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南枝、淑柔、木生之間的感情，不是曖昧不明的三角關系，是我覺得影片最高級、高明的處理。
影片時刻聚焦在“情義”主題，完成三個角色跨越兩個時空的精神共性塑造——他們重情重義，甚至都有著不計得失的血性仗義。
只不過，同樣是塑造角色的血性仗義，影片對木生、南枝、淑柔三個角色的呈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對木生，影片用的是細節陳述，呈現了木生短暫一生的血性仗義：從馬來西亞輾轉到暹羅是因為“路見不平”，為旅館的孩子們找先生讀書識字，逆行火場救了南枝的父親，入獄是因為打了惡人，最后沉入大海也是因為與歹徒搏斗。
對南枝，影片用的是比較內斂、“執拗”的筆觸刻畫，用南枝繼承了木生志向的曲線設定來刻畫她的血性仗義，比如，南枝不僅一直教孩子們讀書識字，也一直替木生給淑柔寄僑批（“僑批”又稱銀信，是晚清至20世紀70年代，海外華僑寄回中國家鄉、“信款合一”的家書與匯款憑證的合稱）。
對淑柔，影片用的是最隱晦、最草蛇灰線的表達，主要體現在三個細節：一個“狠絕”的決定——搬家，斷絕往來；一句簡單的臺詞“留下那么多孩子，你一個人怎么養”；一個“武斷”的動作，找出所有的家當，要把18年的“債”還給南枝。三個細節之外，影片更多是通過木生和南枝的行為反襯淑柔的血性，因為她是木生和南枝都深深喜歡、惦念的人。人以類聚，以木生、南枝的為人，反襯淑柔的為人。
用現在的三觀看，這樣的血性仗義有些“迂腐”甚至“蠢笨”，但它卻是中華兒女自古以來最寶貴的民族品性之一。
這樣的血性仗義上溯至堯舜，存在于商周，流傳于春秋戰國以及后世大量華夏兒女的血管里。
商周時期叔齊伯夷不受王位，先投奔西伯（即周文王），然后叩馬而諫周武王，并在武王滅商后，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讓人扼腕遺憾。
春秋時期，跟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樣讓人難忘的，還有鐘子期死后的伯牙絕弦。
戰國時期，聶政奉母天年，然后以命酬知己，并在幫知己刺殺仇敵后，自毀身體面容，以免牽連到尚在人世的姐姐，但她的姐姐聶榮冒著被抓捕誅殺的風險也要認領弟弟的尸身，是為“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
只是，在信息化、數字化、AI化的時代里，我們很多人被各種進步和新奇層層“迷醉”著，面對各種未知的恐懼和無法掌控的挑戰，自顧尚且不暇，很難有心力去主動“行俠仗義”。
《給阿嬤的情書》通過我們在影院不由自主的眼淚，激活了我們骨子里的豪情，讓我們共鳴了三位主角的共性——血性仗義。
從這個視角而言，電影本身，何嘗不是一封寫給國人骨子里血性仗義的一封浪漫、唯美情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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