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立場與時代眼光：重識文學性與文學價值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主持人：張永新（中國現代文學館學術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對談人：馬海波 陳昶 邱田 邢程 張凡 張博實 邵部 胡行舟

文學現場涌現著令人驚喜的新現象，不斷釋放創新活力。與此同時，在層出不窮的文學事件沖擊之下，我們迎面撞上文學性所指為何，文學價值何在等諸多新困惑、新難題。近期，圍繞這一主題，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學術青年工作坊邀請青年批評家們，從人的獨特性、新大眾文藝的活力、研究方法的轉型、青年精神的堅守以及媒介生態的重塑等多個維度展開討論。

“文學性”與科技的距離讓它成為人類確認自我獨特性的標志

主持人：當數字媒介、人工智能不斷重塑當下的文學閱讀與創作，重構我們的日常生活，在信息越刷越快、內容越來越短、AI也能提筆寫作的今天，我們到底該怎么理解“文學性”？這個經典命題似乎再次成為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困惑。當下，作為批評家，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文學性的內核與獨特價值？

馬海波（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在我看來，文學及文學性歸根結底與人的內在活動有關，包括人的感受、情感、思想、心靈和精神等，也與由這些內在活動引發的行動有關。比如，文學可以寫戰爭、寫革命，但文學畢竟不是歷史，文學要寫的是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在戰爭和革命中的經歷、悲喜、思考以及由此引發的選擇和行動。

文學性首先體現在它守護人的感受的肉身性。我想起一位詩人的一句詩，“詩是肉長的”。AI可以去統計一部作品里面悲傷詞匯出現的頻率，會講述一個合乎邏輯的愛情故事，但是AI永遠無法真正體會各種各樣的悲傷及其帶給人的不同感受，它也無法真正明白愛情的感覺及其對于人的刻骨銘心。文學的肉身性體現在它來自有溫度的身體，同時又抵達另一具同樣有溫度的身體。

文學性其次體現在它守護人的情感的復雜性。當下，短視頻流行，許多都是“短平快”。在教書過程中我發現，很多年輕學生從來不看電影，只通過短視頻看三四分鐘的縮減版，這樣的結果就是把電影中原本豐富、復雜、曖昧不清、欲說還休的情感簡單化、標簽化乃至膚淺化，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今天，很多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甚至有時間有精力也不愿意去深刻地思考和感受。網絡媒體傳播邏輯就是把復雜的事件和問題簡化為非黑即白，“標題黨”和流量至上。所以也有人指出，現代人可能越來越走向膚淺和粗鄙。

文學性再次體現在它守護的是人類思想的未完成性。文學很少會提供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它擅長呈現人的那種不確定性、未完成性和不完美的部分。文學，它會容納人的錯誤、退縮、猶疑、失敗。文學善待人及其軟弱和殘缺。諸如托爾斯泰這樣的大文豪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并未在愛情和道德之間提供完美、明確的答案，而是同情地表現人在這兩者間的撕扯、矛盾和徘徊。

文學性最后體現在它守護的是人類精神和心靈的內在性。我們在歷史中看到很多具體的事件，宏大的歷史發展過程，但是我們在歷史中讀不到特定時代在具體事件當中那些鮮活而真切的個體的心靈記錄。人內心的活動，你只能通過文學藝術讀到。文學是虛構的，但在表現人的情感、思想、心靈、精神等內心活動的時候，文學是最真實的。

我相信，科技越發達，人工智能技術越先進，文學的價值也越能凸顯出來。因為它是非工具的，非功利的。人永遠都需要“無用”的文學。在加速時代，文學給我們提供了“慢”的能力，在膚淺時代，文學給我們提供了“深”的能力。我們要重新把文學請回到人類生命的核心來認識它。

主持人：回望對文學性的歷次討論，往深處追尋，總能看到人何以為人的根本性問題。“文學性”與對人的認識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緊密的關系，那么我們怎樣在“人學”的視野中重新定位“文學性”？

邵部（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今年年初，深圳中學教師于雅萱在社交媒體網站上發布了一段課堂視頻，內容是青年學生對于“如果用一個字證明你不是AI，你會選哪個？”的討論。有學生給出的字是“急”，因為“機器人不懂為什么人總是很急，醫院30分鐘后才出檢測報告，為什么每過幾分鐘，就要去看結果出來沒有呢？”有學生給出的字是“頓”，“被一朵花絆住，為一朵云駐足，相比AI快捷抵達終點，人總是停頓在路上。”

