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3000多個陌生體溫，把我的青春釀成一杯連自己都嫌惡的苦酒

采訪對象，Elena（化名），23歲，之前在阿姆斯特丹紅燈區做性工作者。

她來得挺早的，比原來約好的時間，還提前了二十分鐘，怎么說呢，這一點還挺明顯的。

我進那家咖啡館的時候，一眼就看見她了，坐在最里面那個角落，身上是米白色毛衣，桌上放著一杯早就涼掉的美式，像放了挺久。她手指很長，也沒涂指甲油，干干凈凈的，說真的，很像那種剛下課，隨手把書塞進包里的大學生。

可眼神，不像。

那雙灰藍色的眼睛里，有種二十三歲不太該有的東西，也不是那種很直白的滄桑，換個說法，更像是看過太多人到底是什么樣之后，留下來的那種累，安靜的，壓著的疲倦。

“你就是記者，”她抬頭看我，還笑了一下，“我改主意了，不匿名，你寫吧，用我的真名，反正那個名字，現在也沒什么人叫了，”

她真名叫Elena。“我十八歲離開烏克蘭西邊那個小鎮的時候，全村人都覺得，我是去荷蘭當護士。”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很輕，輕得有點像在說別人，說一個和她沒那么相關的人，那個什么，像隔著一層東西，

01. 一個“東歐蜜桃”的生產成本，是4000公里路和一顆被嚼爛的自尊心

“你知道烏克蘭西部那種小鎮，是什么樣嗎？”

她這樣問我的時候，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接，因為我確實沒去過。

“那邊啊，到處都是廢掉的工廠，還有那些男人，伏特加能從早上喝到中午，我媽媽在超市收銀，一個月大概150歐元，我爸爸嗎，2014年之后就沒了消息，去了頓涅茨克那邊，然后，再也沒回來。”

Elena在班里成績是最好的那個，這種事其實吧，一眼就看得出來，她想當醫生，或者獸醫，也行，反正什么都可以，只要能離開那個總是在下雨的小鎮。

“我17歲的時候，在網上看見一個招聘廣告，是阿姆斯特丹一家醫療機構，要招護理助理，包住，培訓完就能上崗，工資2500歐元起。”

她說到這兒停了一下，然后低頭去看自己的手，那雙手很干凈，也沒有涂指甲油。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上帝總算聽見我祈禱了。”

中介叫安娜，是個中年女人，說話很溫柔，穿得也很講究，她專門跑到那個小鎮來面試Elena，問了幾個護理方面的問題，然后夸她英語好，還說她是“perfect”。

“不過有一個條件，得先去阿姆斯特丹做三個月職業培訓，培訓費以后從工資里扣。”

Elena的媽媽不同意，可那時候Elena已經18歲了，人一到那個年紀，怎么說呢，常常會覺得自己什么都懂。

“我跟我媽吵得很兇，我說，難道你想讓我跟你一樣，一輩子都困在這個破地方，當收銀員當到死嗎。”

后來她還是走了。

坐了四十多個小時的大巴，從烏克蘭西部一路過去，穿過波蘭，進德國，最后才到阿姆斯特丹。

“安娜來接我的時候，我還在車上睡著，她拍了拍我的臉，說，寶貝，到了，我睜開眼，看到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那個大鐘的時候，心里一下子激動得想哭，（我當時真以為新生活開始了）！”

安娜把她帶去一個公寓，不在紅燈區，是城西一個很普通的居民樓。

“里面還有三個女孩，都是烏克蘭來的，也都比我大，她們看見我拖著箱子進去，彼此看了一眼，那種眼神我一直記得，很怪，也不算怪，就是那種，怎么說呢，‘又來了一個’的眼神。”

當天晚上，安娜來敲門，手里拿著一份合同。“她跟我說，培訓計劃有點變動，現在有一份工作，來錢更快，問我愿不愿意試試。”

Elena說她當時腦子一片空白。

“我看著她，問什么工作。她說‘櫥窗’。我說我不做。她說沒關系，你可以先看看，不做也行。”

