者在履行職務時的合理行為邊界如何界定。

法院：入院派件屬合理行為

飼養人未拴犬繩擔全責

法院經審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條規定，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是，能夠證明損害是因被侵權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擔或者減輕責任。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條規定，違反管理規定，未對動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是，能夠證明損害是因被侵權人故意造成的，可以減輕責任。

法院認為，黃某進院配送包裹的行為屬于合理理由進出阮某花園的行為，阮某飼養的寵物犬致使黃某受傷，其未能舉證證明該損害是因黃某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故阮某應對黃某的損失承擔全部的侵權責任。

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阮某主動履行了判決書確定的給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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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后余思】厘清侵權責任

保護勞動者權益

一次尋常的包裹派送，竟成為一場無妄之災。快遞員為履行“門到門”的交付承諾，踏入收件人庭院，卻遭未拴繩寵物犬襲擊受傷。當他轉向飼養人主張侵權賠償時，卻遭遇“擅自入侵”的指責。這起案件雖屬常見民事侵權糾紛，卻精準折射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末端配送環節面臨的安全風險、權責困境與維權挑戰。

安全管束是飼養人不可推卸的法定義務。飼養人以“不當進入私人領域”進行抗辯，試圖轉嫁或免除責任。法院的判決旗幟鮮明地捍衛了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精神：飼養人或管理人承擔無過錯責任，安全管束是絕對義務。除非被侵權人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否則責任不得減免。

快遞員為履行投遞職責、防止包裹遺失（這直接關聯其收入與考核）而進入院內，是履行其工作職責的合理、必要行為，符合社會普遍認知的快遞服務慣例，不構成重大過失。

這一認定具有雙重意義：其一，在法理上堅守了動物致害責任的基本歸責原則，防止私人領域主張被濫用為逃避責任的借口；其二，在實踐中保護了勞動者為完成工作所必須采取的合理行動空間，體現了司法對職業情境的現實考量。

平臺須為其算法規則下的勞動者安全風險負責。深入案情，我們會發現一個“隱身”的關鍵角色——快遞平臺及其派送規則。為確保“簽收率”、避免因包裹遺失或未上門導致的投訴與罰款，快遞員往往沒有選擇。但平臺通過數字規則追求極致效率與用戶滿意度的同時，是否充分評估并承擔了由此可能加諸于勞動者的額外人身風險？

當意外發生時，平臺往往置身事外，僅以“第三方侵權”視之，缺乏對配送員職業安全的前置性保障（如強制性的意外險、明確的安全指引、對異常配送地址的預警支持等）。這暴露了新就業形態中平臺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等：平臺制定規則、享受服務帶來的利潤，卻常常將執行規則過程中的具體風險剝離出去，由勞動者個體承擔。

社會協作需共建安全契約，便捷不應以風險為代價。“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不僅是物理距離的終點，更是社會協作與相互體諒的微觀考場。它要求收件人理解配送員的工作性質，履行對自有動物的嚴格管理責任（如拴繩、圈養），也要求社區物業在管理規約中明確相關安全要求。

此案的判決，正是對一種健康社會契約的司法確認：享受服務的便利，就必須為保障服務提供者基本的安全環境盡到必要義務。社會的便捷，不能建立在默許勞動者承擔不可預見人身風險的基礎之上。

有效維權依賴于清晰的證據意識與準確的責任鎖定。本案為戶外勞動者提供了明確指引：事發后立即報警、就醫以固定證據至關重要；明確責任主體并鎖定飼養人信息是關鍵步驟；理解自身履職行為的合理性是重要抗辯基礎。這些看似簡單的步驟，構成了勞動者在遭遇意外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基礎防線。

這起簡單侵權爭議，觸及了數字時代勞動權益保障的前沿問題。司法裁判固然厘清了個案責任，但根本解決之道，仍需多方協同：平臺企業須補位主體責任，完善算法倫理與職業安全保障；社區與居民應共建友善、安全的末端交付環境；監管框架也需與時俱進，回應新型用工風險。唯有讓“最后一公里”成為安全、受尊重的“最后一公里”，流動的服務經濟才能真正承載起應有的文明溫度。

來源 | 人民法院報 作者 | 馬卓爾 關艷瑩

版式 | 麥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