類似讓人驚嘆的、富有詩意的答案還有很多，如果說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學生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那些由生命悸動的瞬間所凝聚的詞匯上。這些答案的背后，隱含的是人們在AI時代，對于“人何以為人”這一問題的思考：恰恰是那些看似“不理性”的價值判斷，“負面”的情感波動以及“不美好”的生命體驗，構成了人類區別于智能體的獨特性。

有趣的是，在表述這種觀念的時候，他們采用的不是最直白、最經濟的語言形式，而是著意對語言進行修飾、美化，使用形象化的修辭、講究節奏與音韻、經營結構。這種形式的重點不在于信息的傳遞，而在于情感、意味的營造，也就是說，他們采用的是“文學性”的方式來表達對“人”的理解。

“文學性”作為一個專業概念，是俄國形式主義研究首先提出來的。他們相信存在著一個客觀的東西，讓文學成為文學，同時也讓文學研究成為一種科學，能夠在現代學科體制中占據一席之地。歸根結底，它體現的是一種追求理性的科學主義的思維。但這種理解在當代中國只是作為一種知識被譯介過來，從來沒有成為主導性的文學觀念。尤其是在今天，當人類第一次遭遇到一個絕對理性的甚至在外貌上越來越趨近自身的他者時，我們發現“文學性”與科學的距離反而讓它成為人類確認自我獨特性的一個標志。這不能不讓人重新想起“文學是人學”的命題。無論是在20世紀50年代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無論是把人理解為集體的、階級性的還是理解為個體的、普遍性的，這些討論都是在“人”的范疇內進行的。而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一命題重新被激活了，不僅“人”構成了“文學”的最核心的概念，同時“文學”也變成了“人”進行自我定義的一種方式，即，人學也是文學。這要求我們同樣要把人本身作為“文學”來看待，面對人的情感，把握人在歷史中把自我呈現出來的那些瞬間，并將之歷史化、社會化。由此，現當代文學研究最終落在了歷史語境、社會結構與精神世界的交匯處，它的意義與價值很大程度上正體現在這一點上。

新大眾文藝：重建文藝與時代、社會、歷史的聯系

主持人：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場，會發現文學性正在以新的形態涌現，比如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新大眾文藝”“素人寫作”。如何看待這種文學形態中“文學性”的拓展和變遷？

胡行舟（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在新大眾文藝蓬勃發展的今天重估文學價值，我認為有兩個概念至關重要：一是風景的發現，二是剩余的文學性。“風景的發現”是柄谷行人的經典之論，在新大眾文藝中，它卻別有一番意味。跟職業作家不同，素人作者常有著跟文學并不相干的本職工作，這份工作甚至也成了他的經驗來源、表述重心和身份標簽，那么我們尤其需要解釋的就是：對這些并不悠閑的勞動者而言，自然、社會、文化和生命的風景是如何發現的？他們是如何一邊馬不解鞍地與時間賽跑，一邊“別有用心”地看見了風景？這就關聯著新的大眾主體的生成——我們之前討論“新大眾文藝”，往往是在新或舊的“大眾文藝”上做文章，卻未足夠重視“新大眾”與“文藝”的關系。風景的發現則揭示出“新大眾”與“文藝”之間的彼此成就。正是因為新的大眾力量的涌入，文藝才呈現出新的面目與格局，促成感性的再分配。可也正是因為文學的在場，勞動人民豐富的情感和開闊的視野才有了著落，貨車司機、快遞員或外賣員才能將日夜兼程的奔波轉化為感悟、探秘、用汗水和疲憊換取寶藏的旅程，才能為路上的風景準備好削尖的心靈觸角。風景倏忽即逝，沒有駐足與凝視，它也就仿佛并不存在，但它也未必就是風塵仆仆者的奢侈。風景的存留有賴于記錄風景的能力與心意，在某種意義上，是文學催生了風景，而風景又確認了新的大眾主體，讓平平常常的勞動者敢于肯定自身、銘刻生命的崇高一瞬，以人生乃至世界之作者的身姿昂然挺立。

