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陳昌浩離世后,徐向前特別叮囑:我要親自審核他的悼詞,絕不馬虎!
1967年7月30日清晨,北京八寶山。得知陳昌浩病逝的消息,正在軍委辦公的徐向前吩咐秘書:“他的悼詞,我要親自過目”,一句囑托,讓在場者都意識到,這位同生死共患難的老戰友在徐元帥心中的分量不一般。
許多人疑惑:這位昔日與徐向前并肩指揮紅四方面軍、曾寫下“鐵血西路軍”悲壯篇章的總政委,為何晚年悄然坐在翻譯臺后?答案要從1937年的陜北說起。
1937年8月下旬,延安城外黃土飛揚。陳昌浩結束輾轉,抖落一路塵土抵達楊家嶺。徐向前迎出來,拍拍他的肩膀,只說了一句:“現在回來就好了。”當年的西路軍失敗陰影仍在,他的眼神卻已平靜。
中央很快做出安排。宣傳部缺人,他被放進宣傳科,又被抽到黨校、抗大三校兼課。課堂里,他翻開手寫講義,從蘇維埃政權講到國際局勢,學員說,這人的聲音沙啞,卻透著股子倔勁。延安正忙著辦學育才,新政策、新理論都需傳遞,陳昌浩找到了發力點。
次年春天,弟弟考進抗大,來請教射擊秘笈。他端起一支舊步槍,往機槍靶位一指:“要在機槍口上,腿不抖。”寥寥數語,比冗長說教更管用。
胃病拖了下來。1939年8月27日,蘇方飛機降落延安機場,中央批準他赴蘇治療。經蘭州折向迪化,他在營房前向西路軍余部低頭檢討,那一刻,背脊僵直,久久無語。9月中旬,飛機抵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成了他的臨時戰壕。
兩年后,蘇德戰爭爆發。炮火逼近莫斯科,醫院搬遷,供給驟斷。陳昌浩放下病歷,隨疏散隊伍去了古比雪夫州的采石場,與當地工人一起鑿石、裝車,還報名參加民兵隊。面對戰火,他似乎重回戰地,只是戰袍換成了工裝。
1943年6月,共產國際宣告解散。那年夏末,他被調入外文出版社中國部,從謄寫員做起,負責馬克思主義經典漢譯校訂。紙張短缺,伏案燈下,常是一盞油燈熬過黑夜。多年后有人統計,他參與校譯的俄文本達到百萬字。
1948年冬,他寫信申請回國。直到1952年3月,蘇聯醫療部門批準放行。飛機落地北京西郊機場,劉少奇等人迎上前,寒風中握手良久。數日后,徐向前設宴洗塵,張琴秋也到了。席間,陳昌浩端著酒杯,聲音突然澀啞:“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說罷低頭一飲而盡,氣氛瞬間凝住,又很快被老戰友的笑聲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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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他盡快熟悉新中國面貌,組織安排他去東北考察。鞍鋼的高爐轟鳴,松花江畔的拖拉機卷著霧氣駛過黑土地,不得不說,這一行讓他第一次真切感到時代換了模樣。
同年6月,馬列學院成立,陳昌浩被任命為副教育長。學院要培養高級理論骨干,他埋頭編教材、審譯稿,辦公桌常摞著半人高的原典。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他兼任大會翻譯處負責人。報告一字一句翻成七種文字,上交審閱。會后,毛主席接見翻譯人員,拍了拍他的手背,輕聲道:“同志們辛苦了,你們的工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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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陳昌浩身體愈發羸弱,卻仍在課堂上講授《國家與革命》。一次下課,他對學生談到晚年理想:“只求把俄文經典多譯幾本,讓后輩少走彎路。”語氣平平,卻透出不改的執著。
1965年初夏,他獲準回到湖北漢陽老家小住。長江大橋橫亙江面,新修的紗廠機器轟鳴。看著曾經戰火紛飛的土地如今車水馬龍,他沉默良久,只在日記里寫下兩字:“值當。”
1967年7月,他的病情急轉直下。30日清晨與世長辭,終年61歲。追悼會由徐向前主持,悼詞言簡意賅,肯定其“能上能下,忠于職守”的一生。會后,老戰友們三三兩兩站在雨后青松間,沒有人多言,腳下黃土靜默,卻已將往昔烽火與翻譯案頭一并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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