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名相褚遂良的雙面人生

作者：蔣豐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九有這樣的記敘：大唐王朝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初夏，太宗皇帝彌留之際的臥榻前，長孫無忌、褚遂良跪受遺詔。當唐太宗那句“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在含風殿中回蕩時，誰也不會想到，褚遂良這位被寄予厚望的顧命大臣，將在七年后因堅持“佳婦不可廢”而血濺丹墀，最終客死他鄉。這位在初唐政治漩渦與書法史上皆留下深刻印記的人物，其一生恰如他筆下的楷書——方正遒勁中藏著微妙波瀾，法度嚴謹里透著人性溫度。

褚遂良出身江南士族，其父褚亮為陳、隋、唐三朝文臣，與虞世南、歐陽詢等并稱“十八學士”。這種家學淵源賦予他獨特的文化資本。《舊唐書》卷八十《褚遂良傳》載其“博涉文史，工隸楷”，少年時期即展現過人稟賦。但真正改變其命運的是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設立文學館，褚亮入選學士，二十六歲的褚遂良由此進入天策府視野。

值得注意的是，褚遂良的早期政治生涯頗具隱喻色彩。他最初擔任的秘書郎（掌管圖書典籍）一職，恰似其人生的縮影——在文獻典章與政治實踐間架設橋梁。《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明記：貞觀十年（636年），唐太宗命魏征編纂《群書政要》，褚遂良參與校訂。這項工作不僅深化了他的治國理念，更使其獲得接近權力核心的契機。《法書要錄》卷四則記載：貞觀十二年（638年），當唐太宗感嘆“虞世南死后，無人可以論書”時，魏征立即推薦：“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這次舉薦成為轉折點，書畫鑒賞成為君臣之間的特殊紐帶。

《唐會要》卷四稱貞觀十七年（643年）太子承乾謀反案后，褚遂良的政治角色發生質變。在立晉王李治為太子的重大決策中，他以“嫡長有序”的禮法原則堅定支持，深得唐太宗賞識。此后，其諫諍風格日趨鮮明，呈現出三個顯著特點：

其一，善用歷史類比。《貞觀政要》卷二《直諫》記錄，貞觀十五年，太宗欲封禪泰山，褚遂良上疏列舉秦始皇、漢武帝封禪后“災異頻仍”的史實，直言“陛下功雖高，德未厚；民雖安，國未富”。這種以史為鑒的諫言方式，深得太宗“以古為鏡”的精髓。

其二，敢于觸碰禁忌。貞觀十八年，唐太宗征高句麗不利，仍欲再戰。《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記載褚遂良在朝堂激烈反對：“陛下手定中原，拓境萬里，豈可為此小蕃，損君威望？”此言直指帝王虛榮心，若非貞觀朝特有的納諫氣度，恐已招致禍端。

其三，制度建設貢獻。他主持修訂的《貞觀律》疏議，將儒家禮教精神注入法律條文（《唐律疏議》序）。特別是對“八議”制度的完善，既維護了士族特權，又通過嚴格程序限制其濫用。錢大昕在《二十二史考異》中指出：“遂良執法，剛柔得中，此貞觀之治所以為盛也。”

在政治身份之外，褚遂良的書法成就構成其歷史地位的另一個維度。張懷瓘《書斷》稱其“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實反映其藝術演進軌跡。其書法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完成楷書“唐法”建構。虞世南逝世后，褚遂良實際上承擔起宮廷書法教育職責。傳為其所作的《大字陰符經》（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雖真偽有爭，但其中“提按分明、節奏強烈”的筆法，標志楷書從隋代的質樸向唐代法度的轉變。蘇東坡評曰：“清遠蕭散，微雜隸體”，準確指出其融合南北書風的特質。

第二，確立“銘石書”典范。永徽四年（653年）所書《雁塔圣教序》，是其藝術巔峰之作。此碑不僅記載玄奘取經的盛事，更在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起筆多露鋒斜切，行筆中段提按豐富，結體在歐體的險峻與虞體的寬博間找到平衡。趙孟頫在《松雪齋書論》中感嘆：“褚公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而其中鐵畫銀鉤，實具萬鈞之力。”