關于剩余的文學性，陳曉明教授曾做過諸多闡發。而在新大眾文藝中強調“剩余”，一方面是說明素人文藝的獨特生產模式——他們的創作是忙里偷閑的剩余，是勞動節奏的延伸或懸停，是擠榨時間和生命而得來的結晶。另一方面，剩余卻并不等于貧瘠，而是恰恰意味著旺盛與涌溢。素人作者常把自己的文學姿態放得很低，自認為是“低處飛行”，是與“高大上”相對的“低小微”，但他們對文學近乎相濡以沫的珍重，其實遠高于許多專業作者。文藝浸沒入他們的身心，鼓舞其發聲，幫助樹立其作者意識和主人翁態度，使他們和世界發生更多詩意的關系，也賦予了他們更強的紓解憂難、克服困境的主體能量。正因如此，勞動者無論在什么崗位、如何奔走辛勞，都仍可以擁有一種對主體的信念，對靈魂的把握與關注，仍可以親近世界、觀賞風景，體認人生閱歷和文化沉淀帶來的充盈。

陳昶（同濟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我想強調文學的內在培育與文學公共生活的實踐意義。因為還沒有形成完整思考，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我持續觀察、跟蹤了兩年的、新大眾文藝在基層的鮮活范例——上海楊浦區的延吉七村。

它是20世紀80年代建成的大型新村，有2600多戶、五千多位居民，最初以工人為主、少量教師聚居，如今外來人口和租客多，流動性大，且老齡化突出，60歲以上老人占比超一半。

我最初受新村社群服務中心邀請參與文藝活動，第一次參加的是“今天，誰還在讀詩”，現場六十多位居民齊聚，有退休老人、全職媽媽、教師、義工，還有周邊高校學生、律師，甚至小區拾荒者。大家讀的詩五花八門，古典詩、中外現代詩皆有，還有原創詩作，讀完后不僅聊讀詩技巧、喜愛的緣由，還認真探討“今天我們為什么還需要詩歌”，這給了我極大觸動。

除了讀詩，村里還有攝影展，影視、音樂賞析甚至是廣場舞討論等活動。一位居民展出三千多張山西文保照片，激發了大家的熱情，居民們紛紛分享照片，交流攝影技巧，也聊日常生活里的美，交流怎么用鏡頭和身心去發現美；大家還圍繞電視劇《山花爛漫時》從影視表演聊到上海教育；因老齡化嚴重，我避開生硬的專家講解，推薦了《媽媽》《困在時間里的父親》兩部阿爾茨海默病相關電影，觀影討論吸引了眾多居民，甚至90歲老人也參與其中。大家的討論遠超病癥本身，延伸到生命態度、家庭情感、養老互助等話題，也讓我們意識到，這些問題不僅是技術和經濟問題，更是充滿溫度的人文問題。

延吉七村這個普通的新村，讓我們看到新大眾文藝在基層的真實模樣：盡管目前能作為實績的優秀作品不多，但通過這些公共性文藝活動，普通人真正走進了新大眾文藝。這一步步的實踐，正是我們重建文藝與時代、社會、歷史的聯系，重拾文學文藝責任意識與現實關懷的過程。

這種文學藝術在公共生活中的內在培育，是普通人自發文藝意識的內在滋養，它不用“量化”來急于求成，也不該停留在觀念層面，而是新時代大眾文藝與人文意識的實實在在的探索與用心實踐。這個過程，讓一個時代的美育和人文意識朝著平均值與最高值雙向奔赴，未來新大眾文藝的優秀創作，我想也必然蘊含在這樣的基層實踐和大眾參與之中。

主持人：來自生活現場的、帶有“田野”氣息的文學創作，確實為我們理解“文學性”提供了新的路徑。它既要求對文學創作進行重新定位與價值判斷，也倒逼文學研究者強化方法論自覺與問題意識，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建立更緊密的對話，主動適應從書齋走向現場、從文本走向生活的學術轉型。我們應該如何適應這樣的轉變？