第二天，安娜帶她去了德瓦倫。

那是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紅燈區，幾百年的歷史。運河兩岸，紅色的燈光透過玻璃櫥窗，把整條街染成一種曖昧的、讓人不安的顏色。

“我站在街上，看見櫥窗里的女人。她們穿著比基尼，有的抽著煙，有的在玩手機，有的就那么直直地看著街上的男人。像商品。”

安娜讓她站在一個空櫥窗里，就站一會兒，什么都不用做。

“我就站在那里，穿著牛仔褲和T恤。街上的男人停下來看我，有一個走過來，敲了敲玻璃。我嚇哭了。”

安娜那天晚上跟她談了三個小時。

“她說，你媽媽一個月掙150歐元。你站在這里一個晚上，可以掙250歐元。你站一個月，可以給你媽媽買一套公寓。你站一年，可以讓你弟弟上大學。”

Elena說她當時想反駁，但發現自己無話可說。

“因為她說的是真的。”

02. 我的號碼牌是LV-0382，我的價格是50歐元，我的靈魂在第一個月就死了

她同意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不是同意。我只是太累了。累到不想再掙扎了。”

安娜給她辦了所有手續。荷蘭在2000年就已經將性工作合法化，性工作者需要年滿21歲，定期體檢，依法納稅。

Elena當時18歲。

“安娜改了你的年齡？”

“改了，在歐洲，錢能解決很多事情，你知道的。”

她工牌上的名字是“Mia”，號碼是LV-0382，這個“LV”可不是什么路易威登，說白了，就是“Ladies of the Window”的縮寫。

她那個櫥窗在德瓦倫一條小巷子里，不在主街，所以租金會便宜一點，一個班次150歐元，8個小時，差不多就是那樣。

“第一個晚上，我換了四套衣服，才敢把那扇門打開，你知道那種櫥窗的門嗎，其實就是一扇普通木門，可你手推上去的時候，感覺像是在推開地獄的門，（真的很怪）。”

她的第一位客人，是個50多歲的荷蘭男人，禿頂，手上戴著婚戒。

“他一進來就說，你是新來的，我說是，他說，別緊張，我會溫柔的。”

Elena說到這里，停了下，喝了一口水，她手在發抖，可聲音倒是很平靜，平靜得有點過頭。

“他確實很溫柔，可那之后，我吐了半個小時。”

紅燈區的數據就很冷，冷得不像人身上的事，根據阿姆斯特丹市政府2022年的統計，那個區域注冊的櫥窗工作室大概有300間，從業者來自80多個國家，她們每天至少得做三單，才能把日子撐住，月收入高的能到幾萬歐元，普通一點的，也就1500到2500歐元。

Elena說，她第一個月掙了5000多歐元。

“我把4000歐元匯給了媽媽，然后打電話跟她說，我在阿姆斯特丹的醫院實習，加班很多，工資也很高，她在電話那頭哭了，說我是她的驕傲。”

她的驕傲。

“我掛了電話，蹲在公共電話亭里，哭了半個小時。”

03. 在紅燈區，你學會的第一件事不是取悅男人，是把靈魂關進冰箱

“你問我是怎么熬過那五年的？”

Elena把玩著咖啡杯，杯子里已經空了。

“我把我的靈魂關進冰箱了。每天晚上打開櫥窗門的時候，我就把‘Elena’放在冰箱里，讓‘Mia’出去工作。早上回家再把她拿出來。”

她說紅燈區有一套完整的生存法則。

“你不能恨客人，恨會讓你崩潰。你也不能愛客人，愛會讓你更崩潰。你只能不在乎。完全地、徹底地不在乎。”

她見過太多。

有從英國飛過來過“單身周末”的中年男人，有結婚前夜來“最后瘋狂”的準新郎，有妻子懷孕后出來“解決需求”的丈夫，有坐著輪椅來的老人，有被朋友拉來的大學生。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男孩。他進來的時候手在發抖，說他還是處男，被朋友慫恿來的。我說你走吧，我不收你錢。他看著我，說‘可是他們都在外面等我’。”