第三，法書鑒定的權威。貞觀六年，太宗購得王羲之事跡，真偽莫辨。褚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誤”，編成《右軍書目》，開唐代法書著錄先河。這項工作絕非單純的文物鑒定，而涉及對南朝士族文化正統的確認，具有政治象征意義。現代學者朱關田在《中國書法史·隋唐卷》指出：“褚氏的書法鑒定，實為唐太宗構建文化正統的重要環節。”

唐高宗即位初期，褚遂良與長孫無忌同心輔政，成就“永徽之治”。但永徽六年（655年）的廢后之爭，使其陷入儒家倫理與現實政治的尖銳沖突。這場震動朝野的辯論，在《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九記載極詳——

十月己酉，唐高宗召宰相議廢立。褚遂良首倡反對：“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當唐高宗不悅時，他竟置笏殿階，叩頭流血：“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這種以“先帝顧命”為武器、以去就相爭的極端方式，展現其將儒家倫理絕對化的政治風格。

需要注意的是，褚遂良的反對并非孤立行為。長孫無忌、韓瑗、來濟等關隴集團核心成員皆持相同立場。但褚遂良的特殊性在于：其一，他是唐太宗托孤時被點名的大臣，道德包袱最重；其二，其江南士族出身本與關隴集團有隙，此時卻因共同的政治理念結盟。這種矛盾預示了悲劇的必然——當武則天指控他“以顧命大臣而恃權凌主”時，唐高宗內心的猜忌被徹底激活。

顯慶二年（657年），褚遂良在愛州（今越南清化）的瘴癘之地度過人生最后歲月。據《安南志略》卷三載，其間仍“日課子弟讀書，教授越人楷法”。這個細節常被史家忽略，實則蘊含深意：唐代貶官往往在邊緣地帶播撒文化種子。近代在越南出土的唐風碑刻中，可見褚體影響痕跡，印證了這種文化輻射。

值得一提的是，褚遂良的貶謫遭遇引發持續的政治回響。韓瑗上疏言“遂良竭忠誠于國，是社稷之臣”，來濟以“漢武殺直臣遂有輪臺之悔”為喻，皆援引歷史教訓諫諍。這些努力雖未改變結局，卻構建起唐代貶謫話語中的“忠臣范式”，為后來張柬之、宋璟等人的政治抗爭提供精神資源。

褚遂良死后四十年，神龍元年（705年），在“五王政變”中復位的唐中宗下詔追復其官爵。但真正的平反要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憲宗詔令將其畫像補入凌煙閣。這個時間點的選擇頗具深意——正值元和中興，唐憲宗需要標榜“貞觀故事”以強化統治合法性。

宋代以后，褚遂良的形象進一步被道德化。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二百中雖批評其“強諫近乎沽直”，但更強調“顧命大臣當守節死義”的價值觀。而書法史上，其地位持續上升。《海岳名言》記敘米芾曾諷褚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卻不得不承認“九奏萬舞，鹓鷺充庭，鏘玉鳴珰，窈窕合度”。這種藝術與道德的雙重肯定，使褚遂良成為士大夫文化的經典符號。

麟德元年（664年），褚遂良靈柩獲準歸葬陽翟祖塋時，距其貶死已有六年。而距其書寫《雁塔圣教序》的榮耀時刻，也不過十一年。這短暫的時間跨度里，濃縮了初唐政治轉型的劇烈陣痛——從太宗朝的君臣共治，走向高宗朝的皇權集中。褚遂良的悲劇，本質是一個堅持“貞觀范式”的政治家，在時代規則變更后的必然結局。

然而歷史記憶往往富有彈性。因為要在話劇《女皇武則天》中飾演褚遂良，我曾走進西安大雁塔。在仰觀《圣教序》碑刻上那些清峻的筆畫時，我依然能感受到書寫者在平衡法度與性情時的精心運思。或許這正是褚遂良留給后世最珍貴的遺產：在政治領域，他詮釋了儒家士大夫“道高于勢”的理想人格；在藝術領域，他證明了法度與性靈可以達成完美平衡。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的評價至今耐人尋味：“遂良忠讜之士，而書法亦自成家，蓋其性之所得，有非他人所能及者。”這“性之所得”四字，或許正是理解這位復雜人物最好的鑰匙——在非黑即白的歷史評判之外，那些屬于具體生命的溫度與堅持，終究會在時光沉淀中顯現其價值。（2026年5月4日寫于日本千葉豐樂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