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西疑似1600年前古城浮出水面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漢平南越后在粵西置高涼縣（縣治在今陽東大八鎮古城村），今陽江地域為其核心腹地，陽江自此正式納入中央政權的直接行政管轄。東漢延康元年（220），置高涼郡，轄安寧、思平、高涼。南朝宋元嘉九年（432）置宋康郡，領廣化、丹城、石門、海陵等九縣（時縣稱令）。

丹城縣設立于此時。然而，丹城縣址具體在何方，一直鮮有考證，至今在嶺南古縣址研究中尚付闕如，本文結合實地踏勘與古籍梳理，對丹城縣遺址進行初步考證，以期填補這一空白。

踏勘尋蹤

織篢“古城坡”之秘

探尋古城遺址

源于發現陽西縣織篢鎮一處特殊的地名

——“古城坡”

為何叫“古城坡”？

莫非以前此處有過一座古城？

出于好奇

筆者驅車前往踏勘尋訪

沿G228公路，車過織篢鎮太平西大橋約兩公里左拐，駛入一條狹窄的鄉道，路口有路牌標著“牛路頭村”。行了五六百米便抵達“古城坡”所在地。這里草木蓊郁，房舍傍竹林而建，頗為清雅。為探尋地名淵源，筆者尋訪到當地73歲的吳姓老者，他世居于此，見證了村莊的變遷。據吳叔所述，現在的“牛路頭村”（屬太平村委會），就是以前的“古城坡”，吳姓在此定居已兩三百年，但人們始終不知“古城坡”之名的由來。

閑聊間，吳叔忽然憶起一段往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他的舊居旁有一處古老的夯土墻基，不知何人何時所建。那處墻基高一米多，墻體厚五六十厘米，墻上留有類似槍眼或箭垛的缺口，質地異常堅固。為了建豬圈，他便用鐵鑿將墻體逐塊鑿開。每塊長一米多、寬三四十厘米、厚二十厘米。說完便帶我們去他家菜園，說還有幾塊用作圍板。我們見到果然有幾塊大小不一的灰砂混合土制的擋板。為了證明此墻板的堅固，他當場拿起一塊往石頭上砸去，只有少許灰砂掉下，墻板完好如初，比水泥板還堅硬。吳叔還帶筆者去看村前的一道壩基。這條壩基原約五六百米長，近兩米寬，一米多高。后來村里人建房子，壩基逐步損毀，目前還殘存一小段，也不知建于何時作何用途。

這里會不會是古代的一座城池？如果城墻周長五六百米，接近兩萬平方米，相當于唐之前嶺南古縣城的建制。另外，夯土墻建筑會不會是城樓的殘基？這些有待專家深入考證。

從地形來看，古城坡地處一處坡地，以G228為界，呈“U”字形分布，開口朝向國道，形似一條牛舌伸向織篢河。從公路到河邊，落差達七八米，坡地兩側田地落差亦較大，推測這些田地昔日可能是織篢河的河道，而古城坡則是一處“U”字形半島。靠近國道一側，有一個叫“禮竹坑”的村子與牛路頭村相連，村中建有一座“鏡泉書室”，門口懸掛著“革命烈士王德符紀念館”的牌匾——王德符是大革命時期陽江十七烈士之一、農民運動的重要領導者，想不到這位革命志士竟出生于此地。

實地踏勘未能完全解開“古城坡”的謎團，筆者轉而查閱古籍資料。在康熙二十七年版《陽江縣志》中，“白石都二圖”記載有一座“古城”村。乾隆、道光年間的《陽江縣志》，以及《廣東圖說》卷46“白石都二圖”中，均有“古城”村的記載。民國《陽江志》卷二則首次明確記載“古城坡（吳）”，標注該村村民姓吳，與實地尋訪得知的情況吻合。

這個“古城”村與“古城坡”村是什么關系？是否同一個村？清代的地圖很少標到村子。經過數月的查找，筆者在1932年繪制的一幅1:50000織篢墟地圖上發現端倪，上面清晰標明“古城村”。這個“古城村”與現在地圖上的“古城坡”高度一致，該村與蒲蘆咀村隔織篢河相望。由此可證，“古城坡”村便是歷代志書中記載的“古城”村。

筆者曾查閱《陽江縣志》中記載的另外兩處“古城”村。一處是陽東大八鎮“古城村”，已基本證實為漢高涼縣古城；另一處是陽東新洲鎮“古城”，筆者推測為古平定縣古城（詳見本報2024年10月25日《古城：或為1600年前平定城？》）。那么，織篢鎮這座“古城”，又會是歷史上哪座古城的遺址呢？

史海鉤沉

丹城縣的設立與地域脈絡

要破解“古城”的身份之謎，需先梳理陽江地域尤其是陽西縣的建置沿革，明確丹城縣的設立背景與管轄范圍。

如今的陽西縣，隸屬于漢代高涼縣西部地區。建安二十四年（219），呂岱任交州刺史，土著首領錢镈率部乞降，呂岱任命其為高涼西部都尉，負責管轄這一區域。陽西地區正式設立郡、縣，始于三國吳時期：赤烏元年（238），孫權在高涼郡西北部置高興郡，領廣化、海安、莫陽、西平、化平等縣，郡治設于廣化縣（今陽江西北境）。

