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叛變新四軍，1949年李先念主動宴請他，他舉報：有人要叛變

1949年6月20日，漢口發(fā)來一份急電，說鄂中聯(lián)防區(qū)出現不明動向。李先念放下手中茶碗，眉頭輕蹙，旋即吩咐值班參謀：“把郭仁泰請到應城來。”語氣不重，卻透出緊迫。因為大家都清楚，郭仁泰與這片土地上的草根武裝，有著難以切割的聯(lián)系。

要弄清這條線索，還得從1900年說起。那一年，郭仁泰出生在應城鹽礦區(qū)，家里清貧，十三歲就挑著鹽袋在礦道里奔走。粗糲的生活練就他一副好身板，也磨出了潑辣性子。鹽丁們選頭，最看重“義氣”二字，他恰好擅長結交，又能說會道，于是二十來歲就被推舉為漢留會的把頭。

漢留會并非純粹黑幫。礦工、船戶、挑夫，十有八九混在里面，要糊口，也要自保。1938年10月，日軍沿長江而上，應城失守在即。陶鑄受命主持“湯池訓練班”，需要一口氣抓住上千散兵游勇，而郭仁泰正是那把鑰匙。陶鑄提出三個條件：抗日、護民、組班。郭仁泰拍拍胸脯答應下來，場面一片熱血。可還沒三天，就被國民黨縣政府抓了。

陶鑄轉身找來鹽礦老板、商會會長聯(lián)名出面，硬是把郭仁泰撈了出來。郭仁泰一向認“救命之恩”，當晚在礦棚里點了兩盞馬燈，低聲說，“這賬記下了。”兄弟們記得更牢，從此對共產黨多了幾分敬畏。

之后戰(zhàn)局急轉。應城陷落，日偽力量膨脹。郭仁泰在黨小組協(xié)助下，拉起抗日游擊大隊，最初不過二三十條破槍，硬生生發(fā)展到近千人。可是彈藥短缺，日偽誘降接踵而來。1939年春，偽鄂西保安司令楊青山送來一頂“副司令”烏紗帽。郭仁泰猶豫，再猶豫，終究被利益裹挾，帶槍投敵。這一折騰，兄弟們心里掀起了波浪。

同年6月，李先念率新四軍挺進鄂中。眼前這一股偽軍既礙事又可惜，打嗎？能打，可是打散容易，收編難。李先念細算利弊：漢留會底子是苦力，拿槍純屬自保；郭仁泰歸了日偽，卻沒蹂躪百姓；更關鍵，他講義氣。陶鑄點頭，兩人定下方略：不打，拉。于是，一封又一封秘密電文遞到郭營里，講抗日大義，也揭楊青山貪腐。9月，陶鑄親赴漢口小碼頭，與郭對面。對話很短——“錯了就改？”“改！”幾乎沒多余字眼。

1940年初，郭仁泰舉旗反正，全團編入豫鄂挺進縱隊第六團隊，他任團長。從那天起，這支部隊連夜拆掉偽軍舊牌子，換上新四軍番號。半年間，小團連打三仗，伏擊日偽運輸隊，炸掉樊城至應城的公路橋。一時之間，漢江以北的鄉(xiāng)民奔走傳誦：“鹽丁出身的郭團長，真翻了身！”

然而舊人情、舊枷鎖并未斷根。楊青山被鄂西行署痛罵“累贅”，可還有點兵權。他對郭仁泰既敬且恨，明里示好，暗里下絆。1949年初夏，國民黨正潰退，他竟妄想利用漢留會殘余發(fā)動暴動，扳回一局。于是陰沉沉地找到郭家老宅：“弟兄這么多年，你我無話不談，再幫最后一次，保你富貴。”郭仁泰沉默良久，只回了一句：“過不了黃河，那錢我花不成。”

幾天后，郭仁泰抵達應城招待所。李先念親自設宴，席間人不多，門窗緊閉。菜剛上齊，他放下酒盅：“司令員，我要報告，楊青山打算策動叛亂。”話音落地，空氣凝固。李先念抬眼，只說：“詳細講。”不到十分鐘，一份簡易口供寫就。深夜，軍管會派出便衣，沿途截住楊青山，將其帶往漢口押解。

楊青山落網，鄂中再無大波折。隨后幾月，李先念率鄂豫邊部隊南下，和第二野戰(zhàn)軍在江西會師。郭仁泰的四十三團則奉命留守，應城鹽礦長廊里依舊燈火閃爍，可日偽、土匪的影子已經退散。有人問他：“如果再來一次，會不會走岔路？”他擺手：“當年腦子糊涂，虧兄弟們沒散。”

轉眼新中國成立，郭仁泰年已49歲，頭發(fā)花白。檔案里對他的評語是“屢有反復，終知所向”。字不多，卻把起伏寫盡。至于那場應城小宴，沒有邦交辭令，也沒有豪言壯語，卻改變了幾百條性命的命運。事情過去很久，再回望，依稀還能聞到鹽礦風吹來的潮味，混著那個年代的火藥硝煙。