張凡（石河子大學文學藝術學院教授）：我在新疆生活、工作二十余年，一直倡導文學研究不應局限于書齋，而應走向更為深遠、到處充滿生機的“田野”。這首先是基于作家、作品與現場是一體的認知。身居新疆的作家們，普遍具有一種“行游”的氣度與面貌。比如作家李娟，那極具現場感的文字，一下子把讀者和阿勒泰的草原、牧區的距離拉近了。這種源自大地和生活現場的文字質感，正是我們應該去切身感受的。我始終鼓勵學生走進文學現場，與作家建立深度交流。其次，是關于文學與媒體的關系。我認為文學研究不應只局限于學術期刊，媒體能讓文學更走近大眾。這些年，我通過與媒體互動，開展作家新作評論、讀書分享等，讓文學以更接地氣的方式被大眾接受。最后，不論是走進現場還是借助媒體，終歸需要從“文本”出發，回歸文學本真。我倡導一種“文本細讀—現場/對話—回歸文本”的研究路徑。文學是樸素的，文學研究也應褪去高冷，以真誠的姿態貼近生活、貼近大地。

邢程（浙江大學文學院長聘副教授）：從博士畢業到現在，我經歷了方法層面的重要轉型，我愿稱之為讀了第二個博士學位，這個“學位”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語言與經驗之間的關系。我越來越覺得，“語言與經驗之間的關系”是文學研究一個最核心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切問題的元問題。我知道許多人都關心比如新的媒體或傳播形態，但實際上，無論短視頻還是網文，“語言”只是變成了其他媒介符號，其與經驗之間的關系，仍然是根本性的。

在魯迅這里，語言捕捉經驗、再現經驗，語言在運作，但同時語言總是顯現出某種不可能性。1927年《野草·題辭》的那個著名開篇就是在字面上講出了這個不可能——沉默時充實，開口就空虛——說的就是想要表達之物總要逃逸出語言的寫作困境。而又恰恰因為這種不可能、這種困境，才使得“文學”不斷發生，就像卡夫卡所謂“我不能用德語寫作，我不能用其他語言寫作，我不能不寫作”一樣。

過去幾年里，我具體的工作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比如魯迅如何翻譯西文的名詞，比如魯迅如何拒絕“寂寞”這種命名以及作為他的反面的、郁達夫如何擁抱“抑郁癥”這個字眼，等等。我想說的是，完成這些研究，需要一個新的“工具箱”——自己組裝的工具箱，而不是現代文學研究傳統自帶的那些操作辦法。如何組裝這個工具箱？我自己的經驗是遵從魯迅在1925年給出的教導——“多讀外國書”。而當組裝并啟用這個工具箱時，當我們將“語言與經驗之間的關系”作為核心問題時，批評就成為一個必要的步驟，而所謂“文學史”的形態，也應該用一種新的方式被勾勒出來。

文學的青年立場：“常為新”與“冒犯精神”

主持人：如果說大家都真切感受到“文學性”的存在，并以各種各樣的新方式縈繞在我們周圍，那么，當下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研究，我們都常常會感受到原有經驗方法和理論范式的某種失效，我們到了一個需要新的“工具箱”的時候，然而，這一“工具箱”并非現成的，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承擔角色、發揮主動性，體現“青年立場”？“青年立場”對文學實踐的核心意義是什么？

邢程：與“青年”相關的，并不是“新”，而是“常為新”。它包含著一種不停歇的自我顛覆并據此進一步探索的機制，與它相反的是一種追求確定性、縮回舒適區、依賴安全感的研究習慣。這類似于魯迅對于“白話”的態度：“白話”并不是簡單的非文言，它沒有具體的語體所指，而是非套路、非官腔、反言之無物，是一種語言的方式，是維持語言的可信性的不懈努力。這也是語言與經驗之關系的核心所在：一旦一種言語方式被凝固下來，它就注定會在把握經驗的過程中慢慢失效，甚至反過來異化言語的主體。因此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青年”作為“常為新”的一種象征或具體化，確保著文學的永存，而在這個意義上，研究文學與文學本身也分享著同一種動力。“常為新”是一種辛苦的永動的努力，而不是那種以各種新名目來偽裝舊范式的把戲——后者其實并不鮮見，只是有些時候不容易被識別，或像皇帝的新裝一樣令人們不得不保持緘默。研究范式上的“常為新”是需要勇氣的，去識別、克服、突破那些盲人摸象、刻舟求劍式的積習。不過也要知道，這個“勇氣”并不僅是突破傳統的勇氣，也更是埋頭進行持續而艱苦的學習的勇氣。