Elena說她最后還是接了他。

“他完事之后哭了。他說‘我女朋友知道了會殺了我’。我說‘那你別讓她知道’。”

她頓了一下。

“你知道嗎？最可怕的不是那些粗暴的客人。粗暴的客人至少會讓你恨他。最可怕的是那些溫柔的，他們會讓你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正常的事。那種感覺，比被毆打還要惡心。”

在阿姆斯特丹，性工作者享有法律保護，定期接受健康檢查，依法納稅，稅率是19%。

“我每個月要交將近五分之一的收入給政府。政府拿我的錢去修路、建學校、發養老金。我的錢和他們的一樣干凈。”

她笑了，笑容里有種鋒利的東西。

“你覺得干凈嗎？”

04. 媽媽說要來看我，我把櫥窗的燈關了一個星期

第三年的時候，她媽媽說要來阿姆斯特丹看她。

“她說她在電視上看到阿姆斯特丹特別美，想來。我說好，你來了我帶你逛。”

Elena請了一個星期的假。

她把櫥窗的燈關了，搬到了另一個公寓，把所有的比基尼、高跟鞋、潤滑油鎖進了一個箱子，藏在衣柜最里面。

“我媽媽來的時候，我帶她坐了運河游船，去了梵高博物館，在鮮花市場買了很多郁金香球莖。她說阿姆斯特丹真漂亮，說我在這座城市工作真好。”

那天晚上，她們走在運河邊，不知不覺走到了德瓦倫附近。

“我媽突然停下腳步，指著櫥窗里一個女人說‘天哪，你看那些女孩’。我說‘媽，別看了，這邊治安不好’。我拉著她快步走開了。”

Elena說她那天晚上失眠了。

“我躺在她旁邊的床上，聽著她打鼾。我在想，如果她推開那扇門，看見櫥窗里的那個女孩是她的女兒，她會怎樣？”

她沒回答這個問題。

“第二天我帶我媽媽去了庫肯霍夫看郁金香。她開心得像個小女孩。我看著她笑，心里想，就這樣吧。她永遠不要知道。”

05. 你以為最臟的是身體？不，最臟的是你開始習慣

第四年，Elena說她發現自己出問題了。

“不是身體的問題。身體的問題你可以去醫院。是腦子的問題。”

她開始不覺得惡心了。

“有一天，我接了一個客人，他走后我對著鏡子看了一眼自己，居然在笑。我在笑。不是因為開心，是那種‘又一個，任務完成’的笑。”

她停下來，聲音開始發抖。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就是你已經不是你了。你變成了一個機器，一個按鈕一按就會笑的機器。你連厭惡的能力都失去了。”

阿姆斯特丹政府在2008年啟動了“1012工程”，2015年又決定關閉部分櫥窗，改造為藝術工作室和設計師店鋪。政府計劃用10年時間關閉近500間櫥窗。

“我工作的那條街，有兩個櫥窗被關了。有一天我去上班，看見那兩個櫥窗變成了一個小畫廊，里面掛著很漂亮的畫。我站在那兒看了很久。”

她說不清那一刻是什么感受。

“大概就是，這條街在變好，但我沒有。”

06. 3000多個陌生體溫，沒有一個記得住

五年，她大概接了3000多個客人。

“你記得他們的臉嗎？”

“不記得。一個都不記得。”

她說她試過記住。最開始的時候，她會在日記本上記一些細節。后來不記了。

“因為你會發現，他們都是一樣的。欲望是一樣的，身體是一樣的，完事之后的空虛是一樣的。連他們說的話都差不多——‘你真漂亮’‘你是哪里人’‘你為什么不找男朋友’。”

她見過一個客人，完事后坐在床邊跟她聊天。

“他說‘你看起來不像做這行的’。我說‘這行長什么樣？’。他說‘就是那種……你知道的’。我說‘我不知道’。他沒再說話，走了。”

