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個熱得像高梁地里的野合，一個冷得像流亡路上的雪
中文世界有兩個諾獎得主。一個被你記住了，一個被你忘了。
莫言和高行健，一個在國內(nèi)一個在國外，一個“熱文學(xué)”，一個“冷文學(xué)”。這個“熱”和“冷”不是溫度，是骨子里的東西。
先說熱的。莫言的文字是吃出來的。他筆下的饑餓不是隱喻，是他童年真實啃過的樹皮；他筆下的欲望不是象征，是土地上瘋長的高粱。你讀《紅高粱家族》，那些打架、偷情、殺人、喝酒的場面，熱得燙手。莫言從來不跟你繞彎子，他要寫人性，就直接寫“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滾在一起；他要寫苦難，就讓一個母親生九個孩子，看著他們一個個死去。他的熱，是把中國民間故事的血腥和粗糲全部端到你面前，不濾鏡不美顏，甚至還要加兩勺辣椒。
高行健是另一路人。他的冷，是骨灰級的冷。《靈山》里那個一直在走、一直在找“靈山”的人，走了七百多頁，最后發(fā)現(xiàn)靈山就是一場空。《一個人的圣經(jīng)》更是冷到骨頭縫里——他在寫一個流亡者回憶過去的政治風(fēng)暴，用的是第二人稱“你”，像是對著鏡子審判自己。高行健的文字像手術(shù)刀，不帶感情地切開歷史、政治、人性。他不煽情，不控訴，他甚至不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他讓你自己在那片白茫茫的雪地里站著，冷著，想明白算你本事，想不明白活該。
諾貝爾獎給莫言，是看中了他把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的狂歡能力；給高行健，是肯定了他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對抗體制的姿態(tài)。
但說實話，你更愿意讀誰？
在這個大家都活得很累的時代，莫言的“熱”是一種解藥——他讓你覺得，再大的苦難也不過是酒一碗，干了就是。高行健的“冷”就麻煩一些，他讓你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孤獨和無意義。
所以大多數(shù)中國人選了莫言。不是高行健不好，是他太冷了，冷到我們不敢照鏡子。
可問題是，這個時代的問題不是不夠熱，而是太躁了。偶爾讀讀高行健，讓自己冷靜三秒鐘，也許能看見更多不該被遺忘的東西。
莫言是酒，高行健是冰。酒能忘憂，冰能清醒。你選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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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瘋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