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反擊戰中，他率全連二百多人投降越軍，結局如何？

1990年12月的一個陰冷清晨，廣西龍州火車站月臺上多了個單薄的身影。灰呢大衣洗得發白，雙肩各提一只舊帆布包，來往的旅客認了出來，低聲議論：“他就是那個馮增敏？”風吹過站臺，議論聲被拉長，而那人神情木然，仿佛走進了另一場無聲的審判。

順著時間往回翻十年，1979年2月17日凌晨，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僅僅29天后，中國方面宣布“懲罰越軍的目的已達”，大軍開始分批撤回。中越雙方擬定了戰俘交接名單：中方移交1638人，越方只有238人，其中219人竟出自同一支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150師448團第二營。這樁“集體繳械”的消息當年被前線司令員嚴令封鎖，極少外流，原因無他，解放軍歷史上幾乎沒有過如此大規模的主動投降。

要理解整件事，得從50軍的成分講起。抗美援朝時，它曾在漢江北岸浴血堅守50天，七個連、三十一個排、一百三十八個班全部戰至一兵不剩，“鐵軍”名號由此得來。戰后，50軍被調防廣西，充當戰略預備役。多年屯駐邊境，看著兄弟部隊輪番跨過邊界作戰，官兵們心里憋著一股勁：英雄也需要戰場。

1979年3月，輪到他們了。軍里的先頭部隊是150師448團。可這支隊伍已不是當年的精銳。長年基建，老兵陸續轉業，新兵大批補入，連彼此名字都叫不全，槍械保養生疏，實彈經驗更是寥寥。軍區顧問團卻要求他們“抓住尾巴，擴大戰果”，于是原本計劃沿大路機動撤回的方案被否定，改走人跡罕至的班英北側山地，同時命令拆分兵力搜剿殘敵。

3月12日拂曉，448團二營穿行那嘎谷地，山霧未散，突然機槍聲爆裂。缺乏戰斗經歷的新兵擁擠在狹窄的山道，未及展開便被打得人仰馬翻。營部判斷對面兵力不明，急報團部。團長請示增援，卻遭師里以“敵已潰散”為由拒絕。一道命令打了回來：自行突圍。

二營被迫向更深處穿插。夜幕降臨，他們怕露宿山林暴露火光，壓低了煙火，放棄占領高地。越軍偵察分隊悄然尾隨，將包圍圈一圈圈收緊。第三天一早，密集火力如驟雨傾盆，二營官兵才驚覺主力敵軍已占據周邊制高點。此刻，彈藥減半，傷員不斷增加，呼救電報再度飛向團部。

團長熬不住良心煎熬，命副參謀長率一連、八連出援。然三股兵力尚未會合，越軍已構筑多重火力網，實行“點殺”與“分割”。增援部隊邊打邊靠攏，卻與二營一起陷在山坳，小山頭成了孤島。糧彈逐時銳減，電臺電量告急，天色一黑，四周傳來喇叭聲：“同志，別再白白送死了，下來，保證生命安全！”

八連副連長王立新端起56式沖鋒槍大吼一句：“誰敢舉手，先過我這一關！”他帶著愿意跟隨的十幾名士兵突擊山腳，與撲上來的越軍同歸于盡。戰壕里留下的弟兄們看著炸出火球的山腰，嗓子里只剩沙啞的吼聲和干涸的恐懼。

困守到第四天，情報傳來：國內已對外宣布主力部隊全部撤出，邊境即將沉寂。空中支援不會來了，地面救援也被叫停。傷員呻吟，壓縮餅干見底，繳獲彈藥所剩無幾。就在這絕望中，黨支部書記兼指導員馮增敏召集支委會，他說得委婉卻擊中了要害：“知難而退，或可保命；知難而進，恐無人生還。”他甚至提到自己昨夜“夢見神仙”的荒誕理由。會場死一般沉默，只有零星喘息。連長李和平怒目圓睜，卻也被“全連兩百多號人活命”的說辭壓住了火氣。最終，他低聲嘟囔：“聽組織安排。”短短一句，成為全連命運的分水嶺。

3月16日清晨，菅笠遮面的越南軍官帶著白布條走向小山頭。片刻后，兩百余名手持卸下彈匣的中國士兵魚貫而出，馮增敏走在最前，口中重復一句：“停火，停火。”兀自回蕩在谷底。

被俘消息送到前線指揮所，許世友暴跳如雷，一掌拍碎茶杯，但命令依舊：噤聲，不得外傳。戰后，交換戰俘時，這批人被裝上卡車返國。軍事法庭隨即開庭，馮增敏、李和平各判刑10年，其余骨干視情節輕重處分。軍內亦開出整頓名單：150師師長降職，副軍長、政治部副主任撤職，50軍兩年后整體裁撤，番號作古。

服刑期滿出獄那天，馮增敏推開高墻鐵門，天空灰蒙，他的頭發已經花白。有人追問：“當時為啥不拼？”他只說了四個字：“無可奈何。”隨后拎起行李，向人群稀少的小巷走去。寒風里，沒人再聽見他的聲音，可那段寫滿悔恨與爭議的篇章，卻在史料中留下一道無法抹去的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