陽西地區置縣最多的時期，是南朝宋。彼時，郡縣轄區范圍縮小，“縣”改稱“令”。南朝宋元嘉九年（432），朝廷在陽江西部設立宋康郡，下轄九縣。《宋書》卷38記載：“宋康太守，本高涼西營，文帝元嘉九年（432）立。領縣九。戶一千五百一十三，口九千一百三十一。去州水九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八百九十七。廣化令，《晉太康地志》有，屬高興，《永初郡國》屬高涼。單城令，何志新立。逐度令，何志新立。海鄰令，何志新立。化隆令，何志新立。開寧令，何志新立。綏定令，何志新立。石門長，何志故屬高涼。威覃長，徐志有。”《宋書·本紀第五》亦載：“元嘉九年十一月癸丑，于廣州立宋康郡。”

宋康郡下轄的九座縣城，具體位置何在？《肇慶府志》記載：“地理諸書皆云宋于陽江縣置宋康郡，治廣化，自單城以下諸縣無可考。逐度，南齊志作遂度。”學界大多數認同，宋康郡郡治廣化縣位于今陽西縣程村鎮黃什河邊。而民國《陽江志》卷一則給出了更為關鍵的線索：“宋康郡既為陽江地，所屬諸縣自當在邑境，否則亦距邑境不遠。單城，即丹城，今織篢水，一名丹城水是也。海鄰，即今海陵，字相似而音亦近。石門，即今白石都石門村（現上洋鎮石門村）。”所謂“距邑境不遠”，是指除現陽西外，宋康郡還包括現茂名市電白區的東部地區。

這一記載明確指出，“單城”即“丹城”，其位置就在今織篢鎮境內，織篢河古稱“丹城水”，恰與“丹城”之名相呼應。此前歷代史志僅將丹城縣的范圍限定在織篢鎮，未明確其具體城址。結合前文實地踏勘與古籍考證，筆者推斷：織篢鎮“古城坡”，應是歷代史志中記載的丹城縣遺址所在地。

城址佐證

丹城縣的存續與地域變遷

為何斷定“古城坡”就是丹城縣遺址？除了古籍記載的線索，其地理位置、歷史存續時間與管轄范圍，均能形成有力佐證。

從地理位置來看，古城坡位于丹江（即織篢河）與高洞河的交匯處，地處太平城西側，距太平城不到兩公里。沿織篢河往下游約三公里，便是織篢舊墟；再往下游幾百米，舊墟隔河斜對面便是織篢新墟。這一分布格局清晰展現了當地城市（墟市）的變遷軌跡——從古至今，人居聚落始終沿著河流下游逐步遷移，而古城坡作為三河交匯的核心地帶，恰好符合古代縣城選址的核心特征，是早期人類聚居、設立治所的理想之地。

關于丹城縣的存續時間，史料亦有明確脈絡可循。《齊書·州郡志》記載：“宋康郡。廣化。石門。遂度。威覃。單城。開寧。海鄰。輿定。綏定。”南齊時期，宋康郡增設興定縣，“逐度”改稱“遂度”，其余建制與南朝宋基本一致。清代洪齡孫《補梁疆域志》載：“宋康郡，《隋志》杜原，梁有宋康郡。廣化。單城。石門。化隆。逐度。威覃。開寧。海鄰。輿定。綏定。”因《陳書》無地理志，而《隋書·地理志》記載，高涼、杜陵、宋康、齊安、永寧諸郡均在隋平陳后廢除。由此可推斷，陳朝時期，宋康郡及下轄的丹城縣（單城）依然存在。隋平陳之戰于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正月結束，南北實現統一，宋康郡隨之廢除。據此計算，丹城縣自南朝宋元嘉九年（432）設立，至隋開皇九年（589）廢除，存續了150多年。

丹城縣廢除后，其地域并入宋康縣；隋開皇十八年（598），宋康縣改稱義康縣；大業二年（606），義康縣廢除，其地并入杜陵縣；北宋開寶五年（972），杜陵縣并入陽江縣，丹城縣故地自此歸入陽江縣管轄，現為陽西縣地。值得一提的是，開皇九年（589），馮盎因冼夫人助隋統一嶺南有功，以門蔭授宋康縣令，成為宋康郡改縣后的第一任行政長官。冼夫人也被冊封為“宋康郡夫人”。由此推測，梁、陳時期，宋康郡也在馮冼集團的勢力范圍。