張博實（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何平教授曾提出“文學的冒犯”這一理念，鼓勵青年寫出具有探索性的作品。這是一種廣義的“青年立場”。它包含兩種角度：第一，是代際與年齡意義上的“青年”；第二，是作家在創作實踐中所展現出的“青年精神”——一種不竭的挑戰精神。這是無論什么年齡段都可以擁有的一種“立場”。很多作家即使進入中年、老年，依舊保持著“青年般”的敘事姿態，不斷嘗試、挑戰新領域，踐行著青年般的“冒犯精神”。當創作者從“青年立場”，即冒犯的精神出發時，自然也會形成敏銳的目光來回應時代之變，即有著獨特的“時代眼光”，讓文學表達的樣態不斷更新。作家們在尋求自身變化中，順應、契合時代之變，以中國既有的思維方式，融合外來文化和現代文明的強勁氣息，形成自己的創作命意和敘事美學，使“中國經驗”在小說文本中生機勃發，民族的精神、當代人的心理和現實流變在書寫中獲得充分展現。畢竟，文學的生命力及其延續，不是靠著理論和概念，而是一種經驗，更依賴于作家對世界的審美視角與動態把握的能力。

主持人：數字媒介和AI帶來的挑戰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其中就包括對讀者感知和文學生態的深層重塑。在信息碎片化與算法推送、短視頻文化盛行的當下，讀者的注意力持續時間縮短，深度閱讀能力弱化，文學的接受場景與接受心理發生結構性位移。各位老師都是在高校工作，與青年學生、讀者們在一起，請談談從讀者變化的視角，如何應對文學危機、重識文學價值？

邱田（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我想從讀者變化的視角切入，分享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關鍵詞是“警惕”。警惕什么？實際需要警惕當下文學感知模式的改變。讀者的閱讀品味與閱讀習慣發生了內在的改變。比如微短劇追求“三秒一反轉”、脫口秀追求“五秒一爆梗”，這種媒介隱喻推崇即時滿足和去語境化敘事，與文學經典所要求的慢速閱讀、延遲滿足形成沖突。長篇小說里常見的冗長的風景描寫、復雜的人物心理，今天的讀者已經感覺“不耐受”，甚至產生了生理性不適，恨不能有類似視頻觀看的倍速可開。微短劇與脫口秀背后所代表的快消邏輯，正在以“即時滿足”重構讀者的注意力結構與審美感官，文學經典的“慢速美學”與復雜性體驗面臨被解構為“梗”的困境。

第二個關鍵詞是“重建”。算法資本沖擊了傳統標準，制定權的爭奪日益激烈。事實上，文學標準的制定權正在經歷文化資本與算法資本之爭，傳統依賴專業讀者的象征資本正被算法邏輯所沖擊，標準變得日益混亂。當我們看到百萬的銷量由短視頻帶貨決定的時候，誰才能定義什么是真正好的文學？比如關于鑒抄的討論，熱度很高的帖子下面讀者留言中常常引用網文平臺發表的標準進行討論，這種商業標準與專業標準之間是否存在差異？仿寫與抄襲的邊界在哪里？這些都需要文學標準與價值的重建，不僅在專業領域內，也在大眾傳播中。因此，專業批評需要轉型，既要堅持細讀，也要通過播客、視頻等方式進行通俗化轉譯，構建適用于數字時代的價值體系，以此來重新確立文學價值與審美判斷的坐標系。

第三個關鍵詞是“融合”。以素人寫作為例，素人寫作天然具備大眾性，提供了未被專業性束縛的鮮活體驗，這也是新大眾文藝的重要價值，但這種價值的持久化離不開文學價值與大眾讀者的有機融合。目前的素人寫作還存在著野蠻生長時文學性不足、進入廟堂后讀者流失的問題。素人身份與文學身份的完美結合需要漫長的磨合期。保持普通讀者持續的關切度也是重要課題。未來新大眾文藝若要走得更遠，需要在文學性與大眾性之間實現文本、媒介以及不同平臺與受眾層面的深度融合。

從讀者反映到批評、媒介轉型，我們面對的確實是一個本體性危機——不僅是媒介與算法帶來的，也包括AI的沖擊。我們需要從讀者、批評家、創作者多個維度深入思考，而文學批評未來的新任務，不是退回前數字時代的懷舊，而是在技術與流量的裹挾中，重新激活文學作為“人的文學”的永恒價值。

原標題：《青年立場與時代眼光：重識文學性與文學價值》

欄目主編：陸梅 文字編輯：傅小平

來源：作者：張永新 馬海波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