她笑了。

“做這行應該長什么樣？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7. 最后一天，我把高跟鞋扔進了運河

第五年的某一天，Elena說她接完最后一個客人，穿上衣服，走出櫥窗，沿著運河走了很久。

“凌晨三點，街上沒什么人了。我在一座橋上停下來，脫下高跟鞋，一只一只扔進了運河。”

她說她看著高跟鞋沉下去，水面上的氣泡一個一個消失。

“然后我蹲下來哭了。哭得特別大聲。像一個嬰兒那樣哭。”

第二天她給安娜打電話，說她不干了。

安娜勸了她兩個小時，說現在生意不好做，你再考慮考慮。她說不用了。

她給媽媽匯了最后一筆錢，比平時多了一倍。然后在電話里說，她要換個工作，不做護士了，去做別的事情。

“我媽問我做什么。我說還沒想好。她說沒關系，你回來也行。”

Elena沒回烏克蘭。

她去了波蘭，在克拉科夫找了一份在超市收銀的工作。

“我媽媽當了半輩子收銀員，現在輪到我當了。”

她每月掙800歐元，是原來收入的十分之一。但她開始買書看了，開始種花了，開始早上起來跑步了。

“我23歲了。我18歲到23歲這五年，像是被人從我的生命里偷走了。”

08. 現在我終于敢照鏡子了

采訪快結束的時候，我問她，你還恨自己嗎？

她想了很久。

“我曾經恨過。恨自己不夠堅強，恨自己太軟弱，恨自己當初上了那輛大巴。但現在不了。”

“為什么不恨了？”

“因為恨也是一種感情。而我花了五年時間，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沒有感情的人。現在，我需要重新學習怎么去感受。恨，太奢侈了。”

她說她現在每天都會照鏡子。

“在紅燈區的時候，我從來不照鏡子。不是不敢，是沒必要。因為鏡子里的那個人不是我，是‘Mia’。我不需要認識她。”

“現在呢？”

“現在我照鏡子，會看見一個23歲的女孩。她有一些皺紋，有一些疤痕，有很多不堪回首的過去。但她在笑。這次是真的笑。”

09. 如果可以回到18歲，你會對自己說什么？

我問了最后一個問題。

Elena把毛衣袖子拉下來，蓋住手指，只露出指尖。

“我會說，別上那輛大巴。”

她頓了一下。

“但我也知道，18歲的我不會聽。因為那時候的我，太想離開那個小鎮了。太想了。想得快瘋了。”

她站起來，背上包，準備走。

走到門口的時候，她突然轉過身來。

“你知道嗎？我在阿姆斯特丹那五年，見過幾百個像我一樣的女孩。從東歐來的，從非洲來的，從亞洲來的。我們都一樣，都是因為太想‘離開’了。離開貧窮，離開絕望，離開那個看不到未來的地方。”

“但我們最后發現，你離開了一個地獄，會掉進另一個地獄。”

她推開門，外面在下雨。

她沒有打傘，就那么走進了雨里。

米白色的毛衣很快被淋濕了，但她走得很慢，很慢。

像是在確認，雨水打在臉上的感覺，是真的。

【后記】

采訪結束后，我查了一下數據。

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從業者來自全球80多個國家，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東歐。她們中很多人的故事，和Elena的故事重疊在一起——想離開，被騙，被困，麻木，然后掙扎著離開。

Elena現在在克拉科夫的一家超市當收銀員，每月800歐元。她在攢錢，想去考一個正式的護理證書。

“我還是想當護士。”她發消息告訴我，“那是我18歲的夢想。現在23歲了，也許還不晚。”

也許不晚。

在紅燈區的櫥窗里，紅色的燈光把每個人的臉都照得一樣。但在櫥窗之外，在陽光下，在雨水里，在那些沒有紅色燈光的普通街道上，她們的臉開始變得不一樣。

Elena的臉，是一張23歲女孩的臉。

有一些皺紋，有一些疤痕，但她在笑。

這次是真的。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