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中東是什么樣的？

我們得先說說，“刻板印象的中東”或者說“偏見下的中東”是如何形成的。盡管我們常說“地球是個村”，但地球太大了，大多數人對外部世界的實時了解，還是要靠新聞。但新聞有一個特點，它傾向于呈現最吸引眼球、最聳人聽聞的故事。爆炸、戰爭、難民——這些確實是真實的，但它們只是中東的一部分。當我們一再地只看到這些故事時，我們的認知就被鎖定了，陷入“信息繭房”：中東就等于危險、混亂、落后。那些和我們已有認知不同的信息，會被自動屏蔽。這就是我想寫這本書的原因：不是否認中東的問題，而是讓大家看到被“唯一的故事”遮蔽掉的那些復雜真相。比如，在去伊朗之前，我很忐忑。在我的印象中，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社會規則嚴苛的保守國家。女人必須穿長袍、戴頭巾，外國女性也不能例外。我很擔心我會做一些不得體的行為，引發種種問題。

但是，伊朗之行很快打破了這個刻板印象。有一天，我去伊斯法罕的伊瑪目廣場拍攝日落，才剛剛站定，就有四個伊朗人排著隊說想找我聊天。第一位女大學生一口氣問了我十幾個關于中國的問題。第二位小伙子問我有沒有去過美國，隨后說起了他第一次摸到iPhone 4的時刻，他說那簡直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我問起反美情緒，他告訴我，政府和人民是兩碼事，伊朗與美國政府之間的糟糕關系不影響他喜歡美國的產品，他的夢想是去美國留學，到硅谷工作。第三位年輕人問我，“在中國，男人和女人可以在公共場所約會嗎？可以牽手嗎？”我跟他說，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牽手。他很震驚，說他只在電影里見過這樣的情景。第四位姑娘跟我談了對信仰的看法，她認為個人品行與是否有信仰沒有必然的聯系。這樣的經歷不是個例。在伊朗，不管是坐公交車、坐地鐵，還是在街上散步，總有很熱情的伊朗人前來搭話。他們對外部世界有充沛的興趣、而且有極強的思辨性和批判精神，這完全顛覆了我對伊朗的刻板印象。后來，我住進了一位叫阿明的女孩家里，她告訴我：“我們有自己的秘密生活。”什么意思呢？表面上，伊朗對女性的著裝有嚴格的法律規定，但在私人空間，比如在家里、在朋友的聚會上、在山頂的僻靜角落，年輕人會脫下頭巾，女孩可以染綠色、藍色、紫色的頭發，男人和女人可以謹慎地依偎在一起。夜晚的德黑蘭山頂，成了年輕人的“自由角落”。

你看，這就是一種明面規范與私下自由的張力。這背后是伊朗近一百年來保守勢力與世俗力量反復拉鋸的結果。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體制，宗教規范被寫入法律。但伊朗歷史悠久，有燦爛的古波斯文明和深厚的文學、詩歌、藝術、哲學傳統，這些傳統塑造了伊朗人強烈的思辨精神和對自由的渴望。所以你會看到，年輕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抵抗——不是激烈的對抗，而是在法律管不到的地方，盡情做自己。

2025年10月8日，伊朗政府正式宣布廢除強制佩戴頭巾的法律。這個新聞傳來時，我并不意外。因為我見過那些染彩色頭發的女孩，她們很早就開始用行動投票了。在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前，我對巴以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我更想聽一聽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對于巴以沖突的切身感受。在以色列的特拉維夫，我找了一位年齡比較大的猶太人沙發主拉婭，她出生于1951年，幾乎與以色列同齡。她告訴我，她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的“六日戰爭”，那年她16歲。那段時間，學校的體育場被征用為墓地，酒店被征用為急救站，全國進入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那個時候，她每天出門都要攜帶防毒面具，每當防空警報一拉響，他們就躲到防空洞里，警報解除后，再繼續日常生活。拉婭和她的丈夫經濟實力雄厚，但從未想過移民，因為他們的上一代人是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血淋淋的教訓讓他們意識到，如果以色列這個國家不復存在，那么面臨排猶浪潮時，猶太人會再次無處可去。無論外界怎么看、怎么評價，但這是很多這一代猶太人真實而具體的想法。

而在隔離墻另一邊的約旦河西岸，我找了一位巴勒斯坦沙發主，她叫蕾拉，是個“黑戶”。以色列建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蕾拉的父親年輕時不堪忍受動蕩的生活，輾轉去國外打工。回到故土后，他與大量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一樣失去了公民身份，作為女兒，蕾拉也只能淪為“黑戶”。她沒有護照，不能出國，就連去以色列都是非法的。對于巴以沖突，她早已麻木，因為對她來說，生存已經很不容易，任何額外的情緒都是一種負擔。她說：“活著就是幸運，又何必給自己平添煩惱呢？”聊到巴以沖突，一位巴勒斯坦叔叔曾開門見山地告訴我，巴以沖突的核心不是宗教問題、民族問題，而是非常具體的、世俗的領土問題。其實，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的各方面差別并沒有我們想的那么大，他們上千年來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連飲食習慣都有相似之處。而現代的矛盾和沖突，主要圍繞著兩個民族如何分配有限的領土而展開。我們不否認，這位巴勒斯坦叔叔的看法過于片面、武斷，但長期生活在那塊土地的他，對于現實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最有發言權。