至于丹城縣的管轄范圍，筆者結合史料與地理環境推斷，其核心區域應在今織篢鎮境內，具體而言，是織篢河（流入豐頭河以上河段）、高洞河、洋河流域所覆蓋的區域——丹城縣縣城恰好位于這三條河流的交匯處，河流所及范圍，便是縣域的核心管轄區域。民國《陽江志》對這三條河流的記載，進一步印證了這一推斷：“織篢河，一名丹城水，在城西百一十里，源發云絲嶺。”“高峒（現作‘洞’）水源出雞籠嶂（現名雞籠嶺），南流十四里逕高峒村西，又九里逕太平城西門橋（現太平西大橋），大峒山水從西來注之。大峒山水源出大峒山，東流八里逕冷飯坡村前，又六里入高峒水，高峒水又南五里至岡平入織篢河。”“洋河水源出郎官山（龍高山）北之山塘甲村，北流十三里逕良坡西，木頭坑水從西南來會。木頭坑水源出沙逕山，東北流十二里合洋河水。洋河水又北七里，至織篢墟天后廟前入織篢河。”這三條河流流經的區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正是丹城縣得以存續發展的核心腹地。

古城選址

凸顯民生和戰略考量

古人選擇“古城坡”作為丹城縣治所，并非偶然，而是結合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環境，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集中體現了南朝時期嶺南地區縣城選址的戰略智慧，核心是圍繞“軍事控扼、行政羈縻、安全防御、農耕自給”四大需求展開。

其一、水路交通：軍政為核心，兼顧貿易。南朝時嶺南與內陸陸路交通因山嶺阻隔，非常不便，水路交通是重要渠道。丹城縣所在三河交匯地，是地區水路交通樞紐：織篢河、高洞河、洋河可輻射周邊數十里的俚僚部落聚居區，向上游可深入俚僚腹地，向下游可抵達宋康郡、高涼郡等地。對當時政權而言，選址不只是方便貿易，更在于應對俚僚民族叛亂的軍事機動性。一旦周邊發生俚僚部落不肯賓服，可立即舉兵出擊，快速平叛。曹勁在考察了嶺南秦漢時期的軍事城堡指出，這類城堡多位于河流交匯的險要山崗，利用地形修筑。（曹勁《先秦兩漢嶺南建筑研究》，2009年，科學出版社）丹城縣選址幾乎沿習這一傳統。

其二、行政管理：既扼水口，又控全區。俚僚部落依水而居，以河為路，河流是交通的紐帶，丹城縣扼住三河的水口，從而控制了周邊俚僚部落的水上生命線。政府通過水口設立關卡，可防止俚僚部落沿河大規模的移動，聯盟造反。另外以點制面，以一個縣城的“點”控制整個地區的“面”，以較少的行政成本達到較大的管理效能。

其三、安全保障：易守難攻，適配駐軍現狀。南朝由于中原戰亂，對嶺南的軍事投入有限。丹城作為縣級治所，駐軍極少，但三面環水的天然屏障，讓俚僚部落即使造反也難以攻取。加上高坡地勢，居高臨下，更是易守難攻。坐西北朝東南的向陽格局，是應對嶺南瘴氣的關鍵。

其四、農耕基礎：糧草自足，穩固治所根基。縣城位于三河交匯的織篢盆地，擁有成片的河濱沖積平原，可種植水稻和雜糧，具備糧食自給自足的條件，防止俚僚造反切斷糧食供給。

丹城拾遺

砂金記載與陽江產金歷史溯源

關于丹城縣，除了城址與建置沿革，南朝宋沈懷遠所撰《南越志》中，還有一段珍貴的記載，為我們勾勒出這座古縣城的經濟與自然風貌。《南越志》載：“丹城縣有釜塘，金沙自是而出”（見《太平御覽》卷七十四‘地部·塘’）；又載：“金沙自是出，采金人往往見金人形于山巑，望氣者以為山之精”（見《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

《南越志》共八卷，成書于南朝宋時期（420-479），作者沈懷遠因罪徙居廣州時所著，專門記載嶺南地區（古南越國）的異物、古跡、風土人情等內容，是研究早期嶺南歷史地理的重要文獻，原書已佚，今有輯本傳世。

此記載是嶺南地區早期砂金開采的重要文獻證據，證明早在南朝時期，嶺南土著居民已發現并利用砂金資源，反映了當時嶺南地區礦產開發的水平。當時的砂金是自然從塘底泥沙中顯現出來，無須人工開采即可獲取，反映了當地砂金資源的豐富性。

陽江歷史上一直產金，并且作為貢品上繳國家。《新唐書·地理志》記載：“恩州，恩平郡,下。本齊安郡，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齊安、杜陵置。大順二年徙治恩平。土貢：金、銀。”《宋史·食貨志七》載：“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阬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金之冶十一。”《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三》又載：“金：南恩州陽江縣磨洞場，天圣四年置，熙寧十年罷。”由此可見，陽江是宋代全國11個金礦產地之一，產金豐富。新中國成立后，陽江仍有金礦開采活動。

綜上，《南越志》中關于丹城縣釜塘出金沙的記載，是目前已知陽江地區金礦開采最早的史實，不僅豐富了丹城縣的歷史內涵，也為研究嶺南地區早期礦產開發、經濟發展提供了珍貴的文獻佐證。

來源 | 陽江日報（陳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