在約旦河西岸，我遇到過一位巴勒斯坦青年優素福，19歲時，他和爸爸一起加入了巴勒斯坦激進武裝組織，但沒過多久，他就被送進了以色列監獄，一關就是三年。出獄后，他決定放下仇恨，好好學習希伯來語和英語，去以色列謀生。而在以色列，我遇到過一位猶太青年湯姆，他無法認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種暴力行為，質疑猶太人建國的合法性。他問我：“我們真的可以因為被納粹迫害而理所當然地迫害巴勒斯坦人嗎？”為了避免被良知拷問，他決定離開以色列，移民加拿大。這兩個年輕人的選擇讓我印象很深。優素福選擇放下仇恨，湯姆選擇拒絕暴力。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試圖走出歷史的泥潭。在耶路撒冷，巴以沖突還有另一個維度：歷史被政治化。在那里，地上地下的文物不再僅僅代表過去，而是成了決定未來的籌碼。就像耶路撒冷的西墻，也就是著名的哭墻，這是猶太教第二圣殿僅剩的一道圍墻，是猶太教的第一圣地。但在西墻之上，建有伊斯蘭教的圣殿山和圓頂清真寺。兩千年來，猶太人無法靠近西墻。1967年六日戰爭后，以色列奪取了對西墻的控制權，猶太人才得以回到西墻祈禱。但這也意味著，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對圣殿山的實際掌控。

巴以沖突的復雜性在于，它是歷史創傷、地緣政治、資源爭奪、宗教分歧的多重糾纏。每個人的立場和態度都由他們的經歷和認知所塑造。拉婭的恐懼是真實的，蕾拉的無奈也是真實的。簡單的愛與恨、簡單的群體認同，很可能讓群體走向非理性。而在抽象的宏大敘事背后，一個個具體的人被犧牲、被拋棄。以色列的東北方，便是敘利亞。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后，這個國家頻繁登上國際新聞頭版頭條。2018年年底，見局勢基本穩定，我飛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從陸路進入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一到大馬士革古城，我就迅速喜歡上了這個地方。古城的生活非常接地氣，每天天剛亮，賣馕的店門口就擠滿了人。七八點，賣蔬菜、水果的店紛紛開門，學生們背著書包在小巷里打打鬧鬧。傍晚，古城的主干道非常熱鬧，披薩店、雞肉卷店門口人滿為患。周末的夜晚，酒吧里全是喝酒跳舞的年輕人。

我怎么都沒想到，經歷了七年的內戰，大馬士革的生活依舊有秩序、安穩、熱鬧。這讓我想起了阿拉伯人口中流傳的一句諺語：“人間若有天堂，大馬士革必在其中。”表面上看，很多敘利亞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但他們的人生還是極大地被戰爭給打亂了。一位敘利亞青年告訴我，敘利亞的適齡男青年必須服兵役，服兵役時間本是一年半，但內戰爆發后，這個時間就遙遙無期。他的一位朋友一去不回，已經在部隊待了七八年了。在高校里，不想加入戰爭絞肉機的青年比比皆是，他們采用的策略是一直維持上大學的狀態——先念書、再休學、再讀研究生、再休學，以此來延緩兵役。如果出國前沒有服兵役，就再也無法回國。這些青年們都盼著戰爭結束后去服一年半兵役，再出國另謀出路。好幾位敘利亞青年對我說，“敘利亞年輕人是不能有夢想的，因為我們什么都做不了。”小的時候，他們和我們一樣，對人生有很多規劃，覺得未來充滿希望，但一長大，內戰就爆發了。他們突然被困在了原地，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七年對于人類來說只是短短的一瞬間，但對于個體來說，時光一去不復返，哪怕七年之后，國家回到正軌，你也不可能回到學校里，把18歲重過一遍。這就是動蕩的時代之于個體的殘酷：個體的命運被時代和政治裹挾著，很難置身事外、獨善其身。

但是，哪怕在這樣的困境中，敘利亞人也在努力維系日常生活的秩序。一位敘利亞朋友告訴我，在連年戰亂中，敘利亞人已經習得了一種“隨時關閉感官”的技能。哪怕隔壁街道正在進行巷戰，槍炮聲漫天，人們也可以坦然地在這條街道喝咖啡、玩游戲，假裝什么都沒有發生。這并不是冷漠，而是出于一種生存的本能，避免讓自己陷入痛苦和絕望之中。我的沙發主諾瓦曾親眼看到朋友在面前被炸成碎片。她告訴我：“我不信仰宗教，但我能理解人們為什么需要'他們去了更美好的天國'這樣的慰藉。可是我知道，他們就是死了。”諾瓦的父親因為內戰而失業了五年。她告訴我：“外界對敘利亞充滿誤解，仿佛我們的生活除了炮火和逃難外一無所有，然而，戰爭并非每時每刻都在上演。”

敘利亞人更愿意與我分享日常生活。他們帶我看演出、參加訂婚宴、吃喝玩樂、過戰后第一個可以大肆慶祝的圣誕節。當宏大的局勢完全不可控時，每個人都更渴望緊緊地去抓住日常生活，以此來維系生活的秩序，獲得心靈的安寧。經歷了這一切后，我慢慢明白：我們對戰亂之地的想象往往很貧瘠，很容易把戰亂跟日常生活給對立起來，但實際上，戰亂和生活是可以共存的。戰爭是真實的，但普通人喝咖啡、慶祝圣誕節、談戀愛也是真實的。這就是被新聞遮蔽掉的“看不見”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